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最新南海政策_菲律宾南海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发布时间：2016-11-23 04:22

  本文关键词：菲律宾南海政策，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菲律宾南海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    作者： 鞠海龙    时间： 2013-05-30

〔关键词〕菲律宾、美国、南海政策

〔提  要〕美国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经历了从“中立不介入”到“介入但不陷入”的转变。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菲美关系的加强影响了菲律宾亲美政治势力对南海问题的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美南海政策对菲律宾的误导和菲律宾自身对形势的误判使菲南海政策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菲律宾国内政治等因素限制了菲南海政策的回调。

〔中图分类号〕D834.12

〔完稿日期〕2013年4月17日

〔作者简介〕鞠海龙，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战后，美国长期主导着亚太地区安全事态的发展。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影响着地区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作为美国的盟友，菲律宾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支持长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美国“重返亚太”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刺激了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进而恶化了中菲关系及南海地区形势。菲律宾自身战略误判虽然是造成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但美国的消极作用难辞其咎。

一、美国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历史轨迹

1951年，菲律宾与美国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被纳入了美国“近海岛屿链”防御体系，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美国冷战同盟的重要一员。[1]美国租用菲律宾苏比克军港和彼时的美菲军事关系客观上为菲律宾实施将南沙群岛“纳入国防范围”的政策提供了动力。[2]20世纪50年代初，菲律宾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拓展“主权”，出现了民间团体占领、开发太平岛的行动，还发生了1956年托马斯·克洛马（Tomas Cloma）“发现、占有”南沙群岛部分岛屿事件。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的主张和行动并不是条约所涉及的内容。美国不但没有支持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的政策意图，甚至没有关注到南海主权争议问题。

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大致始于“甘泉岛事件”[3]前后。根据解密档案资料，1956年美国国务院回复驻西贡大使馆4011号电报有关美国政府将“认真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以清除该区域共产主义活动的可能性”，并授权美国海军于次日对该区域进行侦察的内容。[4]6月2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与美国利益相关性低”，“美国不会在中菲越领土争端各方选边站，而是做一个中立的仲裁者”。[5]

70年代初，联合国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公布了南沙群岛东部及南海南部海域油气资源勘察报告。[6]该报告直接引起了南海周边国家扩张海疆、争夺海洋权益的风潮。美国对南海地区局势进行了再次政策评估。评估的结果认为，“现时的南海争端并非通常认为的军事重要性和真实的经济价值所导致的”，而是“当事国对未知资源价值的盲目判断和国家荣誉”过度重视的结果。[7]这一时期美国对南海争端仍是相对超脱的。

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后，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就事件询问中国代表。中方代表强调，中国已准备好捍卫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领土主权。时任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收到联合国代表的电报后，转给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H. Sullivan）。[8]1月26日，沙利文根据菲律宾的官方意见，致电国务院，恳请国务院授权他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框架下征询菲律宾对南海诸岛的具体意图与对美方所需采取行动的期待等要求，并提出四点建议：“授权美军一旦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遇袭立即作出‘行动’反应”；“加强侦察力度以防止此类突袭的发生”；“制定包括警告中方如果对菲律宾采取军事行动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等对华行动方针”。[9]1月31日，美国国务院回复沙利文的电报称：“我们仍在思考一旦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遇袭美国采取行动的义务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法律定位。由于缺乏中国试图接近南沙群岛的证据以及我方的不确定性，你所建议的行动方针和与菲方的接触都必须等到我方定位明确以后再讨论。”[10]当天，美国国务院召开内部会议讨论了菲律宾对美国处理南沙问题的请求。[11]基辛格指出：“我怀疑我们在被（菲律宾）问及之前表现出过度渴望对中国采取主动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不认为我们正使中国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采取军事行动……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表示我们会（向菲律宾）提供防卫。我们的政策重点是清楚自己的选择，同时给别人留下模棱两可的感觉。”[12]国务院对驻菲大使的回复与美国50年代对南海争端的理解及相关政策立场是一致的，它体现了美国既给菲律宾留有一线希望的政策模糊，但是又要避免卷入南海争端具体问题。

