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_《外交》双月刊：世界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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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双月刊22011年3/4月号文章 题：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作者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上一次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起源于美国的时候，其影响不仅对世界经济，而且对世界政治来说，都是毁灭性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为一种转变准备了条件，，就是放弃严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转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它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丧失了合法性，从而为激进的和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而本次经济危机发生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激烈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现象，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2009年初，正当全球金融恐慌处于最严重的时刻，没有任何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不再信奉自由贸易或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却是地位稳固的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了过度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的风险，呼吁加强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

自由市场模式受审判

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充分采纳了这一模式。

实际上，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许多年，发展中国家一直疏远这一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和拉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相关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赖外国资本的思想丧失了信誉。到2008年，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保持了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与控制，从而减轻了自己国家受到外国金融市场影响的程度。这些政策提供了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相隔离的环境，其正确性的证明是最近的危机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复苏：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数字要高得多。

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的国家很可能会进一步改革自己的经济政策方针，用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灵活性和效率换取旨在确保更强大的恢复力的国内政策以应对竞争压力和全球经济创伤。这些国家将会不那么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是更多地关心通过社会保障网计划把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加积极地支持国内工业。它们将会比从前更加倾向于不尊重发达国家假定的专业技能，而是认为，不仅经济实力，而且知识的实力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均匀地分布。

“外资崇拜”消亡

危机爆发前的旧的经济共识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假定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增加外资流入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即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所说的“外资崇拜”。

尽管有关自由贸易益处的著述颇丰，但资本充分流动所带来的好处则远非那么明确。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与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有关。自由的资本市场的确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本。但相互联系的大型金融机构也会冒险。而这种风险给经济的其他部门强加巨大的负面外部性。

因此，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带有悖论性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美英两国人最终将会领教到东亚人十多年前就弄明白的事情，即开放的资本市场，加上没有监管的金融部门，是一场等候已久的灾难。

因此，这场危机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外资崇拜的消亡。曾经热衷于这一做法的国家，譬如冰岛、爱尔兰和东欧的那些国家，遭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并面临的经济复苏也最为艰难。

这场危机的作用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发达和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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