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形势下推动“中印关系模式”的初步思考

    摘要：印度在我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十分独特，中印关系兼具多重属性。印既是能与我等量齐观的新兴市场国家，又是与我存在重大领土争端的关键邻国；既在双多边场合中对我开展合作与借重，又在战略上视我为主要防范对象；既利用美西方对我牵制，又自主、自立和自尊，立足与自己坐大，拒当他国反华棋子。

    关键词：新形势下,中印关系模式,推动,初步思考,中国国际关系论文
 

    在多年实践中，中印两国逐渐摸索出一种相邻大国之间独特的相处之道，可称为“中印关系模式”：即在领土主权和战略信条上犹存重大分歧背景下，两大邻国仍能有力管控有关争端，聚焦共同利益，务实拓展合作，保持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规避大国兴衰必伴随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我周边及亚太战略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背景下，经营和推动“中印关系模式”，对我处理好与周邻关系、调动大国关系、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的外交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推动“中印关系模式”水到渠成

    经过60多年发展，中印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内在动力与外部环境均已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盘点和规划。总结提炼“中印关系模式”，正是顺应变化了的国际战略形势的水到渠成之举，也将有力地牵引中印关系持续稳定上行。

    （一）近年来中印关系呈现出相当稳定的新特征，摆脱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范式。

    两国都把21世纪的前20年看作实现本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不愿采取进攻性色彩过浓的外交政策。尽管双方都有改变不合理国际秩序的主观要求，但均希维护良好安宁的国际环境，以建设性姿态来适应或完善现有国际体系。同时，中印犹存边界、安全、贸易摩擦等新老纷争。随着海外或域外利益不断拓展，中印进入对方“核心利益攸关区”或“传统势力范围”在所难免。两国在能源资源、市场、制度和发展模式等方面亦存竞争。中印关系逐渐呈现合作性与竞争性均在不断上升的大国关系态势。两国决策层超越了“龙象相争”、“龙象共舞”等“一刀切”思维，学会在竞争中谋大势、求大同，着眼于利益融合与交集，寻求两大文明古国的共处之道。

    （二）中印各自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两国互动带有“巨人对话”特点，具有向外示范和推广的潜力。

    尽管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但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经济总量等方面衡量，两国均为“超大型国家”。中印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对各自周边、亚太地区乃至国际格局日渐产生重大影响，各方均密切关注中印关系走向。2012年4月，巴基斯坦时任总统扎尔达里表示，巴印可效仿中印模式来改善两国关系，表明“中印关系模式”已产生示范效应。

    （三）中印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各自“战略自主”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

    两国均本能抗拒“拉帮结派、结盟对抗”等传统国际政治手段，推行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的外交方针。印对外政策具有鲜明的“印度DNA”，坚守“不结盟”原则底线，谋求“战略自主”，对美西方的拉拢拥有较强免疫力，在我周边邻国中可谓独树一帜。中印均具备较强的自主行为能力，以及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有利于两国判断中印关系本身的是非曲直，较少受第三方因素干扰。两国决策层与战略研究界逐渐认为，中印可以形成独特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中印关系模式”依赖五大支柱

    多年来两国外交实践表明，“中印关系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型并正常运行，确保双方紧紧着眼大局，牢牢把握大势，是因为背后有以下支柱支撑：

    （一）两国努力实现战略平衡与和平共存。

    由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和日本右翼化趋势明显，中国东部压力增加，中国战略重心明显落在“东部”。印度在南亚战略环境也日趋复杂，印度洋日益成为西方大国角力的场所，印安全战略重心明显放在南亚次大陆。中印各自对外战略重心的差异和互补，为两国和平共处与务实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印领导人多次强调，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印共同发展和繁荣；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将中印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国只能和平共存。

    （二）两国积极构建有力的经贸投资伙伴关系。

    经贸关系是中印关系最具活力的部分，能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融合。一是双边贸易方面，中国已成为印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与服务有利于印度减少贫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2011-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则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1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654.71亿美元。2014年前三个季度双边贸易额已超过500亿美元。[①]未来5年，中国将联手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力争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双向贸易额突破1500亿美元。二是工程承包方面，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方在印度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601.3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5.18亿美元，印度已成中国工程承包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②]在印亟需改善基础设施大背景下，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合作的灵活、管用、可靠模式。三是双向投资方面，为了培育国内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对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的赤字问题，近年来印政府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据印政府公布数据，2000年4月至2014年5月，中国累计仅对印投资4.10亿美元，占印利用外资总量的0.18%，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只排名第28位。[③]习主席访印期间宣布，中方将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200亿美元。考虑到过去中资企业在印频频遭遇安全审查的“歧视待遇”，中印在投资方面的新共识显然是重大突破，表明印方终于解放思想、欢迎中国资金和技术。在经贸关系制度化方面，中印战略经济对话、财金对话、经贸联合小组等对话磋商机制日臻成熟，两国务实合作逐渐从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向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中印贸易摩擦有所凸显，但两国经贸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依然保持在上行轨道，双边贸易大盘保持基本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资潜力逐渐释放。

    （三）两国坦然直面分歧，积极化异求同。

    过去半个多世纪，着眼大局、求同存异一直是中印处理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则，旨在为冷冻、管控、隔离两国的重大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为未来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但近年来，中印双方同时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争端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基于上述思路的变化，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一些所谓的“雷区”取得了一定突破，关于边界问题的新机制、战略经济对话、海上安全对话等均已启动，两国反恐对话、国防对话、就阿富汗和中亚等地区问题，亦有条不紊推进。在边界问题上，尽管解决该问题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储备，目前有利变量也还不够多，但近来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和实际努力都明显加强，对维护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认识加深，避免边界问题绑架两国关系的意愿更趋强烈。摆脱历史遗留问题的牵绊，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民族复兴大业上，日益成为两国高层最大的交集和公约数。