然而，美国的政策模糊仍然给菲律宾留下了希望。1976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借美国总统换届之机，以美军驻菲律宾基地为筹码向美方施加压力，[13]敦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做出更明确的解释，以期获得美国军事支持其对南沙群岛领土主张的承诺。[14]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专门就此事给总统福特提交了分析报告，“建议给菲律宾一种介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答复，继续维持对争议岛屿不明确表态的立场，避免与中国和越南关系的紧张，同时也要保证菲律宾军舰遇袭时美方应对的灵活性。”[15]10月6日，基辛格与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举行秘密会议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达成初步妥协：美国对菲律宾陆上安全的义务与争议性岛屿及海域区别对待，菲律宾不再在南海问题上牵扯美国。[16]

通过基辛格与罗慕洛的会谈，美国明确界定了对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的原则立场。1977年，菲律宾试图再次重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谈判。尽管在减少韩国、台湾驻军的情况下，加强菲律宾海空侦察及拦截能力有利于美国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但是美国仍没有改变其不对南海争端做出约束性承诺的原则。[17]菲律宾也并未从基辛格与罗慕洛会谈和1977年对美外交斡旋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其后，菲律宾每每在菲美关系有所改善之际仍寄希望于美国，并采取相对强硬的南海政策。

冷战结束后，中美联合反苏所建立的特殊关系的战略基础彻底瓦解。对中国的战略再判断影响着美国的南海政策。1994年1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专门提交了遏制中国军事控制南海诸岛的可能性报告，提出了四项建议：“维持美国亚洲军力”；“获取施压中国的经济手段”；“加强美中互动与互信”；“发挥东盟与亚太经合组织多边外交功能”。[18]1995年美济礁事件和1996年台海危机引发了美国对中国和南海问题政策的微妙变化。1995年4月，美国海军上将理查德·麦克（Richard C. Macke）对中国进行军事访问，在继续不介入南海主权争端原则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表示了对航行自由与区域稳定的“强烈兴趣”。 [19] 5月，克林顿政府发布《南沙群岛与南海政策声明》，首次确认了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以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20]1996年12月，中美高层秘密会议涉及南海问题时，美国强调了对航行自由的态度及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的原则。[21]1997年9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协议，将南海地区纳入安保范围，第一次透露了美国为南海地区利益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但在两个月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吴铨叙中将访问夏威夷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时，美方代表（总司令）表示，“即便涉及争议岛屿问题”，“《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也仍旧没有修改必要”。[22]

进入21世纪，“9·11事件”的发生将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吸引到了中东地区，美国对南海地区战略关注度下降。菲律宾阿罗约政府对美国全球反恐政策持消极态度。中菲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也进一步减弱了美菲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互动。然而，美中菲三国关系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的南海利益诉求，也没有改变美国决策层将南海争端视为影响亚太战略格局抓手的看法。美菲“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卡拉特”联合军事演习等传统安全合作的发展为美国介入南海预留了空间。

 

二、美国“再平衡”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亚太政策，对地区新旧盟友关系进行了加强和修复，其中美菲关系是美国投入最多的一组双边关系。2010年菲律宾政府换届之后，美国即极力加强对菲律宾的各种援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不但向菲律宾提供了5.74亿美元的援助，[23]而且还向菲律宾许下提供新式军备、[24]落实《军事互访协定》(Visiting Force Agreement)，加强双边军事合作等承诺。[25]2011年，美国开始对菲律宾实施“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将菲律宾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发展与美国亚太战略体系挂钩。期间，美国还多次暗示支持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的可能性，诸如“美国应当向菲律宾提供F-16战斗机、T-38超音速训练机、海上巡逻机以及两艘FFG-7导弹军舰，以加强菲律宾保卫岛屿主权能力”；“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南海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防止南海矛盾升级”。[26]这一系列带有政策导向性的暗示不仅通过太平洋舰队前总指挥官詹姆士·里昂、现任指挥官威拉德等人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论传递出来，而且还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公开宣扬，如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菲双边军事合作将给菲律宾带来更大规模军事援助。”[27]201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谴责中国在南海地区示强，以及支持美国军队在南海地区采取一切连续性行动，甚至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纷争与摩擦的议案。[28]11月，菲美签署《马尼拉宣言》，宣布两国将发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此外，美国还通过不同途径支持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商签《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试图对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加以限制。

