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发达国家吗_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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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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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8  周光辉 刘向东

     (二)社会转型期降低了国家整合治理能力
   
    因历史等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赶超状态。而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努力，使得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历时性解决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却需要共时性解决。[21]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这种“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这种压缩式的现代化一方面“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22]另一方面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往往表现出“结构紧张”特征。所谓“结构紧张”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从而产生了一种失衡状态。[23]这种失衡状态，使得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治理，催生了比传统国家更多的矛盾和问题”。[24]
   
    这种失衡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呈现出结构性失衡。首先，这种结构性失衡是一种整体性失衡，即，发展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是综合性的，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整体性失衡往往与民族和地域的边界契合。一旦人们感觉到这种失衡是与其地域或者民族边界相契合，这种结构性失衡往往会使这些社会成员感觉到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的发展中是被遗忘的，甚至是被歧视的，在集体的想象中自己“成为骄傲的邻居们轻视或是屈尊俯就的对象，这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了”，因此，会对其他民族“充满怨恨和敌意”，[25]并引发了原始的愤怒与强烈的自我肯定。因为“国家自身的保护性和代表性角色逐渐丧失了合法性。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少数群体以一种自我依赖的非政府结构，在社区的团体中找寻避风港”。[26]进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产生质疑，而原生的共同民族习俗与宗教自然成为彼此认可的共同的信念。而作为价值指引，民族认同就进入了政治领域与公共生活之中，以填充由国家认同缺失所带来的秩序空缺。面对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民族认同的排他性必然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反向歧视与排挤，这也是民族冲突总会在结构性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意识到这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存在着可能引起民族分裂的潜在危险，并试图通过由国家制定的直接的经济政策与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赋予某些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获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在社会事务上的特权来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问题，但这种民族政策的后果值得商榷：一方面，这种以民族身份作为依据政策的补助，反而让得到补助的民族感到这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标签，补助与特权都是来自他者的怜悯与施舍；另一方面，这种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分配恰恰会引起对公民身份的质疑。具体来说就是使得民族成员感觉到在公共政治领域内民族身份而非公民身份对自己有着更大的意义，这反而会激励这些公民以民族身份向国家提出政治要求，甚至是主权等政治权力的诉求。
   
    (三)全球化进程削弱了国家的自主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国家认同的建构而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参与市场要素的全球流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往往以经济发展的绩效作为塑造政治合法性的途径，所以，全球化带来人们物质生活与生存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削弱，降低了国家权力回应社会成员多元需求的能力，自然对国民的国家认同产生消极的影响。
   
    全球化到来之前，国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影响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条件需要置于他们的集体的控制之下”。[27]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任何国家都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国家正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行动者”的地位，国家绝对的决策自主性已经成为历史。首先，全球化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对国家主权已经形成冲击，从而限制了国家对国内各方面社会事务的影响力。国际市场的形成意味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最终得到承认，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越来越独立于主权国家的控制之外，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权力明显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限制。在社会与政治事务方面，全球问题的出现与全球共识的形成以及超国家组织的出现，同样削弱了传统国家权力。全球问题特别是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单个国家无法解决，国家必须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或国际性的联盟或组织统一协调。“现代国家日益陷入充满超国家的、政府间的和跨国的力量的地区和全球相互联系之网中，而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国际和跨国组织与集团的发展，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到国际压力集团和社会运动，既改变了国家……国家已经变为一个不完整的决策舞台”。[28]即使是主权国家一向宣称的在国内政治事务中具有的绝对不可侵犯的主权，也在受到挑战。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发达的传媒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已经不可能忽略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影响。
   
    其次，全球化在削弱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政治认同的“去中心化”。全球化时代把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人们的生活空间无限放大，人们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域约束全球自由流动。面对不同文化的诸多“他者”的存在，“我是谁”、“我们是谁”再次为人们所追问，对归属感的追求本能地唤起人们对认同的需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市俗化及社会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就生活方式的市俗化对于个人的影响而言，“在传统已经很大程度被日常生活例行化所代替，‘意义’已经落到了私人和公众的边缘的条件下，语言的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起以维系本体安全”。[29]所以，“全球化在抽离国家力量的同时，同样进一步使事物本土化，为地方自治和新型地方主义创造了需求，地方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备受关注……”[30]而全球化的流动性无疑加剧了人们对地方性社会认同的需求。全球化时代信息与人员的流动，对于民族地区，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中的落后民族地区而言，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无疑被凸显出来了。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在这种差异的呈现中更愿意寻找不同于“他者”且不可代替的特征，于是，古老的民族认同再次成为人们的皈依之处，地方性社会认同的需求被唤起。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人们的影响而言，国家正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地位。多元化社会群体的形成，不仅使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来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而且使传统的以“社会控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难以在维护稳定和增进社会活力之间维系平衡了。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鼓励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实现从自上而下单向的社会管理，向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的具有“公共多元治理”特征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势必会引起政治认同的“中心化”意识的削弱。
   
    三、以现代国家制度建构强化国家认同
   
    全球化进程本身不可避免，而且国家依然是当下全球社会中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单元。因此，多民族国家要克服国家认同危机仍然要以完成自身的国家建设为宗旨，以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强化国家认同。具体包括：
   
