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缔造特有的困难--兼论中国大战略缔造问题

    【英文标题】TheSpecificDifficultiesintheMakingofGrandStrategyinthePost-ColdWarEra:AConcurrentDiscussionontheMakingofChina'sGrandStrategy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除去那些人们所熟知的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外，信息时代权势的控制使用日趋复杂化、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复合叠加趋向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增生对国家战略能力的渐进式冲击这三大发展趋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着世界各国的外在战略环境，而且直接对大战略缔造过程构成了强劲冲击。它们与传统因素一起，在总体上造就了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缔造特有的困难，而克服这一困难的最好途径在于借助历史特有的穿透力，去“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
 

    【关键词】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缔造,特有困难,中国大战略缔造,中国外交论文
 

    在人类战略思想史上，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明晰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①由于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互相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②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显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LewisGaddis）明确地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算计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算计和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这同等的关注——如果算计变得比被算计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③可见，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秩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④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重点探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影响的那些大趋势，特别是后冷战时代在物质和心理方面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在治国谋略方面不同于冷战时代的“逻辑”。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需要努力去适应并认真加以应对的新的战略时代。

    一、信息时代权势的控制使用日趋复杂化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权势或曰力量（power）的定义绝对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权势的理解与认知并不尽一致。不过，至少有三种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一是认为权势就是资源（resources），其二是认为权势就是目标（goal），其三是认为权势就是控制力（control）。⑤不管作何种理解，在大战略缔造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对权势反复进行清醒的估算。对此，利德尔·哈特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指出：“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⑥正是在对权势的“审慎合理的计算”问题上，后冷战时代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缘由之一，就是现今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把权势分为硬权势和软权势（softpower）⑦，并据此来加以控制使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类硬权势很熟悉，有关这方面力量比率的估算也较为直接明了，因为有一系列的指标性数据可供参照。但有时候，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政治中达到其目的，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家尊重其价值观，将其作为仿效的榜样，因而愿意跟随它。这就是软权势——促使其他国家的期望与自身期望相一致的能力，是吸引而非强迫他人参与。⑧显然，软权势作为塑造其他国家喜好的能力，与硬权势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那就是这类权势呈现出非线性变化的特征，结果也就无法像硬权势那样依靠数据来进行估算，并由此导致后冷战时代权势估算过程更加复杂化。

    “软权势”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奈（JosephS.Nye,Jr.）在其1990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20世纪末得以逐渐丰富和发展。但就国际关系思想史来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传世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助于一场场精彩的演说和辩论，已经隐约提到了“观念”的重要性以及雅典作为“全希腊的学校”⑨所拥有的政体、民族精神等软权势方面的重要优势。相比于2000多年前尚处于“智识”阶段的软权势思想萌芽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霸权”思想，已经触及了软权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文化。⑩及至现代，就连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也认为，“在影响国家权势的具有定性的三项大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11)毫无疑问，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并不属于一国传统意义上的权势范畴。不仅如此，软权势思想的痕迹在国际机制理论、国际社会学派的相关著述中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和折射。到了冷战濒临结束的1990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小约瑟夫·奈将以上这些“权势第二张面孔”（thesecondfaceofpower）或曰“权势的第二层面”结合起来，(12)正式命名为“软权势”，并将之理论化。(13)

    如今，“软权势”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名词，它已经进入国家政治领域，成为备受国务家们青睐的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说，软权势的当今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其二体现在战略运筹上。就大战略缔造而言，第二点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软权势“除去一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国际政治影响，再除去谈判技术之掌握、领导能力、塑造联合阵线的能力以及许多其他技能之外，还主要涉及：基于国外广泛尊敬、赞赏甚至羡慕的威望、楷模性影响或带头作用；在信息经济和信息政治急速发展的时代愈益紧要的‘信息性权势’（informationalpower）；与上述两种权势密切相关的、迅速和灵活地适应和回应内外环境重大变化的组织能力（这被约瑟夫·奈称为当今时代的‘关键性资源’）；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游戏规则并决定其他角色将如何做游戏的权威和能力’，即所谓‘结构性权势’（structuralpower）。”(14)