美国基于对华战略调整而在经济、外交、安全领域对菲律宾的支持不仅改变了菲律宾的国际环境，而且直接刺激了菲律宾借机推动其南海利益诉求以及应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强硬态度。本来，2009年总统大选之前，阿罗约领导下的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政策，但阿基诺三世上台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南海政策急剧转变。阿基诺彻底抛弃了多年时而支持“南海问题谈判应该严格地在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举行，不需要美国或其他任何第三方介入”的态度，[29]在南海问题上明确执行了激进且亲美政策。菲律宾强调美国是菲律宾唯一的战略伙伴，[30]多次公开要求美国在南海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该地区弱小国家的权利。[31]菲律宾不但向美国购买了“汉密尔顿”级军舰、防空雷达系统，而且在美援的支持下制定了改造南沙机场及投入50亿比索（约合1.18亿美元）强化南海卫戍军力的计划。[32]菲律宾领导人不但积极以穿梭外交的方式推动东南亚国家以“集团”方式对中国施压，试图迫使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33]而且与日本外交部门共同设立“永久工作小组”以定期讨论南海争端和相关海事问题，并将航行自由、不妨碍商业活动、以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等原则作为两国共同南海利益的基础。[34]

2012年，菲律宾南海政策向激进化和极端化方向发展。年初，菲律宾外长呼吁东盟召开南海争端国家特别会议磋商南海问题。菲律宾学者抛出了相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学者更为具体而苛刻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草案。草案提出“先确定‘争议区’、‘非争议区’，设立东盟南海争端协调机构”等明确针对中国的争端解决原则。3-4月间，菲律宾多次推动和参与了没有中方人员参加的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草案闭门会议。[35]

4月，菲美联合举行“肩并肩”（Balikatan)军事演习。军演期间，菲律宾外长对外高调宣称：“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是菲律宾战略伙伴”，[36]菲律宾防长还结合美日军事整编会议授予日军使用菲律宾巴拉望岛美军基地权利等信息，公开解读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意味着，菲律宾一旦遭遇外来侵略便会得到美国明确而坚定的支援。[37]其后不久，菲律宾总统提出了邀请美国侦察机监视南海地区的要求。[38]菲律宾官方智库和对外政策研究人员表示，美菲联合军演和日本可以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等利好消息同时发生，可能导致菲高层产生菲律宾被纳入美日战略同盟体系的模糊认知。[39]

4月10日，中菲在黄岩岛发生自美济礁事件之后两国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最严重的一次对立。事件发生适值菲律宾获得美日战略支持信心的最高点。菲律宾不仅做出了派遣“汉密尔顿”战舰应对中国海监船的应急反应，而且采取了单方面将黄岩岛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发动全球菲侨抗议中国等措施。黄岩岛对峙尚未最终平息之际，菲律宾能源部副部长拉约格即抛出开放巴拉望岛西北外海三个争议海域油气田勘探意向的政策。[40]菲方还在东盟外长会议和地区外长扩大会议期间继续借南海问题进行搅局。

2012年7月，菲日两国防长签署了包含两国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等内容在内的海上安全保障防卫合作备忘录。10月，菲律宾增派8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到南沙群岛，[41]并以同意授权美军重新使用苏比克海空军事基地和美方人员在苏比克湾半永久性驻扎为代价，换取美国同意部署部分海军陆战队员到吕宋岛和巴拉望岛。[42]11月，菲律宾扬言召开东南亚地区南海声索国四国会议以对抗东盟峰会以“发展与一体化”为主题而不讨论南海问题的既定议程。[43]11月底，菲律宾公布增派海军陆战队第三旅到巴拉望省的计划。[44]2013年初，菲律宾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气氛高度紧张之际，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来自美国的外交鼓励、军备协助、安全承诺改变了菲律宾以往应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基础，成为引导和改变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有力推手”，[45]但菲律宾国内政治变化与新执政集团的国内政治考虑也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借反腐运动清算前总统阿罗约的政治势力和影响。这一清算运动一直扩展到外交上。新政府彻底否定阿罗约时期奉行的中美平衡路线，除彻底推翻了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一“违宪和引狼入室”的“恶政”，[46]还将中菲关系和中菲南海争端推向持续紧绷状态。

