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舆论与国家对外决策的选择
发布时间:2015-04-16 14:10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了更多实际意义上的自由,获得了更多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和渠道。于是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之下,在网络、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的映衬之中,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和议政热情喷薄而出。
关键词:民意,舆论,国家对外决策,选择,中国外交论文
关键词:民意,舆论,国家对外决策,选择,中国外交论文
刚刚过去的9月,围绕钓鱼岛事态而在中国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社群中掀起的民意浪潮,注定将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街头示威、网络激辩、媒体助推、坊间热议,堪称风起云涌,而中国政府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强硬。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周边环境的变化,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争议开始增多,尤其以今年的黄岩岛与钓鱼岛问题为最。其实这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曾经是个老大帝国,近期开始实现复兴,周边国家逐渐流露出畏惧之情,而美国正在实施所谓重返亚太战略,因此这些邻居开始对中国不那么尊重起来。然而,菲律宾与日本分别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推向了高潮,为历史屈辱感和使命感所萦绕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位临世界第二的宝座之后,终于有理由向对其政府索要强硬了。
“为什么我们是世界第二了,对外政策还是如此软弱?”时至今日,许多国人心中疑问重重。由是,一波高过一波的爱国声浪响起,街头示威接踵而至,他们只想借此向世界——甚至不仅仅是向世界的某一部分——说一声“不”,希图政府能够彻底解决目前的领土争端,并一举扬我国威。
事实上,这种民众情绪,或者说民意,并非一时兴起,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力不断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早就逐渐激增。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外许多人指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兴起。更有很多人将目前国内盛行的来自民间的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关注与意见倾向称为“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姑且不论其称谓如何,民间所展现出的这种爱国情结与对外政策诉求,确实开始对官方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人注意到,在本次钓鱼岛事件中,中国政府的果敢和强硬,与沸腾的民意相互呼应,彼此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然而即便如此,民众通过网络平台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以对政府政策不满的声音居多。即便充分考虑到“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街头与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声音依然足以引起高度关注。如何理性评价这些对国家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
显然,这种情绪来源、传播、发展于民间,带有高强度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产生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或中外关系的看法之中,理性和非理性相掺杂,各种观点差异极大,不存在统一的、具有纲领性精神的理念,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它们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得到表达,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使民间舆论的声音更大。以民间对日情绪为例,中国民众对日情结显然属于历史积怨,历史记忆、自幼的抗日教育、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特殊的对日态度,在日本接二连三的不智行为刺激下无限发酵。连体育比赛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与日本比赛不需要开战前动员会。”同时,在普遍的情感因素之下,我们还可以发现,对日敌视程度在不同的人之间有着明显不同,理性者会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双方互利的一面,在坚持日本作为侵华罪魁的原则下,对日相对宽容;另一些则严重仇日,有深厚的历史情结。因此民众对日态度并非统一,尽管在日本挑战中国底线时,大家的声音开始趋同。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大家的表达更为简便,如果单纯将微博看成一个民意表达的窗口,确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短短几分钟内便会有上千万人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这些声音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在进步。从过去的一种声音逐渐变得有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人人都谈论政治,人人都谈论外交,是值得称道的吗?会导致民意凌驾于政府决策之上吗?会对政府的决策形成事实上的绑架吗?对于发展迅速的民间情绪和舆论,政府方面确实应当有正确的对策加以疏导。毕竟这种有针对性的社会舆论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或对具体涉外事件的处理上,按照民间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意愿,做出相应调整或修改。但事实上,政府是广大民众托付的国家利益首要责任者,而不是“民意”的简单呼应者。因此,尽管政府在引导、教育公众的对外政治情绪方面负有责任,但国家整体利益依然是高于这些而存在的。简言之,政府不能被民意所绑架。
民意不能绑架政府
那么,民意到底是什么?到底不是什么?民意究竟如何被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呢?
