找关系上本科_【观潮】中国人的“关系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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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气功大师”王林与其“关门弟子”邹勇之间，因为高达数千万元的经济纠纷而对簿法庭。

　　回顾整个7月，王林无疑是最受公众瞩目的焦点之一。随着马云、赵薇和李连杰7月的一次拜访，原本在江西萍乡缔造“大师”神话的王林重回公众视野。

　　人们的焦点也逐渐转移，从原本对气功真假的热议，到其是否充当“掮客”的讨论，有媒体评论更是指出，王林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撒下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社会和敛财关系网”。

　　大师的“关系学”

　　连日来，随着各大媒体对“王林事件”的深入挖掘，许多细节被相继披露出来。

　　王林乐于展示他与众多社会名流的合影，甚至用两层楼来专门摆放这类合影照片，所合影的人物中有高官、明星以及不少成功商人。

　　“气功”与治病一说可以争议真假，然而这些合影却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证据，指向于他所经营的“关系学”。

　　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关系”有一个特有的含义，即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人际资源以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好处。《成都商报》的评论就指出，王林的合影照是关系学更是经济学，高官名流带来的是人脉与财富。

　　而《新京报》的报道还详细地描述了，身为富商的邹勇通过王林认识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并办成事，事后邹勇送给了刘志军1740万的礼金和劳务费外加一辆豪车。

　　围绕着王林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比他的气功更具吸引力，而这样的“关系网”也曾经在“仙道”李一、“养生高手”张悟本等“大师”的身上出现，甚至曾一时喧嚣尘上的“长江商学院”也有这样刻意营造“关系学”的影子。

　　东方“关系本位”

　　人情和面子是这门“关系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于它们的一番运作，很多人能达到与他人建立“特殊关系”的效果。

　　社会学学者、南京大学教授翟学伟就曾直言，“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再进一步，则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社会既非个体本位，也非团体本位，乃是关系本位。

　　在欧美文化中，父母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意识，以自立为核心。相比之下，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方，认为“人”从根本上就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注重同情心、互助、依附、亲情、等级、忠诚、尊重、礼貌，以相互依赖为核心。也因此，西方文化要求人们“认识自我”，而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则要求人们“忘我”。

　　知名学者方朝晖近日就撰文称，在中国的文化模式下，“关系本位”就是人与人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价值观上相互模仿、相互攀比、相互依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寻找自身的安全感。

　　避之短，用之长

　　关系本位直接导致人们区分“自己人”与“外人”，成就了当今所谓的“小团体”、“帮派”、“圈子”或“地方意识”等，成为文化心理学上所讲的“团体主义”，即人们要将自己置身于一个较大的集体中来寻求安全感。

　　人们通常以关系、群体派属区分成各式各样的“圈子”，并据此判断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对不同人表现出内外相异、亲疏有别的态度、行为方式以及道德评判规则。

　　然而，文化团体主义所带来的安全感有时候甚至是人们的必需品，同时由此所衍生出的合作实力和道德力量也是社会发展所亟须的。

　　正如作家韩少功在《人情超级大国》一文中所提出的疑问：“改革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到月球上去拿个跳高冠军，因此我们能否从现实出发，找到一种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长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

　　在深化改革的今天，这个问题也许将有答案，也许永远也没有答案。

　　佛山日报记者 罗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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