与此同时，阿基诺重用亲美人士，除提拔了以亲美著称的罗萨里奥为外长外，还在政府各部之外另设立了一个由亲美人士为主要组成人员的决策委员会，将对外重大决策从全体内阁会议的架构下剥离出来。新一届政府对外决策机制的调整适应了美菲加强关系的需求，美国已成为影响菲律宾对外决策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中国是美国“重返”亚洲的主要针对国家，因此，随着菲律宾亲美势力在菲律宾对外政策决策中影响力的加强，中菲两国南海地区矛盾升温，以及中菲关系的恶化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2010年以来，美国对菲律宾军事安全做出一系列承诺。这些承诺一方面为菲律宾军队提升武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刺激了菲律宾军方利益集团激化南海争端，争取更多利益的冲动。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曾针对南海问题指出菲律宾没有力量在海上抵御外国势力，并抱怨：“直至我们加强力量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抗议，再抗议。”[47]能否赢得军方的支持是菲律宾政治势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参照系。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期间曾向军方承诺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2%。[48]南海争端矛盾的激化成了菲律宾军方获得更多财政支持的理由，也为阿基诺三世兑现竞选承诺创造了机会。

 

三、菲战略误判导致政策回摆艰难

战后至今，美国对南海政策经历了从“中立不介入”到“介入但不陷入”的转变。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主要目的在于遏制因经贸关系的发展而过分热络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南海问题成为美国挑起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矛盾的“抓手”，菲律宾成为美敲打中国的“打手”。 “重返亚洲”之后，美国凭借其“巧实力”成功地营造了南海地区形势的紧张气氛，极大地刺激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政策。

长期以来，菲律宾就有借重美国实现其南海利益诉求的企图，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模糊政策使菲律宾政策设计在起点上即包含着对美国南海政策过分主观的期待，在执行上更是出现激进化倾向。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急先锋，菲律宾在2011和2012年成功地帮助美国部分完成了扭转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目标。但是，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在南海问题给予菲律宾所期望的回报。在2012年4月30日菲美“2+2”战略对话上，美国如20世纪70年代一样再次打破菲律宾的预期，拒绝在中菲南海冲突问题上做出更明确的承诺。[49]随着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逐渐超出美国南海政策必须服从亚太战略利益的基线，，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支持重新回归战略模糊的状态。

黄岩岛对峙事件和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持续努力是菲律宾始料不及的。而美国在中菲冲突过程中的政策反应却使菲律宾南海政策陷入困境。黄岩岛对峙事件过程中美国的态度表明，尽管菲律宾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菲律宾对美国的帮助并不足以支持美国整个亚太战略利益的需求。这意味着美国亚太利益与菲律宾南海利益的彼此重合永远只能发生在较小的局部，而不是大部分。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并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借南海问题离间了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部分东盟国家关系，强化了美菲关系。但美国也在黄岩岛对峙事件中再次向菲律宾传达了反对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绑架美国的政策信号。菲律宾是否准确看到并愿意接受这一信号尚不得而知。与过去的历史一样，菲律宾很可能仍对美国的全方位支持抱有幻想。在菲律宾南海政策走向极端导致美国单方面刹车之前，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所产生的惯性已使它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方向的能力和机会。

2010年下半年至今，菲律宾针对中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做出众多激进举措。这些举措深刻地影响了中菲关系和菲律宾国内的政治环境。在菲律宾近3年的激进式南海政策的影响下，菲律宾国内民意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基本被调动起来。随着国内参与度的增加，菲律宾调整南海政策的政策难度和空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菲律宾南海政策仅仅适应了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对于菲律宾实现南海利益诉求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通过政策支持和媒体宣传影响了菲律宾普通民众对南海争端问题的看法，衍生出了普通民众对美国和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中菲政治、经济关系短期内难以扭转的客观结果。

美国南海政策在黄岩岛对峙期间的单方面回归引起了菲律宾国内智库和有关机构学者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反思。[50]然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惯性和内在驱动力依然强大。菲律宾南海政策短期内难以回归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为基础的理性状态。除非现有政策的持续让大多数支持这一政策的政治团体受到直接而无法承受的利益损失，或者持续炒作南海议题失去了其所依赖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否则，菲律宾在南海政策的主要方向上仍将继续追随美国，将在其主动造成的持续不良的中菲关系影响下更加依附于美国。美国将成为菲律宾激进式南海政策及其惯性的最大获益者。

（责任编辑：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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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1，Volume VII，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 28.

[2] Chi-Kin Lo, China’s Policy Towards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Ca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27.