民意不是个人政治观点。比如,邻家二哥信上帝,张大妈对此不以为然,这不是民意。民意必须指向政治或社会问题,而非私人事务。捕风捉影的轶事并不足以反映民意,其代表性有多大是无法衡量的。“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想法是一种主观而简单的观点。民意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公众会有强力、清晰或统一的信念。这种一致性非常少见。民意经常包含多个小规模的、相互对立的群体,加上许多游移不定的人群,再加上更多的对此问题并无兴趣和想法的公众。最主要的一点是,民意是关于政治态度的散布,它能够快速地改变。民意往往显示出无知或者漠视,例如美国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人不知道格林斯潘(时任美联储主席)是干什么的。
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于美国民意有这样的剖析:民意分为三种,首先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除了切身利益外对其他事情不太了解或者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于外交政策并不关心,除非国家处于战争或者国际危机之中。其次是专注的公众,这些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那些抽象的政治问题,例如外交政策。他们是政治精英进行表演时的观众,同时也能够对普通民众的观点产生影响。第三种则是政治精英,他们是极少数高度卷入政治生活的人,通常是职业政治家,例如国会议员、总统任命的官员、负责报道国内外政策的高级记者等。这些人对普通公民和专注的公众施加影响。显然,这三种区分在外交事务上最为明显。阿尔蒙德根据调查指出,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总体而言就是漠不关心的状态。然而正是普通民众的冷漠和不统一,意味着其观点难以识别,对决策产生的影响也不会十分巨大。实际上我们现在口中的民意,往往是专注的公众那不成比例的热情和影响力所致,热情无比高涨,影响力却有限。这也就说明了民意往往只是一个小团体的观点,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这种民意的有限性。
真正的民意是靠调查数据显示的:美国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大多在国内政治层面,民选出来的美国总统只会去关心这些选民最关注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呢?笔者注意到,紧接着抗日浪潮之后,临近中秋国庆长假,新浪微博中尤其流行一个玩笑“民调”:
你认为哪里更难登陆?答案二选一:A.钓鱼岛;B.铁路售票网站。
结果,选择B的人大约占80%左右。这个事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公众同样更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相关之事;其二,钓鱼岛问题已经降温。这个现象非常有意义。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伊始,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该战争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然而仅仅一小段时间之后,美国公众的反战情绪就溢满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换言之,公众关注点和对焦点问题的看法是变化不定的,因此即便民调本身意味着民意,也无法确定公众下一秒钟的想法是否还会延续。这也就是说民意不能是政府决策的标尺,只能是参照系的一部分而已。
总之,数量并不意味着正确。民选的领导人会屈从于民意么?杜鲁门总统对民意非常讨厌,经常口出微词。几十年后,许多人反倒欣赏他是一位不顾反对意见,执意按自己意图做事的领导人。
日本的民意与其对华外交政策
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戚凯回忆起若干年前流传的一个说法:有群众给中国外交部寄来钙片,意指“外交工作需要补补钙”。这固然只是一种调侃,是民众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做出的一些评价,也许并不符合中国外交的实际情况,但是这种评价本身就是一种确实存在的民众舆论。民众的舆论可能受自身的教育程度、专业水平、信息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外交政策做出的评价可能并不十分客观、公正。但是,即便如此,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它的背后必然有着一定的原因;它也并不因其不完美而消失,相反它会继续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那么,是否只有中国的民众常常指责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软弱?作为比肩的大国,美、俄、日等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对各自政府外交政策的非议呢?