    可见，软权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高技术急剧发展的信息时代的特别有效和重要的一大权势要素，反映了“权势本身正无休止地被重新分配和重新界定”这一图景，(15)并直接导致了后冷战时代权势估算的复杂化。这方面，就主权国家的大战略缔造而言，其直接后果就是，权势的使用控制格外复杂了。具体地说，武力作为一种可用和有效的外交政策工具这一传统的现实主义假设，如今需要做相当大程度的限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军事力量和武力威胁作为大国之间解决利益冲突的手段，其有效性正在衰落，具体问题领域中非军事形式的权势和影响力的分配变得重要起来。换言之，军事力量不仅在各种不同问题上的替代作用已没有过去那么大，而且其运用的效果也大不如前。

    总之，信息时代一国大战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更深刻地理解软权势的作用，能否在对外政策中更好地平衡硬权势与软权势之间的关系。当然，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相比，软权势更加难以运用，因为很多关键性的软权势资源并不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其效果严重依赖于受众的接受程度。此外，软权势资源常常是通过营造政策环境来间接地发挥作用，有时甚至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缔造大战略时，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当今时代权势估算的复杂程度，在增强自身软硬权势的同时，进行细致的谋划，灵巧地运用硬权势和软权势。

    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复合叠加趋向

    作为一个概念来说，安全一词本身既极其丰富、又极其难以捉摸。实际上，它既可以用于人际关系之中，又可用于国家关系之中；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主观的一面。但作为一种情势，安全意指免于危险或免于恐惧或焦虑。这种定义的价值在于把安全概念直接与危险和威胁关联在一起，无论这种威胁或危险是特定的还是普泛的。由此出发，人们得以提出一系列有关威胁的问题：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是非军事威胁？是人身威胁还是意识形态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民族还是其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威胁来自何方？是全球性威胁还是地区性威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或一个国家的安全观与安全范式——关于安全性质的一系列判断与假设。

    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学术界、特别是一些职能部门，都高度关注冷战后安全领域中的传承与变化趋势，特别是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复合叠加的趋向。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还有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它囊括了除军事、政治和外交议题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构成重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威胁、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国际海盗以及洗钱活动等等。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一国战略的优先秩序，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与行为方式。

    其实，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研究并非肇始于冷战结束之后。早在冷战时期，非传统安全观念及其相关研究就已经起步，尽管它还被笼罩在传统安全研究的巨大阴影之下。这方面，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发挥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即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所谓“低级政治”的强调，主要由环保主义者大力推动的有关全球性议题的理论探讨，以及所谓“贸易国家”理论对国家体系的二元划分。正是因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相关研究在冷战后的异军突起，使得冷战后的安全范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更，呈现出传承与变革两种趋向，即一方面人们看到并且切实感受到了传统的安全威胁，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威胁，以及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牵引的军事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人们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把安全威胁严格地限定为军事威胁，甚至认为主要不是军事威胁。

    除了解释的宽泛化之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复合叠加趋向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首先，就传统安全威胁而言，其冷战后的表现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其安全思考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提出了所谓“不对称威胁”这一关键概念。显然，不对称威胁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威胁的某些特性。除此之外，非传统安全还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即新的安全议题与治理问题日益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在安全追求上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冷战后的安全环境出现了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除主权国家之外，在国际政治中，还出现了詹姆斯·罗西瑙（JamesRosenau）所说的“游离于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体”（sovereigntyfreeactors），(16)这些行为体具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施加伤害的能力），因而能对国际体系中的弱国家、不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进程施加重要影响。

    第二，冷战后，传统的有关国际和国内安全环境的两分法开始被打碎：（1）冷战后的安全威胁不仅更加多样化，而且呈现跨国化、模糊化和不可预知的特征；（2）冷战后的主权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主权国家，都显现出新的脆弱性的一面，且这种脆弱性正在被冷战后新生的对手所利用，例如信息领域里屡见不鲜的网络攻击、跨国恐怖主义活动等。

    上述全新的安全环境，决定了冷战后各国安全追求的空间界限不再是领土划界所能轻易厘清的。相对于传统安全战略而言，这是一大挑战，因为传统安全战略断言这种划界和空间限定是它们的安全目标。鉴于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以传统方法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地域上的显著困难，结果在国际政治中，全球治理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选项，尽管对如何实施全球治理还存在广泛的分歧。

