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中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

    摘要：一个政体如果想在国内外环境中获得有利局面，它至少需要让它的立场，应对策略或者偏好在民意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在《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中提到：当政策辩论的舞台转向网络时，网络交流变得至关重要。显然，当先知先觉者迅速采用新媒体平台为己所用时，还有许多人仍然处在观望阶段。而那些拒绝适应这种传播模式变化的人渐渐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将不会被人知晓。

    关键词：国际关系,社交媒体力量,利用,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社交媒体和Web2.0技术既让人沉迷其中又让人心生畏惧的地方在于它们前景的不可捉摸。当杰克·多西(JackDorsey)2006年发明Twitter的时候，他可曾料想过Twitter有朝一日会在推翻德黑兰政权的尝试中肩负重任？当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在大学寝室里埋头写代码的时候，他又可曾预见到Facebook成为协助激进分子支持政变集会的联络渠道？社交媒体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令人吃惊和兴奋的种种表现已经引发了有关社交媒体在国际关系中具备何种力量的激烈讨论。鉴于社交媒体的前景依然扑朔迷离，关于它的讨论也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对新事物的恐惧

    很多人认为，140个字的"推"不可能有包含有重要价值的信息。要说这些社交媒体能煽动人心甚至导致革命更会被认为是一派胡言。

    显然，如果有人说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的影响，那马上就会有一大帮人跳出来嘲笑他。克莱·舍基（ClayShirky）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在2010年10月的《纽约客》杂志上，格拉德威尔把舍基有关社交媒体的理论批得一钱不值。格拉德威尔认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因为它只是加强了那些对现实革命无用的弱关系网络（weak-tienetworks）。

    舍基在2011年《外交季刊》第一期对格拉德威尔予以回击，他承认大部分社交站点上的各式运动属于弱关系，或者如他本人所说的“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漫不经心的参与者通过低成本的运动追求社会变革，比如说加入Facebook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这些运动长于创造无实际意义的氛围，而缺少有实际意义的行动。

    舍基继续指出可能很多情况下事情都如上所说，但它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些漫不经心的运动参与者无法通过社交网站打造一个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坚定的运动参与者不能有效地利用社交网站。

    舍基认为，现实是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世界政治运动的协调联络工具

    最近，社交媒体在推翻突尼斯长期执政的总统和相继发生在埃及等邻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许多人脑海中140字符的“推”（tweet）和颠覆根深蒂固的独裁统治风马牛不相及。这表现在很多人对推特革命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意在反驳维基解密在突尼斯革命中起到了任何作用）写道：

    CNN旗下杰出的电视记者本·韦德曼昨天谈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突然倒台时说，维基解密理论和公众暴怒共同促成了阿拉伯革命的首次胜利：“今天，任何一个和我交谈的人都没有提到Twitter、Facebook或是Wikileaks，只有失业、腐败以及压迫。”

    仔细再想想，一定要提到才算吗？对突尼斯人来说，去提这些东西就像上一代反对者去提磁带或者复印机。Twitter和Facebook没有直接导致突尼斯领导的下台。此次突尼斯事件和旧式革命没什么不同，依然是借助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得以实现。免费的社交媒体只是作为便利、迅捷的大众传媒工具被用来绕过政府（虽然并不能成功）协调和制定大规模集会和抗议活动的方案。

    认定社交媒体是弱关系网络也可能低估了社交媒体，事实上这些社交媒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网络也都拥有极富力量的联结。平均来说每个人有130个Facebook好友，但同时这些好友中也有些是现实中真正具有紧密关系的朋友。《群体心理学》的现代版本在某些情境下依然奏效。在埃及骚乱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标签为“﹟Jan25”（埃及抗议者使用）的推，每分钟都会源源不断发布新信息。这些信息激情满怀地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推翻政府；其中充斥着有关警察暴行的故事、国家首脑逃亡的谣传以及鼓舞士气的话语。很难断定街道上有多少埃及人在使用Twitter或者现场有多少人追随这个Twitter标签，尤其是据传这个标签被封之后。但是很容易能够想象这种在线的炮轰如何帮助人们投身真实世界的行动。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利用社交媒体的革命都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社交媒体是帮助任何有革命动机的人投身革命的最明显的工具（特别是那些伴随网络成长的年轻一代）。

    这种情境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活动中任何延展策略的重要构成有相似之处。当然，仅仅是使用它并不保证一定成功。

    旧制度的重新洗牌社交媒体富有功效，一是体现在它能够充当组织抗议的工具之一，二是源于它能够彻底改变旧制度和传统，这也是社交媒体招致如此诟病的另一个原因。带来转变的巨大推手是快速发展的手机和互联网业以及它们所覆盖的庞大人群。

    GoogleIdeas负责人杰瑞德·科恩最近指出：“十年前，能够上网的人数是3.6亿；现在，这个数字是20亿。2000年，巴基斯坦拥有手机的人有30万，现在则是1个亿。所以，人们不能再说科技无关紧要。”

    作为摧毁旧权力体系的一个典范，全世界都见证了发生在埃及影响巨大但本质上却没有明确领导的抗议活动。至少在初期，反对者没有代言人，除了想表达示威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行动方案与考究过的诉求。

    2008年发生在哥伦比亚的"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全国大游行活动"从一个个体的视角突出了社交媒体的革新和赋权作用：33岁的失业者奥斯卡·莫拉莱斯(OscarMorales)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绑架活动深感沮丧，他于是登录Facebook创制了一个名为“NoMasFARC”的页面。这个小组很快就积聚到25万人，成员们各司其责，承担了组织反绑架分队、起草章程、联络最高法院和媒体等任务。几星期之后，被社交媒体动员的成千上万哥伦比亚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在上述的实例中，我们看到古老的行为方式被颠覆，传统的层级体现也被弃之不顾。

    沟通的新途径

    社交媒体在革命中的效用是这种新工具在国际关系中力量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的效用还远不仅于此。

    一个政体如果想在国内外环境中获得有利局面，它至少需要让它的立场，应对策略或者偏好在民意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在《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中提到：当政策辩论的舞台转向网络时，网络交流变得至关重要。显然，当先知先觉者迅速采用新媒体平台为己所用时，还有许多人仍然处在观望阶段。而那些拒绝适应这种传播模式变化的人渐渐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将不会被人知晓。

    然而，转变交流模式，仅仅是冰山一角。舍基提出观察者只看到了群体抗议推翻政府，社交媒体的潜力主要体现于它们对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支持-这些变化是以年甚至是十年来计量的，而非在几星期和几个月之内速成。

    鉴于社交媒体这一类新的平台创新和发展的速度日新月异，我们很难去预测社交媒体影响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全部意义。当然，精确测量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和预言未来它们会被如何使用也绝非易事。不过，我们能够预料到的是会有更多社交媒体所导致的无法预料的后果，而那些小觑社交媒体力量的人可能会付出代价。

    【作者FergusHanson，系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兼罗维民意调查项目部主任。原文Harnessingthepowerofsocialmediaininternationalrelations，刊登于2011年3月31日该研究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