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

发布时间：2016-12-01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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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 投稿：李允兂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084－13如同国际关系实践无法回避历史因素的影响一样，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历史学传统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日趋多元化发展，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打破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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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治来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02期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084－13

 

 

　　如同国际关系实践无法回避历史因素的影响一样，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历史学传统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日趋多元化发展，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打破狭隘的学科界限，为当下备受争议的国际关系学① 带来新气象。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研究应推进“历史学转向”，获得历史学相关理论、方法、手段的支持，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学科竞争力。

 

 

　　一 国际关系学者缘何重视历史研究

 

 

　　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十分宠爱的幼子曾如是诘问他，令其哑口无言。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指历史学有什么功能或者历史研究有什么价值。若干年以后，布洛赫完成了《为历史学辩护》一书，竭尽所能地对历史学的作用进行最深刻的思考。② 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有何作用？这同样是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指出，“如同国务活动家一样，国际关系学者必须为汇聚了连续性和变革的潮流导航。历史提供了一张沿途设有路标和警告标志的国际关系路线图”。③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和乔格·索伦森（Georg Sorensen）指出，“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④ 肯德尔·麦耶斯（Kendall Myers）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要有用，就必须与历史和政治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我最喜欢的两个成功运用了历史和国际政治的例子就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与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⑤ 时殷弘认为：“几乎所有真正高明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从历史教益、历史经验汲取营养，否则他大概不过是搞‘学问技术’的人。”⑥ 上述精彩论述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学传统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料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依据。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论从史出。同样，国际关系史料分析也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史本身不会自动生成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作为经验性资料的主要来源，国际关系史是理论工作所用的基本原料的一部分。⑦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有意识地以外交史为素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和分析模式，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基辛格以及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都是注重从外交史中汲取理论影响的现实主义大师。再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专门对18世纪外交史的教益做出总结，⑧ 以此帮助人们理解并处理现时代的国际事务。理论家只有运用动态而精确的方法分析历史资料，才能实现理论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史料，有些国际关系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国际关系理论要努力保证“与历史同行”。

 

 

　　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同样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历史事件是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们检验自己关于各个变量如何彼此联系的主张；检验自己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⑨ 在乔治·霍兰·萨拜因（George H.Sabine）看来，历史因素的多与寡是判断政治理论高低的重要标准；政治理论是由三种基本因素——实际性的、因果性的、评价性的——构成的。⑩ 萨拜因关于政治理论包含历史因素的这段说明，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历史资料是否完备，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衡量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标准。发挥历史实践的检验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加重视理论建构和分析的科学性，而且也能够使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更好地结合起来。即使科学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著述，也离不开历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检验。

 

 

　　其二，历史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人云：“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该学科拥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缺失方法论，国际关系学就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关于历史方法的基本含义，学术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11) 历史研究有各种层次的方法，既有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也有“新史学”方法。而且，每一种层次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继续进行划分。(12) 概括地说，历史方法主要包括历史理解和历史比较。

 

 

　　历史理解旨在探索历史事件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信仰。不少反对客观主义史学的学者认为，指导历史运用的原则应该是理解。历史证据并不必然具有“不折不扣”的客观性，因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进行理论创新和事件分析的产物。正如威廉·德雷（William H.Dray）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确立事实，而且要理解事实”。(13)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诠释学的方法不仅一直受到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青睐，而且促进了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历史诠释学是一种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分析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因为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理解。(14) 鉴于历史理解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十分重视历史解释本身所蕴涵的学科意义。

 

 

　　历史比较主要用于探寻国际关系的本质。如果忽视历史比较的作用，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就会从脱离实际的抽象这一极端走向缺乏概念、注意个别历史事件的另一极端。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评价的那样：“对任何政治学科来说，最适宜的技巧要数穆勒所说的历史（比较）方法，或罗伯特·麦凯弗所说的想象丰富的重新组合法，这些方法以对历史总体进行比较为基础。”(15) 在霍夫曼看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弱点就是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而将国际体系某一时期的特征默认为永久性特征。1988年9月，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为他自己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撰写中文版序言时，以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结尾——“我认为，这一学科（国际关系学）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16) 作为当时科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卡普兰多年以后能够对比较历史研究给予如此青睐，值得人们深刻思考。