答案是肯定的。美国自身在国土安全、反恐、人权等几个方面均饱受批评,而且美国现在国内的反战情绪十分严重,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以及目前对伊朗、叙利亚等问题的解决途径。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堪称强硬,可以说,俄罗斯民众希望恢复大国国际地位的心态相当程度上支撑了这种强硬。
本文将重点放在日本,不仅因为它是此次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也是因为它与我们在文化上千丝万缕、在地理上一衣带水。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赵磊认为,讲述日本的民意,就要先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说起,而且日本的新保守主义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民意基础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总体低迷不振的情况下,日本却始终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日本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思潮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此时,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的民众急剧增加,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庞大的“新中间阶层”,即以都市白领为核心的中产阶级。根据当时的民调显示,1974年回答自己生活属于中等水平的调查者占到了91%,比15年前增加了18%。日本舆论界把这种生活满足感叫做“中流意识”,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基本满意状态,也是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意识形态,日本国民对于保守政党及其政权的支持率逐步回升,《日美安保条约》和重整军备的思潮也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这一时期,“满足感”在普通国民中蔓延开来,并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第二阶段,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鹰派保守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于1982年上台执政,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日本正式登场。他上台伊始,就鲜明地提出了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追求,强调应“毫无顾虑地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以往的基本制度与结构,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使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堂堂正正地前进”。显然,此时新保守主义的心理基础是日本民族优越论。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983年的调查,认为生于日本很好的人约占96%,认为日本比其他民族国家优秀的人约占71%。随后,在“自我特殊论”、“种族优越论”等日本民族意识的影响下,国际贡献、全球责任以及大国抱负等词汇开始反复出现在日本媒体当中。中曾根更是盛赞日本的独特性:“两千年来,一个民族同住一个岛上,使用一种语言,创造一个国家,这在他处是没有的。”这一时期,“优越感”成为基本的民意基础。
第三时期,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出现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因此新保守主义思潮便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急剧扩大——以态度的强硬唤起存在的价值。被称为日本最后一位大政治家的自由党代表小泽一郎1993年在其著书中全面描述了日本民众所拥护的政治主张,即对内主张政治改革,对外争取“普通国家”(即不再继续二战战败国地位)地位,寻求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正常化,甚至不惜同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与军事危机。尤其在2010年日本GDP第二的地位被中国取代之后,日本民众心理上的不适应感和挫败感就迅速发酵开来,而这种不适应感和挫败感正是石原慎太郎能够挟民意以逼野田政府“购岛”的重要原因。
戚凯则认为,由于日本的国家安全基本可以得到保证,经济低迷常态化的同时,国家的外交事务就更加受到民众关注,由此日本与其他国家的主权争端就更显得重要,相关处理则可能直接决定日本首相的归属问题。日本民众心中的正常国家首先是自助防御而非他助,由是驻日美军日益受到谴责,而另一方面就是领土争议,尤其是日本长期来实际控制的“尖阁列岛”(中国钓鱼岛)问题。所以“尖阁列岛”的搁置就成为民众诟病、在野党攻击现任政府的由头。笔者认为本次钓鱼岛事件实际上就是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利用所谓民意绑架日本政府,制造政治影响力,并为其子石原伸晃选举铺路的结果。而日本政府似也极愿被其绑架,与石原共演双簧,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总是有种莫名的感觉。在日强中弱时,其心态尚能维持平和,而当局面重新回到历史上的中强日弱时,前文所讲述的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感就开始发酵。日本内阁总理府的一项“对中国的亲近感”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1980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78.6%,1989年下跌到51.6%,2000年进一步下滑到48.8%,2008年更是滑落至31.8%,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上升到66.6%。在2010年之后,这一数据进一步凸显日本人对中国的冷漠。戚凯总结日本对华民间情绪时说,日本民间对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过度的民族主义,使得极少数极右翼团体和媒体得以利用民众的仇华心理,二者相互利用,扩大彼此的影响力和利益,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了巨大压力。