[3] 甘泉岛是西沙群岛西部岛群永乐群岛的一部分。1956年6月，实际控制着永乐群岛的南越政府曾向美国发出通报——“中共在甘泉岛登陆”。美国对南越的通报高度重视，紧急开会商谈对策。在经过侦察之后，美国发现南越的报告是错误的，那里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共登陆”。

[4] FRUS, 1955–1957, Volume III, China, Document 186, Note 4.

[5] DDRS, CK3100444930, p. 2, Note 4.

[6] ECAFE,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 Off-Shore Areas (CCOP), Technical Bulletin, 1996, p. 2.

[7] DDRS, CK3100398594.

[8]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25, Note 1.

[9]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25, Note 5.

[10]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25, Note 1.

[11]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27.

[12]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27, p. 8.

[13] 1976年8月6日，在菲律宾总统与美国副国务卿罗宾逊的会议中，菲总统马科斯与外交部长罗慕洛、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联合向美方施压，借责怪美方没有在1972年棉兰事件上提供支援为由，要求美方对菲律宾在美济礁的主权声明表明立场。（参见：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49, p. 1.）

[14] 美方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6月美国总统福特与卡特换届之际，菲律宾方面相信“鹰派”的卡特总统将会更重视美军基地，将有利于菲律宾重启谈判。（参见：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49, p. 2.）

[15]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353.

[16] DNSA, KT02132.

[17] DDRS, CK3100501576, p. 9-10.

[18] DNSA, CH01667.

[19] DNSA, CH01831.

[20] Statement by Christine Shelly, acting Spokesman, May 10, 1995, in U.S. Interest in Southeast Asia,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and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May 30, and June 19, 1996 (Washington, D.C.: GPO, 1997), p. 157.

[21] DNSA, CH01974.

[22] DNSA, CH02027.

[23] Thomas Lum,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and U.S. Interest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Jan. 3, 2011, p. 9.

[24] Marivicmalinao, “Against China'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Sea–US impelled to Strengthened Philippines Defense,”

[25] Al Labita, “Manila warms to China, cools on US,” Asia Times, Nov. 17, 2010,

[26] “US to maintain presence in South China Sea,”

[27] Al Labita, “Manila warms to China, cools on US,” Asia Times, Nov. 17, 2010,

[28] U.S. Senate Unanimously “Deplores” China’s Use of Force in South China Sea, June 27, 2011,

[29] “美拉拢菲律宾 菲律宾回应南海不需要美国”，2010年8月12日，。

[30] Del. Rosario Defines 3 Pillars of Foreign Policy, March 3, 2011,

[31] US Presence in South China Sea Sought to Protect Rights, ?cu_no=2&item_no=439662&version=1&template_id=45&parent_id=25.

[32] Philippines Ups Spending to Guard South China Sea,

[33] Aquino , Bolkjah Tankle Energy ,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Talks , June 2, 2011,

[34] “Japan-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o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nnected by Special Bonds of Friendship”, September 27, 2011,

[35] 相关信息来自于作者2012年3-5月间对菲律宾的调研。

[36] “Philippines, US seek to strengthen defense ties,” 21 March 2012,

[37] “菲访长：军演展示菲抵御侵略决心”，[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4月28日， 。

[38] “美军将领：美菲有共同防御条约”，[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4月23日。

[39] 相关信息来自于作者2012年3-5月间对菲律宾的调研。

[40] “菲律宾将开放南中国海 油气勘探竞标”，[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7月12日。

[41] “菲向南沙群岛增派800海军陆战队员”，[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10月1日。

[42] “美军将重返苏比克湾”，2012年10月19日，。

[43] 除越南外，马来西亚与文莱并未回应菲律宾的这一主张。

[44] “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附近增派海军陆战队”，2012年11月28日，。

[45]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当代亚太》2012年第三期，第46页。

[46] “RP may not seek extension of JMSU',” Philippines abs-cbn news, March 12, 2008; “The Spratly deal: selling out Philippines sovereignty?”

[47] “阿基诺告诉中国防长：若南沙主权争端恶化可能引发军备竞赛”，[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5月25日， 。

[48] SHP Media, Asian Defence Yearbook 2010, Asian Defence Journal, p. 86.

[49] “US ‘neutral’ in Philippines-China shoal standoff,” Jakarta Post, May 2, 2012.

[50] 2012年12月6-7日，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菲律宾重要学者和智库人员在南海合作议题所做的认真研究和探索，相对于2011年菲律宾官方第一次南海问题国际会议上的观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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