 

 

　　历史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与历史方法的娴熟运用密不可分。例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通过对冷战时期十多个国际危机案例的综合比较，描述了威慑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各种应用方式，分析了运用政策的技巧与环境相结合导致成功或失败的不同情况。正是在历史比较分析的过程中，两位学者建构出一种行之有效的威慑理论。(17) 除了坚持已有传统外，历史方法也积极吸纳一些新元素，不断发生自我变革。例如，一些国际关系史学家受到科学方法的启示，在注重历史资料的积累和阐释的同时，也自觉引入数理统计、模型构建等定量手段，丰富了提出问题和构建理论的方式。历史方法发生的积极变革将有利于历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坚持历史与理论的有机结合

 

 

　　国际关系学者若要充分发挥历史学传统的重要作用，那么就必须要厘清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在目的、功能上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旨在探究事物的个性、独特性，而后者旨在揭示共性。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不同理论倾向的学者看法各有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除了可能在“检验”阶段重合以外，历史与理论基本上没有太多联系。例如，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指出，国际关系的高度抽象是一种“超理性活动”，与历史证据提供的复合体相分离。(18) 科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简约理论”的追求将历史与理论的分离推向了极致。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科学研究纲领”内，理论发展与历史解释是截然分开的：理论就是历史证据的过滤器，支持性的历史证据是随着理论而出现的。

 

 

　　也有观点认为，推进历史与理论的结合，这是国际关系学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总结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都是深刻的哲学史学家，对于他们而言，理论“好比骨架，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却赋予躯体以形式和功能”。(19)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不乏肯定历史研究的声音。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0)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看重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相互融合的潜力。1982，年，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以“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研究”(21) 为题在美国历史协会发表主席“告别演说”，呼吁把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际关系学界不乏注重历史与理论结合的成功做法。冷战史研究日益丰富，(22) 为跨越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鸿沟做出了有益尝试。卡罗琳·肯尼迪－派普（Caroline Kennedy-Pipe）认为，(23) 从冷战史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相互渗透的。张曙光指出，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24) 注重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使得冷战史研究人员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无论在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中都是如此。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基于历史研究构建理论，也是他们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的重要体现。袁明指出，“英国学者研究问题的独到与深刻，常见于他们执著的历史感，即坚持认为不仅要了解一般历史事实，还应了解特定国家和特定民族的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25) 英国学者对历史学传统超乎寻常的固守，使其成为美国以外国际关系学界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

 

 

　　实现历史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有机结合实属不易。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6) 恩格斯这段充满睿智思想的重要论述，为国际关系学者推动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指明了努力方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汲取历史研究的理论元素。例如，均势理论是通过总结世界历史的正反经验，并且发展成为一种经典国际政治理论的。第二，重视历史对理论的检验，这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出的，“理论的逻辑离不开历史的逻辑，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27) 第三，发挥理论对历史的指导。基欧汉强调，“不借助理论，或者不借助用来替代理论的哪怕是最蹩脚的隐含性假定和命题，任何人都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28) 当然，国际关系学者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要避免走向两种极端：要么使用过于复杂的理论，刻意追求“大而全”的历史教益；要么迷信演绎方法，坚持绝对主义的科学标准，否认历史归纳。

 

 

　　三 厘清历史研究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处理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关系。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有一句座右铭：“正像没有一件事、一个形状同另一件事、另一形状完全相似一样，也没有一种东西与另一种东西完全不同”，(29) 这有助于说明人们理解历史资料的困难。一方面，有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独特性，此前或者以后都不可复制；另一方面，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既然社会力量是人类行动本质的产物，那么只要条件相同，历史事件将会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这样一来，国际关系学者发扬历史学传统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历史资料的模棱两可性。既然历史事件是相似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那么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就不能脱离客观环境，甚至必须就事论事。即使是科学主义学者，也要避免对国际关系历史强加一些歪曲解释。

 

 