中国民间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林甦指出,在近现代史上,中国是作为一个弱国被裹挟进国际政治大潮的,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华民族的危机感与源远流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政治理念相结合,使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高度关注外交和国际事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今天,同一些大国相比,中国一般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度和了解程度也是异乎寻常的高。不过,新中国建立后,民间的声音在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一度销声匿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才再度兴起。应当认识到,社会因素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大体说来,这一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起航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国内改革的进程,对外交事务的关注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尚未形成独立的舆论话题,与之相应,舆论主体以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为主,主要指向是警惕以日本为代表的经济殖民主义,呼吁中国重振大国雄风等等,而表达渠道往往离不开学潮。
第二阶段从1995年至2005年前后。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多起大事,而这个阶段恰逢互联网引入中国并迅速发展普及,国内出版制度改革也开始实行,因此民众情绪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爆发出来,并且获得相对充分的传播。1995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突然红遍全国,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中国对外关系不再囿于专业或精英范围,而是成为民众讨论的热点,并且具有强烈的批评性质,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和标志意义的事。另一个变化就是民间开始在政府外交之外提出新的对外议题,如民间对日索赔、民间保钓等等,其自主性大大提升。这是中国民间舆论的自为性和自主性明显上升的阶段。这个阶段中,中日关系由于民众舆论的加入而开始敏感化,复杂化,中美关系也开始逐渐受到影响,厌日、反美、关于遏制中国的“阴谋论”的想象在民众中迅速蔓延。
这里提到的多起大事,包括中美关系方面的银河号事件、允许李登辉访美、美国阻止中国申奥直到炸馆、撞机等,中日关系方面的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日本“入常”企图以及钓鱼岛争端突显等,还有1998年金融危机形势下印尼发生的排华浪潮等,这些事情都使中国民众感到愤怒,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民意的巨大反弹。
林甦认为,在这个阶段,民众舆论对于中日关系问题发挥的影响力开始具备了至今仍然十分鲜明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持续性,中日关系是民众街头巷议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而且不论事情大小,但凡出现风吹草动,民间就会闻风而起。其二,中日问题在民间的舆论中永远是处于被放大状态的,一定会由此及彼,由小到大,最终必然会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荣辱感和尊严。四次大陆民间保钓运动和2005年日本入常引起的反日游行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大事。这其中可以看出民众舆论对外交事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例如新问题不断出现,来自社会和舆论的压力增强,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民众舆论作用有限,毕竟它无法替代国家政策主张去执行其希望的战略行动。例如,民间保钓运动、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不可避免地要由政府根据国家大战略进行评估,进而制定具体的政策,而不是随波逐流。
在这个阶段,面对民意这个新生事物,政府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和被动性。例如第一次出海保钓行动没有向政府部门申报,保钓人士只跟船主说出海游玩,出海后才说明其保钓的目的,船主爱国热情被激起,随之就成行了。后来由于出海船只遭遇日本巡逻,一度失去联系,保钓人士才积极与政府部门联系。
林甦认为,总体来说,这个阶段中国的民间舆论呈向上发展的趋势,自主性非常高,非常热情,而且比较干净。不论是保钓运动,还是2005年4月的涉日游行,目标相对简单,所涉及的群体仍然比较集中。但是到了下一个阶段,即2006年之后,民间舆论本身就更为复杂,主体更为分散,其影响也更加不确定。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认真研究和应对民间舆论对官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而随着近年来的信息革命、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互动模式迅速发展,民间舆论的多元化时代到来了,而且是一种并不平衡的多元化。正如有学者所说,网络上的内容变得浑浊,难以对之作出判断。网络的商业化和政府管控的结合,使得本来单纯的讨论平台变得复杂,而其中又夹杂着商业化的、炒作化的、娱乐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传播渠道上到底是谁在说话更无法看清,那些动辄超高的点击率,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制造出来的,圈外人完全不知道。
在这个阶段,有几个新的特点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全球化浪潮下新媒体的发展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体制下,它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它可以直接成为颠覆政府的平台和工具,例如在中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在中东地区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等。其次就是新媒体导致的民意的凝聚性和民众集结的爆发性是史无前例的。显然,这是政府难以完全阻止的。民间舆论得到了新媒体这个平台,从积极方面说,这是一个更民主的表达平台;但从消极方面说,通过制造所谓“舆论、民意”来影响乃至绑架政府也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最近的国内外事件上都有充分的表现:如渲染某种模式,以民意做要挟,要最高领导人去视察,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绑架舆论的手法。在涉外事务中,类似的做法也有所体现,如本次抗议日本“购岛”事件,有些媒体明显有过激或者说过度的反应。例如中央电视台某频道制作的节目,醒目突出“战争边缘”这种言辞,稍稍有一点国际常识的人都知道,中日在钓鱼岛事件上的对峙离战争还远着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危机事件,是一个严重摩擦的事件,怎么能一上来就危言耸听地告诉大众说我们已经就在战争边缘上了,造成盲目的危机感。