    （四）两国联手打造多边合作伙伴关系，互壮声势。

    多边舞台的国际合作是中印关系的新增长点，夯实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发展过程中都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压迫。中印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日益在全球治理领域互壮声势，相互配合，维护各自未来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两国在气候变化、反恐、粮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亮点突出。双方在地区热点问题和互联互通方面的利益共识越来越多。中印在多边舞台合作与互动，大大丰富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为因应中印关系新的发展趋势，两国应牢牢把握双边关系的三个定位：一是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排除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二是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分享发展经验和发展红利，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和亚洲新安全观。三是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亚洲战略安全和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④]

    （五）两国共倡“地缘文明范式”，交流互鉴。

    中印文明底蕴深厚，文化交流贯穿始终，未曾中断。美国印度学者谭中提出中印关系应回归“地缘文明范式”，很有启发性。与基于“自己vs.他人”且植根于军力、领土、同盟等四项的“地缘政治范式”不同，“地缘文明范式”提倡基于“自己vs.自己”，追求所有人类的公正、平等和多样性。中印联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基于东方文明的独特基因。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主张推动中印关系同国际大势相结合，推动中印关系同各自发展需求相结合，推动中印关系同两国复兴进程相结合，推动中印关系同振兴东方文明相结合，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和视角。2013年印前总理辛格在中共中央党校演讲中，提出中印关系的“七巧板原则”即“七项原则”，主张以“编织精美挂毯”的手法来“谱写印中关系未来更加壮丽的篇章”。2014年7月，印总理莫迪在巴西与习主席会晤时称中印两国是“两个身体、一种精神”。同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莫迪还倡导中印关系“从英寸迈向英里”（InchtowardsMiles）的新理念，其中Inch代表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Miles意指“印中携手千禧年”（MillenniumofExceptionalSynergy）。[⑤]《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中印关系的“发展”性质，即“发展伙伴关系应成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⑥]总体而言，中印文明均重视伦理、道德及自省等层面，能给“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抹上一笔柔和、人性的色彩。

    三、推动“中印关系模式”主要切入点

    随着经贸、政治和安全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印双方需要协调处理的细节问题越来越多。要打造并向外推广“中印关系模式”，两国尚需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

    （一）淡化恩怨，准确定位和协调各自核心利益。

    中印是世界上少有的陆地边界还未正式划定的大国，边界谈判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者遗留给双方的包袱，成为不时挑动两国人民神经的一根刺，也时常被外部所利用，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仍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目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不小，解决该棘手难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该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加以配合。考虑到该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两国应在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缩小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扩大两国边贸往来等方面多做些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永无出路，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能最终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获得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二）超越冷战，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和视角。

    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合问题，将是发展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中印同步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象。近年来，印不同层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印关系并非对抗性的“零和游戏”，并为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两国贸易关系日益壮大，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均保持密切磋商。诚如印前总理辛格所言，联盟、遏制的旧理论已过时，印中是无法遏制的；两国也不应该寻求相互遏制，合作的好处远远大于遏制可能带来的任何假定收益。印中应该在平等和友好的精神之下与对方互动。

    但同时，中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竞争是不争之实，亟需理性看待和妥善应对。积极的竞争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外在动力，不能以消极的态度对中印关系中竞争性。印前驻华大使拉奥琦曾撰文表示，“中印关系既复杂且有多面性，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随着印度崛起壮大、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部分中国人也认为印度给中方带来了威胁和压力，担心印方试图用武力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与美国勾连遏制中国等。但迄今为止，印度对外战略出发点仍主要着眼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增强其战略自主等正常考量，“向美西方一边倒”并非“印度外交政策的DNA”，也不符合印国家利益。

    （三）务实合作，最大限度拓展共同利益基础。

    中印应继续落实达成的有关共识，在八大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包括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手维护维护一个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基本稳定的全球秩序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印应推动贸易、投资并进，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对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此外，双方应善用各种契机，弘扬传统友谊，扩大友好合作的民间感情和民意基础。最后，继续维护两国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亮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气候变化、反恐、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立场。

    （四）双多边结合，构建多支柱的合作关系网络。

    首先，冷战后中印关系发展表明，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交流，以有效防范战略误判和两国关系变形。其次，两国应善用边界问题各种谈判机制，采取建立边界地区互信等措施，以最终划定两国边界，同时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最后，中印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增长是互利双赢、可持续性的，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贸易摩擦问题。另外，随着两国影响日益扩大，双方需要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两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非对抗性对话以及民间往来的便利化措施，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迄今为止，中印已逐步确立了四大合作架构，即定期峰会和高层会议、军事互信措施、边界谈判和相互贸易投资，但这四根支柱仍不足以支撑整个中印关系的更大发展，新的中印外交架构必须是一个深层次、多层面、环环相扣的，以便让两国政治领袖、官员、企业、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磋商和协调，建立战略互信，确认和加强共同点，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与分歧，促进双边及国际合作。

    （五）着眼长远，培植成熟平衡的舆论环境与国民心态。

    由于历史背景特殊和相互了解欠缺，中印关系极易受到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左右，情绪性波动是中印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新兴媒体和网络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参与和影响中印关系的利益攸关方和行为体更加多元，中印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民间感情很容易发生逆转和变化。从印度国内舆论生态环境看，以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来炒作中印关系仍是印媒体运作“政治正确性”的潜规则。从中方看，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也愈趋多元，报道质量和层次也千差万别，不时发生判断失真、观察失焦等问题。虽然两国有关部门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但要根本改变这种“认知鸿沟”仍需较长时日。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印关系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震性和回旋空间，离不开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准确研判对方言行的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