　　国际关系学者应注重因果逻辑在历史研究中的多样性。因果关系主要包括完全的因果关系、部分的因果关系、必要的因果关系、或然的因果关系。有时，国际关系中的某种结构决定着一国的对外行为，甚至预先规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例如，一国在两极结构和多极结构中所选择的外交战略有所不同，它要受制于各种客观存在的情景结构。有时，客观的国际结构并不总是导致同样的历史行为，并不必然决定某种历史事件的发生。例如，虽然经典的国际关系学者将无政府状态视为一种客观事实，将安全困境视为普遍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必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看来，国际关系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无政府文化，而是存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式文化、洛克式文化和康德式文化。至于哪一种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完全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际关系学者探索历史规律，必须谨慎对待历史类比。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界，有的学者用历史类比方法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欧洲军备竞赛引起的，或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的翻版。然而，世界大战的发生实际上是一些事态长期积累的结果，远非历史事件的简单类比所能理解的。人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历史教训。首先，我们不要仅仅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均势结构或者权力分布，还要密切关注（动态意义上的）均势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次，我们还要避免产生迷恋和平的乐观情绪，深刻地认识到预防战争的艰巨性。(30) 庸俗历史类比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历史变量与常量之间的区别。北美国际关系学界曾经流行一种冷战观点——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类似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对抗。路易斯·哈里（Louis Halle）在1945年进行这样的历史类比：德国与雅典的国家性格相似，斯巴达与英国相似（都是自由的保护者），美国与波斯相似（两国远离冲突的中心，都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31) 从而把历史当做一系列可以分离的事件来处理，灵活地从一个事件转到另一个事件上，这种简单处理方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人们在运用理论和实例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厘清哪些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哪些因素没有发生改变，同时也要重视历史事件的具体实践性。只有避免庸俗历史类比，坚持高标准的历史比较法则，人们才能准确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逻辑。

 

 

　　四 发挥历史经验的理论建构功能

 

 

　　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国际关系理论推陈出新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挖掘欧洲外交经验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以基辛格为例，从其1957年出版博士论文《一个重建中的世界》到1994年推出新作《大外交》，他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欧洲的外交传统，其现实主义理论也主要来自欧洲外交经验的总结。(32) 历史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不同应用。有时，国际关系理论受益于对重要国际关系事件的直接总结，而在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学者更加擅长借用间接历史经验来铺就理论创新之路。

 

 

　　汲取历史经验要坚持宏观思考。时殷弘认为，“宏观思考是达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终极甚或主要的手段”。(33) 严双伍也认为，“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34) 国际关系研究既需要以事件为中心的“主题”历史，也需要用文化的、社会的、规范的、经济的主题以及文化心理学和认同政治学的内容来加以丰富。许多历史经验是普适性的，没有国别、地区之分，远非简单的“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义”所能比拟的。在《1494－1514年拉丁和条顿的民族史》、《论大国》等著述中，兰克始终在尝试探讨作为有机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除了这个世界之外，再也不存在其他任何世界。所以，他所谓的这个有机统一体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史。”(35)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提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国际体系进行回顾，以此重新开启国际关系的研究”。(36) 坚持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加强历史经验的国际比较，将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更好地挖掘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

 

 

　　汲取历史经验要有长远眼光。传统历史学家擅长确定事件的发生时间，提出一种叙述性的“事件史”，而在这种意义上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往往经不起国际关系实践的检验。“风物长宜放眼量”，新史学家留下的启示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要考虑比“以事件为中心”的更长远的国际历史构想。如果仅仅通过“外交的”、“军事的”或者“政治的”透镜来看待外交事务，国际关系学者就会对复杂事件和长期趋势做出歪曲说明。有学者指出，“如果以包括古代国际关系在内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为研究基础与视角的话，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静态理论范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生存基础，一个系统的、能够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并体现国际社会进步的国际关系进化理论将成为可能”。(37) 国际关系学者应该避免原有的“分割式”历史研究方法，加强对长时段的社会变革的系统考察。例如，为了超越19世纪的时间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呼吁人们把注意力从历史学家的“事件时间（episodic time）”和社会科学家的“永恒时间”中摆脱出来，建立“历史社会科学家”的“结构时间和周期时间”。(38) 对于不断涌现出来的历史经验，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学会用长远的眼光去观察和思考。唯有汲取大历史视野下的基本经验，才能为人们洞悉国际社会的奥秘提供更多的真知灼见。

 

 