在这种情况下,微博作为一个民间舆论的集散平台,从政府到学者,如何去保护和顺应,如何引导和管理,这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显然,仅仅依靠屏蔽、删除和在其中重复官方观点是不行的,这只能是暂时性的行为。
在目前这个阶段,民间舆论的主体——中国民众本身有也有新的变化。随着中国力量快速上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对国际社会里大国平等的渴望,更包括民族主义的情绪,也随之在快速上升,甚至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畸形膨胀。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略、被凌辱,如今国民除了在国际上要求平等地位和民族自尊之外,中国人还应该有什么样的诉求乃至理想和目标呢?林甦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培养出一种大国心态,对我们长远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等等,对于国人而言都还是模糊的概念,也无怪外界非常想知道,中国强大了想要什么。客观地说,我们自己也并不清楚中国的未来究竟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和目标。新兴大国的力量上升必然引起国际关系中的怀疑、恐惧甚至敌意的上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周边环境逐渐恶化,而这种恶化与中国民众中那种盲目的、没有目标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主义的上升同时发挥作用,中国的崛起之路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曲折。对此,我们要给以足够的警惕。
媒体的作用
《纽约时报》1971年登载的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震惊了全国。《华盛顿邮报》1972年关于水门事件穷追不舍的报道导致了1974年尼克松下台……中国微博追讨“微笑局长”杨达才最终使得该局长落马,关于薄熙来案件早在政府公布处理决定之前便见诸于网络论坛等各个角落……
上述事件看似没有必然联系,实则共同指向“媒体”二字。美国建国之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写道:“如果只剩下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两种选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后者。”实际上媒体对于舆论的形成和传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是民众与政府的桥梁,既可以输出和引导民意,也可以迎合或批判政府。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媒体广泛支持,因为有9.11事件在前,媒体不加怀疑地相信了政府关于伊拉克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公告,而民众则在媒体的引导下,也完全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一仗打下来,美国始终没有找到那些武器,于是舆论无法再次保持一致。哪怕是为了“报复”战前的误导,哪怕是为了修复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大多数媒体开始转向批评性态度,于是政府发现媒体又不像战前那样可以控制了。美国军方一直在抱怨电视降低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率,因为后者充分展示出占领巴格达并非易事,随后即便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对美国政府口诛笔伐……由此可以看出,媒体对于民众而言,是一种具有统治性影响力的引导,在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于国际时事漠然无知的同时,媒体如何说,他们就如何信了。
在中国,事情可能有些复杂。赵磊认为中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报导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说的都是真的,但不一定全说”,这使民众觉得“不够过瘾”;西方媒体则是“真假都说,而且全说”,这让民众觉得“真假难辨”。中国官方媒体抛出来的东西,肯定是真的,但它可能不一定是全部,但问题在于民众最关心的恰恰有可能是没报道的那部分内容。而且,现在的中国民众也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完全一致的、持续的、正面的报道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质疑它的真实性,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当前中国媒体主要体现出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媒体主体多元。媒体主体包括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以及自媒体(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媒体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正说明了中国媒体步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媒体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消息五花八门,正面反面的信息都有,左派右派的立场并存,稳健极端的态度同在,任何一种可能都会被媒体和民意预测到,因此当真相大白时总有一个“预言”成真,此时人们便会形成一种印象:“信政府不如信媒体。”另外,在媒体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纸质媒体似乎正在经历一个沉浮的过程,在新媒体乃至微博出现后,纸质媒体一度几乎被人遗忘。以北京为例,若干年前在地铁车厢里人们拿着大报小报,以致报纸不得不“瘦身”去适应这种阅读需要;而现在都在低头看手机、“织”微博。从规律上看,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一方面提供了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但是也养成了人们“浅阅读”的习惯,人们总是快速地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涉及到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时,往往极易冲动和肤浅地做出判断。所以,如果政府真正想对舆论有所引导,或者对民意有所体现,还是应该依靠传统媒体,因为以纸媒为核心的传统媒体代表的是深度阅读与谨慎思考。