    总之，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是，冷战后不仅安全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而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或多或少印证了宽泛化解释之必需，以至于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事都攸关国家安全。这恰恰反映了冷战后战略缔造的一大困境，亦即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课题就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其中的跨国威胁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形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把非传统安全关切有机地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战略之中？实际上，在冷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在阐释和规划国家安全战略时，无不同时注意和强调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两个方面，并力图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以便确保战略的成功实施。

    三、非国家行为体的增生对国家战略能力的渐进式冲击

    毫无疑问，当今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体系。但与过去相比，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威性正在相对减少，国际体系中大量的非国家成分正在侵蚀着主权国家旧有的影响。不仅如此，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开始登上国际体系的舞台，并成为多元体系中的新分子。以上这些新元素的加入，促使国家地位和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果就像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国界对人们的生活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社会领域。(17)当然，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变得陈旧过时，使政治变得软弱无力，使主权仅仅变成一个空壳”，(18)这种观点也言过其实，因为主权国家毕竟仍然是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性的行为体，其参与国际政治的程度最深也最为广泛。

    结果，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开始出现所谓的主权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深度联合”（deepcoalition）(19)，即它们共同作用于国际体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国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尽管主权国家决策在国际社会价值分配中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并本能地倾向于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为国际政治进程之外的活动，将其作为影响政治进程的一个环境因素，但由于全球化发展催生了价值的多元化，结果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跨越国家边界寻求价值，并构成各种跨国家关系。此外，日益加速的信息革命正在催生和创造各个跨越国家边界的虚拟社群和网络，使跨国公司和非国家实体（包括恐怖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此类组织可以利用自己的软权势，跨国界吸引民众参与，成为其盟友。于是，国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吸引力、合法性和信誉度方面的竞争。

    无疑，在当今的非国家行为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虽远非什么新的威胁，但冷战后恐怖主义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它主要由宗教狂热或虚无主义所驱动，且其毁伤能力远远超过此前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恐怖主义政治威胁所追求的心理门槛。这方面，“9·11”事件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心理震撼，就是有力的证明。可以说，主要就是因为“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活动，直接导致小布什政府在大战略目标优先排序上的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到大国关系的调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像“基地”恐怖主义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实际上已经作用并影响着国家的战略能力。

    通过参与国际系统的价值分配过程，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后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能力，并扩大了在全球空间内的规模和密度。这意味着国家间的国家中心网络已经受到非政府组织这类跨国家中心网络的影响甚至是冲击。(20)可见，随着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重要性的上升，国家需要具备一种平衡的能力，即在各个层次上确保国际体系中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的诸多行为体有机整合为一个统一体。有论者指出，“全球化时期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各种关系的处理已趋于在一个包容政府、企业、政府间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等角色的复杂体系中来进行，仅仅把视角投向国家的职能和政府问的关系已很难能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的现实和趋势。”(21)也就是说，非国家行为体的成长并稳定增生，使我们再也不能仅仅基于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国际关系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也说明，早先由政府实施的治理，实际上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在几个彼此重叠的、紧密关联的领域实行多重治理，且参与者不再限于政府和传统的国际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某些多重治理反映了独立国家间更加密切的传统合作，另外一些则反映了向超国家治理的深刻转型。特别是随着超国家治理的出现，现代国家属性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之，正如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和所有国家各自在各功能领域的存在与活动，连同它们互相之间纵横交错、形式繁多的合作、抵触和冲突，形成了一个远比过去时代广泛和丰富的世界政治构造——当代全球‘复杂聚合体系’（thecomplexconglomeratesystem），非国家行为体在其中起着先前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作为在国家‘之上’和‘之下’的角色，它们的存在、增生和作用联系使得世界政治大大地复杂化了。”(22)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的战略能力造成渐进式的冲击。