　　就历史经验的使用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应警惕两种错误：“以偏概全”和“简单位移”。“以偏概全”是指研究人员习惯割断历史，断章取义，将某一时期、某些区域的历史经验升华为普遍真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自我为中心“摘樱桃（cherry picking）”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有学者认为1648年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普遍意义，这种看法有失公允。因为从时间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从空间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以“西方为中心”得出的历史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非西方世界。再如，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通过大跨度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来论证“民主和平论”。乍看起来，拉西特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难以让人信服。(39) “简单位移”是指研究人员将历史经验视为对已有国际关系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不会发生质变。华尔兹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惊人地延续了下来。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印度的考提拉亚时期，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自由竞争，而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并没有多大变化”。(40) 一些学者（如理查德·阿什利）对华尔兹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激烈批评。国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既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有独特性。有的国际事件只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或者进行试验。同时，国际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的积累难以做到一蹴而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一定不能重蹈“经验主义”的覆辙，否则国际关系理论就容易失去普遍的指导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讲，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完全依靠已有的历史经验来说明现实、预测未来，避免理论建构出现生搬硬套。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运用历史经验需要采取科学态度，既要尊重它对发展规律的把握，又不盲从它对特定时空的诠释。

 

 

　　五 提升历史研究的思想高度

 

 

　　思想史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同样，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悠久的思想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脱离思想性。因此，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史。有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背景叙述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擅长通过一些在理论上保持中立的数据来框定问题和检验理论，而忽视历史经验所蕴涵的思想性。如果历史教益只是依靠过去经验所做出的推断而毫无思想性，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只存在历史事件的沿革，而不存在系统的历史知识。历史是国际政治理论家进行探索的“经验”性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无限多样而没有思想主线。既然多样性的历史解释能够支持多种国际政治理论，甚至也能支持那些截然相反的理论，那么历史学家就应该注重挖掘历史解释背后的动机、信仰等观念性因素。

 

 

　　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挖掘历史研究的思想内涵。国际关系研究除了考察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还要探究国际关系发展过程背后的思想动因，挖掘支配人类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各种心理、观念等深层因素。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重视自身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指出，英国学派不仅仅注重事件史，而且也注重思想史——包括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史。(41) 袁明在为“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中文版）撰写总序时，寄语中国读者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思考，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我们要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42) 陈乐民也有一段强调国际关系观念的精彩发言，“了解世界，有如剥笋一样，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先剥去所谓‘国际关系’这层眼前的表皮，再把‘社会’现象剥开，剥到最后，便露出了现象覆盖下的‘内核’，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世界’。”(43) 朱熹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先哲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便是这个意境。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精神历史”，或许就是推动国际关系学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当然，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实际价值还取决于人们的利用方式。对于思想史的不同理解、分类、选择和利用，直接影响到有关理论的内容和风格。(44) 透过一个时代的思想，国际关系学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

 

 

　　国际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应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历史哲学(45) 是指在探寻历史过程内部的复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试图发现那些超越历史事件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陈乐民经常提到一个观点：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就是把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再加上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探索。历史哲学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赋予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以目的、意义和价值。如果缺乏历史视野与哲学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就难以超越“短视、实用、褊狭”的尴尬局面。“复杂多变的国际世事一旦被简约透彻且具有历史底蕴的语言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人们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便会走出粗俗和肤浅，并不由自主地具有了知识的美感。”(46) 例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始终坚持国际关系理论的高标准，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哲学反思的高度，而不是一种历史性阐释或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再如，霍夫曼对历史在《和平与战争》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理论层次，从狭义上讲，历史是主要原材料，理论所界定的概念和类型源自于具体数据的比较研究。在社会学层次，有关材料和道德原因的假定通过历史的分析被过滤，历史从而成为标准。在第三个层次，历史本身就是直接考察的对象。”(47) 在阿隆看来，离开历史哲学的指导，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有更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关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哲学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能够指导人们准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六 结论

 

 

　　“向历史学习”，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学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推进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存在其他探索途径，例如，加强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之间的融合；在坚持历史本体的基础上，增加对历史认识的反思力度；加强对全球化时代中的“共时性”现象的研究。这种情况与历史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充满变动性的现实基本吻合，更与不同类型的历史认识方法密切相关。

 

 