第二,媒体功能多样。媒体的功能非常复杂,一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媒体对“各种问题”的议程设置同“问题的自我实现”,两者之间关系越来越“正相关”。比如如果媒体炒作中日关系走上“战争边缘”,民意和政府都有可能真的被推到战争边缘的道路上。在全球化时代,媒体要想让大家做到一荣俱荣很难,但要大家做到一损俱损则相对容易。例如,一个人说自己爱国是没人搭理的,但若是涉及类似薄熙来、小悦悦等负面事件,国人的讨论热情就会激增。另一方面,在商业社会,媒体的动力是眼球经济,中国的媒体也不例外。这种行为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塑造成熟的民意基础,以及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监督。最后,媒体与政府之间有“教育对方”与“被对方教育”的关系。具体来说,媒体制定议题会引起政府的关注,“教育”政府逐渐认识到某些问题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或增强国家对某些核心议题的深刻认识。同时,政府会通过媒体去引导民意,为政府执政创造相对良好的治理环境。在这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媒体不再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也不是政府的“敌人”,其社会稳定器、政治压力舒缓器的功能会日益凸现,媒体与政府互为“朋友”。
总之,完善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就要不断提高政府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首先,要正确认识媒体的性质和规律。今天,新媒体(互联网)反中心、反控制的技术特点改变了舆论生产方式乃至社会组织方式,传统媒体是层层把关、层层报批,新媒体的特点则是新闻源头不可控、影响层面不可控。其次,在新媒体时代,面对惊人之语尤其要提高警惕。新闻传播学有一条规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失真,传播的次数越多,真实度越低。但同时,公众在不断接触新媒体的真假“李逵”中,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在提升。第三,新媒体改变了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在突发事件中,民众认真甚至于较真;民众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国家维权意识增强;对政府的态度和任何决策都会抱有“有错推定”原则。但是,在危机时刻,媒体也可以扮演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帮助政府舒缓民众的不良情绪,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在中国,影响民意的特殊群体还有一个,就是“公知”。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也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还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些人正是阿尔蒙德所区分的三种民意中的第二种,他们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十分巨大,其途径目前而言主要就是新媒体。这些人主要针对政府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当然“公知”也分派别,有人偏左,有人偏右。右派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政府的对内政策以批判态度居多,尤其专注于国内民众与政府的一些矛盾。比如说他们认为学者应该有说话的平台。但由于政府的长期教育给民众造成的是一种固化、封建、偏于极端的认识和认识方法,也就导致现在学界无法影响国家政治,这在其他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左派则呈现出一片红色的迹象,完全为政府说话,并在政府立场上解释国家政策,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些人在微博上各有信徒,并逐渐扩大开来。因此,在微博这块新的舆论或者政治空间中如何进行管理,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维稳政策所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民意与舆论的双刃剑效应
伴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经济发展、社区生活、权利保障等社会问题愈发成为了民众关注的重点,在和平或威胁较小的时期里,上述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比之下,领土、主权、军事安全等传统议题则慢慢淡出民众的视野,但是一旦情势稍有变化,它们又会迅速回到前台,抢占民众的视野,并且引发民众的高度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对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关注正是发生在上述这样的大背景之中的。
在日本“购岛”事件中,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的网民,一方面强烈支持政府出台的种种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仍然不乏对外交等部门的批评。即使在全球化无孔不入、高技术笼罩一切的当今国际社会,事关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仍然极易获得公众的高度关注,并形成较为一致的舆论声音,这种声音在大众外交盛行的时代里是束缚国家政府行为的重要工具。
近代以来,许多政治家、外交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大众外交都无太多好感,他们认识到民众的非理性可能会给国家造成灾难。但是,这只是从外交的技术层面看问题。在现代社会,哪个政府能够忽视民意?民族国家公众的声音始终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公众舆论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特质,它们或主要追随媒体精英的报道,正如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或者主要孕育于政府刻意的教育之中;但是总的看来,舆论一旦形成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很难再彻底地改变民众的思维模式并扭转舆论的导向。因此,政府也因此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相同性质的外交事务承受着来自民众相同性质的批评与谴责,从而可能堵死了自身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中国的民意、舆论与对外决策相关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编号:1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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