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互助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戴老师议事厅”为例
发布时间：2021-06-06 13:47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社区作为社会的缩影尤其凸显了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社区治理的有关问题备受关注。从宏观层面上看,党中央对社会治理、政府职能履行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微观层面上看,上海具体出台了“1+6”文件,“缤纷社区”行动计划等完善社区治理,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就目前的实际而言,由于社区治理效率不高,公民自我治理不充分、利他性活动缺乏,政府职能定位不清,致使社区治理面临困境。为探究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路径,研究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戴老师议事厅”为个案。“戴老师议事厅”于2009年成立,由该社区的7名居民自发组成。从地理位置上看,“戴老师议事厅”与社区居委会分列社区的南北两端,成对角线分布;从服务范围上看,两者连线能够覆盖整个社区。十年的时间里,议事厅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解决了许多繁杂的社区问题,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和社区居委会、街道办等的高度支持。具体表现为社区居委会通过信息共享为“戴老师议事厅”提供资源便利;上级塘桥街道办和浦东新区政府将其纳入年度街道计划,报道宣传并培育公民治理;同时,社区党组织核心引领,开展党建工作巩固治理成效,公民和社区...
【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
【文章页数】：107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贵龙园社区地理位置示意图①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章基于浦东新区“戴老师议事厅”的田野研究272.5.1社区居民的反馈笔者为了解“戴老师议事厅”在社区的满意度，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相应问题。通过对样本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全部的94个样本中，对社区服务持“满意”态度的有74人，持“基本满意”态度的有17人，持“不满意”态度的3人。从总体上来看，居民对于本社区的服务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对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比较满意（详见下图2-2）。由此可知，“戴老师议事厅”作为居民的利益代表在社区中拥有一定的权威，社区居民对“戴老师议事厅”治理社区持支持态度。图2-2样本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①2.5.2社区居委及街道办的态度笔者在访谈过程中试图了解在“戴老师议事厅”的参与下社区的治理状况，以及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等对“戴老师议事厅”的态度等相关信息，设置了相应问题。从社区层面上看，对于“戴老师议事厅”的社区自治行为，居委会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戴老师议事厅”独立于居委会之外，同样代表着社区居民的利益，与居委会站在同一立常在调研过程中，当笔者问及居委对“戴老师议事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时，工作人员对我说：“其实，说白了，社区事务其实就是邻里之间的问题，或者说人和环境之间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上面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多数的时候要靠人来解决，靠沟通来解决。所以，其实戴老师议事厅就起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说①参见附录C《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治理情况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图2-1样本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
下班，他们下班了就不收钱了。因为这个（停车制度）已经施行了，再闹不就要吵架的嘛，所以你们就5点钟过去停，早上7点钟左右就开走，就不用付钱了。现在就只能先这样解决。”①议事厅的解决方案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停车费的问题，但是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居民的情绪，缓和了居民和物业公司甚至居委会的矛盾，为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针对公民社区治理的作用方面，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公民团体与社区居委会结合是否有助于社区治理问题的相关问题，这一问题调查的目的是试图了解居民对二者结合的真实态度（详见下图3-2）。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发现，大多数人对二者结合持积极态度，认为社区中公民团体的存在与社区居委会结合对社区治理有益。也有少部分人不清楚这种结合是否有益，但至少没有人反对。笔者认为，居民们或多或少都认为类似“戴老师议事厅”这样的公民团体会代表居民发出声音，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图3-2样本对公民团体与社区居委会结合的态度②3.2.1.2借助外部资源提升知名度“组织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以获取所需资源”，同时，“如果组织能够占有相对稀疏的资源，并且因此而受到其他行动者的依赖，该类组织就会获益”。[83]外部资源对组织的行动来说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组织行动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对于本研究中的“戴老师议事厅”来说，在获取社区内部居民的拥护和社区居委会的关注之外，其也将目光转向外部资源，注重利用媒体寻求合法性，从而提升社区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以获取更多社区居民的①2018年11月8日，对居委会赵主任和议事厅戴老师的访谈。参见附录D访谈记录，编号：FT20181108.②参见附录C《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治理情况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图3-1样本对公民团体与社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J]. 戚玉,徐选国. 学习论坛. 2020(02)
[2]互助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为例[J]. 蒋姗姗.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18)
[3]对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利益的认识和思索[J]. 窦子贺.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11)
[4]多元共治的社区微更新——基于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J]. 赵波. 上海城市规划. 2018(04)
[5]社区治理:理论渊源、发展特征与创新走向——基于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文献的分析[J]. 王木森. 理论月刊. 2017(09)
[6]浦东合庆的“1+1+X”村民自治工作法[J]. 张伊明.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6(08)
[7]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J]. 陈鹏. 社会学研究. 2016(03)
[8]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治理论纲[J]. 李强,王莹. 新视野. 2015(06)
[9]社区党组织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与反思[J]. 刘可. 甘肃社会科学. 2015(05)
[10]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评估——基于111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 吴小节,杨书燕,汪秀琼. 管理学报. 2015(01)