　　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正确处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建构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在求真与理解之间虽有区别，但是整体上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这就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学会适度看待历史学家的主体地位。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方面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既不要忽视，也不要夸大。正如于沛所认为的，“在确立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选择和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选择和解释又不是随意的”。(48) 而且，历史学家的选择和解释以及历史认识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它将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而发展。国际关系学者要避免使历史认识受到特定目的或者道德的控制，变成某些带有先验论色彩的理论。简言之，能否坚持辩证思维将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学者推动“历史学转向”的效果。

 

 

　　［收稿日期：2011-02-03］

 

 

　　［修回日期：2011-06-22］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诸多中肯的意见，特此致谢。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纰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 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观点进行自我反思。参见［美］A.J.R.格鲁姆著，秦治来译：《国际关系学：从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6－50页；Henrik Breitenbauch and Anders Wivel,“Understanding National IR Disciplin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7,No.4,2004,pp.414-443.

 

 

　　② 本书是布洛赫的一部遗稿，于1949年被整理出版。布洛赫认为，因为历史可供审美、娱乐和消遣，所以人们才对它有兴趣。参见［加］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③ ［美］肯尼思·汤普森著，梅仁等译：《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④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⑤ ［美］肯德尔·麦耶斯著，余华川译：《历史对于国际问题研究为什么重要》，载《解放日报》，2006年7月2日第8版。

 

 

　　⑥ 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4页。

 

 

　　⑦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⑧ Albert Coil,The Wisdom of Statecraft:Sir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p.63-64.

 

 

　　⑨ Thomas W.Smith,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1999,p.7.

 

 

　　⑩ Narinder Mehta,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i Hiran Gate:New Academic,1981,p.36.

 

 

　　(11) 关于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划分，参见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23页。

 

 

　　(12) 例如，近年来，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文献倾向于将国际关系实证研究的技术归为三种：以案例研究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以统计分析为主的数量分析方法以及以数学建模为主的形式理论，参见陈拯：《作为修养与技艺的历史》，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70页。

 

 

　　(13) ［美］威廉·德雷著，王炜、尚新建译：《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

 

 

　　(14) 韩震、孟鸣岐：《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5) ［美］斯坦利·霍夫曼选编，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16) ［美］莫顿·A.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中文版序”。

 

 

　　(17) Gordon A.Craig,“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1.88,No.1,1983,p.9.

 

 

　　(18) Thomas W.Smith,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1999,pp.9-10.

 

 

　　(19)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载［美］斯坦利·霍夫曼选编，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0) ［英］赫德利·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载［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21) Gordon A.Craig,“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8,No.1,1983,pp.1-11.

 

 

　　(22) 关于冷战史研究，《历史研究》杂志选录了18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例如，其中就包括陈兼、余伟民的《“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等论文），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著：《〈历史研究〉五十年》（冷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3) Caroline Kennedy-Pipe,“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Dialogue beyo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6,No.4,2000,pp.741-754.

 

 

　　(24) 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7－9页。

 

 

　　(25) 袁明：《与历史同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7) Raymond Aron,Politics and History,London:The Free Press,1978,p.210.

 

 

　　(28) ［美］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9)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30)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7页。

 

 

　　(31) Laurie M.Johnson Bagby,“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ucydides as a Model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Lowell S.Gustafson,ed.,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Lasting Possess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p.21.

 

 

　　(32) Martin Griffiths,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26.

 

 

　　(33) 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第12页。

 

 

　　(34) 严双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81页。

 

 

　　(35) 张广智、陈新：《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3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

 

 

　　(37) 李开盛：《古代国际关系的启示》，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45页。

 

 

　　(38) Immanuel Wallerstein,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39) 崔建树：《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8－139页。

 

 

　　(40) ［美］肯尼思·华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载［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41) ［英］亚当·罗伯茨著，马殿军译：《国际关系的新时代》，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

 

 

　　(42)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总序”，第2－3页。

 

 

　　(43) 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44) 石斌：《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13－14页。

 

 

　　(45) ［美］伊格尔斯著，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46)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总序”，第3页。

 

 

　　(47) 王军：《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第33页。

 

 

　　(48) 于沛：《爱德华·卡尔历史思想述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第84页。

 

作者介绍：秦治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91）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084－13如同国际关系实践无法回避历史因素的影响一样，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历史学传统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日趋多元化发展，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打破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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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76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