    (一)以培育公民人格实现身份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族身份的差异性。具有差异的民族结成国家共同体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分配成员资格。“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而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31[因此，确立超越不同民族、宗教、语言等多元文化共同体差异的平等的公民身份，是强化国家认同的首要任务。“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32]公民身份在法律中的确立，既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律表达，也是体现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公民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称谓，而且是现代国家中的成员身份与法定地位，是规范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关系与确定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的制度安排。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应当在包容与超越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树立起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身份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然属性，不同民族成员拥有法律所承认的“公民身份”并不等于已经具有公民人格，这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都面临着如何成为合格公民的问题。成为合格公民的关键在于将公民身份内化为人格结构中的一部分，养成公民人格，表现为公民能够在心理上认同公民身份，并将相关的法律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方式，将服务于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二)以树立宪法权威实现权威认同
   
    多民族国家已不再是一个血缘共同体，而是通过相互承认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不同族群之间在利益上不仅具有共同性，同时也具有差异和分歧。在资源稀缺、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和分歧的约束条件下，政治共同体的维系必须以一定的行为规范为基础，需要形成一种有制度保障的、有规律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聚合，实现聚合的制度化。[33]所谓聚合的制度化，就是使不同族群的相互承认建立在基于政治共识形成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将共同体的聚合置于宪法的权威之下，实现由血缘共同体向法律共同体的转变。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34]所以，强化国家认同的根本途径是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实现权威认同。宪法的权威性不是来自于宪法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政治定位。它通过一种政治约定的方式来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主张与偏好，包容具有差异性的利益要求，从而为不同族群合法地、和平地解决利益差异和分歧提供制度平台与行为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是统合政治共同体一体化的根本大法。要强化国家认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树立和维护宪法的权威。
   
    (三)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保障认同
   
    宪法权威的树立实现了普遍的人权向具体的法律意义上公民权的转换，此时载于宪法文字中的法律意义上的诸多公民权就成为了国家向国民承诺的公民身份的具体表征。但是，这一法律意义上的承诺能否真正实现，还需要一个完备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现实化。由于社会认同的形成是有条件的，所以强化国家认同要求国家必须履行两项基本政治责任：从积极的方面说，国家应当承担平等地尊重、保护与善待不同族群的政治责任；从消极的方面讲，国家应当承担不得对不同族群实施任何制度性歧视的政治义务。这意味着，强化国家认同客观上要求国家要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提供保障，使他们能够分享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不同族群成员所分享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还包括共同的政治心理情感与价值观念。通过分享，使不同族群成员都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才能形成对共同体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做到全覆盖、公正性和可持续，就要满足不同族群成员基本需求，消除多种潜在的社会认同的威胁，[35]避免出现少数族群边缘化引起的心理失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的精尽与否，遂成为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36]
   
    (四)以构建民主协商机制实现程序认同
   
    实现多民族的有机政治整合，一直是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央权威对多民族的政治整合不应是用主体民族的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行的。这种政治整合方式只会带来“反抗性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s)，必然会引起“传统认同方式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的抵触”。[37]要实现对具有差异的不同民族实现有机的整合，强化国家认同，必须通过构建民主协商的政治整合机制来实现。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平等参与、民主协商的政治整合机制，体现程序正义，实现程序认同。从积极的角度讲，构建民主协商的政治整合机制有助于扩大不同族群成员的有序参与。只有当不同族群的成员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们才会将对个体发展的关注与国家发展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才会获得极大的满足。“使人人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则是我们可以使人人都能关心自己祖国命运的最强有力手段，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38]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构建民主协商的政治整合机制还有助于减少和规避民族冲突的政治风险。民主协商的政治机制，可以提供一种常态的、理性的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平台，不同族群成员通过对话、协商与妥协来解决差异与分歧，从而防止由于常态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的缺失，导致一部分人企图寻求用体制外的方式采取抗争行为的发生。
   
    注释：
   
    [1] 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第1页。
   
    [2]参见 Monty　G.Marshall　and　Ted　Robert　Gurr，`Peace　and　Conflict　2003：A　Global Survey　of　Armed　Conflicts，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s，and　Democracy，"University of　Maryland，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CIDCM)，2003，pp.12-17.
   
    [3]Myron　Weiner，`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58，1965，pp.52-64.
   
    [4]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
   
    [5]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6]郝时远： 《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 (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7] 参见徐贲：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绪论”，第15页。
   
    [8]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9]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152页。
   
    [10]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页。
   
    [11]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658页。
   
    [12]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152页。
   
    [13]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3页。
   
    [14]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15]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660页。
   
    [16]查尔斯 · 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年，第37页。
   
    [17]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37页。
   
    [18]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99页。
   
    [1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周红云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2期。
   
    [20] 参见 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4.
   
    [21] 参见 Chang　Kyung-Sup，`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3，2010，pp.444-464.
   
    [22]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研究》2010年第5期。
   
    [23]参 见 Robert　K.Merton，`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no.5，1938，pp.672-682.
   
    [24]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何莉君译，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5]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26]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27] 戴维·赫尔德：《驯服全球化———管理的新领域》，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8]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9]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94.
   
    [30]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何莉君译，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1] 迈克尔·沃尔泽：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禇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32]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刘曙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33]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34]参见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页。
   
    [35] N.R.Branscombe，N.Ellemers，R.Spears　and　B.Doosje，`The　Context　and　Content　of Social　Identity　Threat，"in　N.Ellemers，R.Spears　and　B.Doosje，eds.，Social Identity：Context，Commitment，Content，Oxford：Blackwell，1999，pp.35-58.
   
    [36]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110页。
   
    [37]鲁恂·W.派伊： 《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38]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童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0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网站编辑：杨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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