博士论文
[1]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社区治理[D]. 谢蕴枰.清华大学 2016
[2]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D]. 王丽霞.兰州大学 2014
[3]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研究[D]. 王艳丽.吉林大学 2012
[4]深圳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研究[D]. 董秀.武汉大学 2010
[5]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变革与社会资本研究（1978～2008）[D]. 易晋.复旦大学 2009
本文编号：3214503
【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
【文章页数】：107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贵龙园社区地理位置示意图①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章基于浦东新区“戴老师议事厅”的田野研究272.5.1社区居民的反馈笔者为了解“戴老师议事厅”在社区的满意度，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相应问题。通过对样本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全部的94个样本中，对社区服务持“满意”态度的有74人，持“基本满意”态度的有17人，持“不满意”态度的3人。从总体上来看，居民对于本社区的服务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对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比较满意（详见下图2-2）。由此可知，“戴老师议事厅”作为居民的利益代表在社区中拥有一定的权威，社区居民对“戴老师议事厅”治理社区持支持态度。图2-2样本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①2.5.2社区居委及街道办的态度笔者在访谈过程中试图了解在“戴老师议事厅”的参与下社区的治理状况，以及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等对“戴老师议事厅”的态度等相关信息，设置了相应问题。从社区层面上看，对于“戴老师议事厅”的社区自治行为，居委会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戴老师议事厅”独立于居委会之外，同样代表着社区居民的利益，与居委会站在同一立常在调研过程中，当笔者问及居委对“戴老师议事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时，工作人员对我说：“其实，说白了，社区事务其实就是邻里之间的问题，或者说人和环境之间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上面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多数的时候要靠人来解决，靠沟通来解决。所以，其实戴老师议事厅就起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说①参见附录C《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治理情况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图2-1样本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
下班，他们下班了就不收钱了。因为这个（停车制度）已经施行了，再闹不就要吵架的嘛，所以你们就5点钟过去停，早上7点钟左右就开走，就不用付钱了。现在就只能先这样解决。”①议事厅的解决方案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停车费的问题，但是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居民的情绪，缓和了居民和物业公司甚至居委会的矛盾，为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针对公民社区治理的作用方面，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公民团体与社区居委会结合是否有助于社区治理问题的相关问题，这一问题调查的目的是试图了解居民对二者结合的真实态度（详见下图3-2）。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发现，大多数人对二者结合持积极态度，认为社区中公民团体的存在与社区居委会结合对社区治理有益。也有少部分人不清楚这种结合是否有益，但至少没有人反对。笔者认为，居民们或多或少都认为类似“戴老师议事厅”这样的公民团体会代表居民发出声音，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图3-2样本对公民团体与社区居委会结合的态度②3.2.1.2借助外部资源提升知名度“组织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以获取所需资源”，同时，“如果组织能够占有相对稀疏的资源，并且因此而受到其他行动者的依赖，该类组织就会获益”。[83]外部资源对组织的行动来说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组织行动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对于本研究中的“戴老师议事厅”来说，在获取社区内部居民的拥护和社区居委会的关注之外，其也将目光转向外部资源，注重利用媒体寻求合法性，从而提升社区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以获取更多社区居民的①2018年11月8日，对居委会赵主任和议事厅戴老师的访谈。参见附录D访谈记录，编号：FT20181108.②参见附录C《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治理情况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图3-1样本对公民团体与社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J]. 戚玉,徐选国. 学习论坛. 2020(02)
[2]互助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贵龙园社区为例[J]. 蒋姗姗.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18)
[3]对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利益的认识和思索[J]. 窦子贺.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11)
[4]多元共治的社区微更新——基于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J]. 赵波. 上海城市规划. 2018(04)
[5]社区治理:理论渊源、发展特征与创新走向——基于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文献的分析[J]. 王木森. 理论月刊. 2017(09)
[6]浦东合庆的“1+1+X”村民自治工作法[J]. 张伊明.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6(08)
[7]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J]. 陈鹏. 社会学研究. 2016(03)
[8]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治理论纲[J]. 李强,王莹. 新视野. 2015(06)
[9]社区党组织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与反思[J]. 刘可. 甘肃社会科学. 2015(05)
[10]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评估——基于111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 吴小节,杨书燕,汪秀琼. 管理学报. 2015(01)
博士论文
[1]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社区治理[D]. 谢蕴枰.清华大学 2016
[2]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D]. 王丽霞.兰州大学 2014
[3]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研究[D]. 王艳丽.吉林大学 2012
[4]深圳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研究[D]. 董秀.武汉大学 2010
[5]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变革与社会资本研究（1978～2008）[D]. 易晋.复旦大学 2009
本文编号：321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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