    四、对当今中国大战略缔造的几点思考

    利德尔·哈特曾经表示，氢弹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23)后冷战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战略时代”。显然，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去适应并认真加以应对的变化中的时代。也就是说，除了继续关注那些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信息时代权势控制使用的复杂程度，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复合叠加趋向，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增生对国家战略能力的渐进式冲击这三大发展趋势，需要认真思考和清醒估算在这三大趋势孕育之下，传统的影响大战略缔造的因素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特有的时代意涵。对于当今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下述几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醒认识和把握这一新的战略时代的特性。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24)或者“国际性规制失控”（internationalderegulation），几乎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在思考国际战略环境时一个通用的词语。不仅如此，国务家们和战略研究界也基本相信，这一词汇在很大程度上描绘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风貌，并可以主要据此来思考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一个由美国和苏联主导下的高度结构化的两极世界走向一个新世界，其中许许多多的行为体影响着世界政治的结局。结果，“先前从未有过一个新世界秩序不得不基于如此众多的不同观念，或者如此普遍的全球规模。先前同样从未有过任何秩序不得不将下面两者结合起来：一是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属性，二是全球性的民主舆论和现时代爆炸性的技术发展。”(25)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将不得不在一个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复强调，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同时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

    其次，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尤其需要认真关注国际体系层面上的发展大势，特别是多种趋势并行可能带来的战略影响。对此，加迪斯的下述观点值得铭记。他说：“在进行战略规划时，我们太过于关注下一个月或下一个年头可能发生的某种单一趋势，没能察觉可能发生的、基于长远要素之上的多种趋势，以及多种趋势的并行可能对我们未来产生的影响。”(26)也就是说，在制定国家大战略时，我们习惯于传统的安全思维模式，而较少关注新的发展趋势。可见，在当今时代，为保障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根本安全不受损害，决策者们需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及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本国的道路。当前，中国在经历了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教训之后，正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关键时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新世纪中国的大战略，有赖于敏锐地认识和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这一趋势和格局中的位置，辨识它们所提供的机遇、压力和可能的限制。

    第三，大战略缔造是一个既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压力、又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的过程，(27)因而负责战略缔造的政治领导人物的战略素养至关紧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当今中国具备了在世界体系内地位上移的一些基本条件。而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顺应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压力，形成并加强了学习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并抓住历史机遇奋发振兴。所以，当今中国要在21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谋划。换言之，从大战略视角思考中国的世纪性外交战略，是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一项近乎关键性的治国素养，因为“我们的外交和国际战略仍然缺少系统性，缺少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的系列。许多外交表态和行动虽然谈不上错误，却带有‘撞击反射式’的应急特点。”(28)

    第四，就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尽管仍包括传统的安全威胁，即当今中国仍面临国际体系方面的结构性困难，(29)“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30)需要明辨冷战后出现的多个三角关系及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但与此同时，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表征的新的安全困扰也不断涌现。结果，我们急需运用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指导解决紧迫的现实安全问题，那些事关国家、民族、国民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体的安全问题。所以，冷战后的安全战略研究，完全称得上是“焦虑时代的学问”，(31)因为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仅重要和紧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后冷战时代本身的特性，以至于在治国谋略方面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逻辑”。显然，这对中国的战略研究界来说，意义同样紧迫和重大。“如果认为只有中国的外交官，才有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策略的发言权，而不重视或完全回避理论及策略的研究和普及工作，那么，职业外交人员以外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无知，完全可能抵消外交人员的全部努力或者使他们的努力大大减色。”(32)为此，在大众政治时代，需要努力促进和繁荣当今中国的战略研究。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家和战略史家加迪斯指出，一国无论制定何种战略，其目的不外乎下述三个根本方面：首先是确保国家的生存，其次是安全，再次是塑造一个和谐友好的外在环境。(33)在这里，加迪斯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大战略缔造固有的政策内涵，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定位，以国家安全为关键性的价值判断。而恰恰是在这几个方面，前文所述的三大发展趋势均造成了新的困扰。换言之，上述冷战后出现的、一度不为人们所看重的渐进性变化，催生了今天国际政治中“新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大战略缔造在后冷战时代显得格外的困难，因而也就决定了战略谋划和战略素养对一国国运的影响是何等深远。而“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这意味着在政府中培育长远的眼界——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34)可见，在后冷战时代，在大战略缔造遇到新难题的重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要借助于历史研究特有的穿透力，去“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用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W.Schroeder）的话来说，当我们突然驶向更加不稳定的未来时，认为历史研究不可能提供任何指导是不对的。当代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仍然未变，人的本性也没有变。故而，或多或少地可以通过智识来探究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