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论文_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_全球治理失灵 亚洲自治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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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 雪北京报道

金融洪水浪打浪。

这是一场系统性危机，一场源自大股东、大股东瘫痪带来的全球治理失灵危机。

本来被赋予问题解决、稳定世界经济使命的IMF、WB也因大股东沦陷和施救机制局限而难以施展。虽有WTO，然各种花样不断翻新，贸易保护过招频仍。G8在全球经济中代表力已经不够，G20国经济情况差异过大，分歧不小，集体行动的空间有限。

G20伦敦会议前后，呼啸不断，折冲樽俎。各经济体再无外部市场或资本资源可以仰仗。外需导向的亚洲尤甚，遂思抱团自暖，而它国再无公开怒颜。

遥想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IMF论斤计两，主导国傲然不让，区内面面相觑，难以集体互援。尔后，亚洲各国痛定思痛，结成清迈协议，互援互助。

当滔天洪水再次来袭，亚洲把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此外，到各项贸易自由化安排，区域合作的信号与行动络绎不绝。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表示，在经济危机中，全球化遭到重大挫败；区域合作在当前尤为重要，它是缓解各种压力的减压阀。

“然而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并行不悖的，区域化会成为更高层次全球化的前奏”，王逸舟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站在高点上的领先者，首先要在本区域内站住脚。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中国应该在东亚合作中承担积极的推进作用，因为“地区依存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支点。”不过“中国并不想把美国排除在这个地区之外，不会因为中国强大就把美国压下去，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

国际机制失灵

一个国家的沦陷，转瞬化为一场全球性的系统性危机。而传导的路径正是全球化主要驱动力：金融市场开放、以及贸易与资本流动自由化。

自冷战结束之后，两个市场终于开始融合，全球化一度被奉为主流，任何国家若想享受发展之福利，唯有融入这股洪流，否则只能落得逆世界潮流而衰败的境地。

而如今正是这股主流，将全球经济体一同卷入了经济危机的洪水中。

1997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凭借强大的全球外部需求和外部繁荣，得以较快恢复元气；而此次，“全球贸易罕见地同步大幅下滑”，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表示。这也就意味着，亚洲再无外部需求这根救命稻草。

全球系统性问题，却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有效治理机构。G7或G8集团曾经是全球经济事务的“决策俱乐部”，但由于其在全球经济增长所占份额缩小，直接导致了决策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削弱，而被广受诟病。

经济危机将此矛盾扩大，直接影响就是，G7中的一员法国在危机后直接提议召开G20峰会，以应对全球性的危机。扩大后的治理机制虽然代表性有所增强，，但效率却难以保障。

G20中既有传统“盎格鲁-萨克逊”英美系与欧洲系的矛盾，又包含了工业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这在4月的伦敦峰会上表露无遗。主办国英国首相布朗四处访问游说，协调各方立场。

经济合作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还曾对本报记者表示，G20只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的集会，只能传达出政治信号。

在伦敦的G20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被寄予厚望，但让其真正发挥作用还尚需时日。虽然在峰会上，各国同意向IMF增资5000亿美元，并可发行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但目前这5000亿美元得到落实的，只有日本在华盛顿峰会上所承诺的1000亿美元。

但最关键的，或许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IMF本身的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设计出IMF主要是为了监管各国的汇率政策，为国家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得以维系。

在随后的50多年里，即使固定汇率制已经瓦解，IMF的监管领域和专长仍集中在各国货币体系的稳定，而这显然并不是解决目前由于信贷过度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药方。

“因为全球缺失一种整体的经济治理机制，亚洲国家就有在区域层次进行合作的动力”，宋泓说。

地区合作是缓压阀

1997年正式开启了亚洲区内金融合作。其时金融危机席卷亚洲，IMF一味要求进行结构改革，对各国的贷款附加了苛刻的要求，延误了各国经济复苏的脚步。

亚洲各国吸取教训，于2000年5月，在泰国共同签署了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然而直到2008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才按照《清迈协议》，就筹建规模达800亿美元的亚洲外汇储备库达成一致；2009年2月22日，东盟＋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上，再次同意将800亿扩大至1200亿美元的规模。履行《清迈协议》的步伐明显加快。

宋泓认为，这显然是受到了此次经济危机的推动。

在贸易方面，根据亚洲开发银行4月14日发布的报告统计，2000年时，东亚地区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只有三个。而据该行估计，到2009年3月，东亚地区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已有37个，还有72个自由贸易协议正在谈判中。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地区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王逸舟表示，“因为这可以成为地区应对外部危机，非常好的缓解压力的阀门，是本地区的一种调剂行为”。

但是他也认为，这种区域化合作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并不是替代关系。“经济的全球化，首先表现在本区域内的紧密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站在高点上的领先者，首先要在本区域内站住脚。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正因如此，王逸舟坚持中国应该在东亚合作中承担积极的推进作用，“地区依存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支点。”

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亦发端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正是人民币坚持不贬值，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之后陆续建立了各种灵活的合作模式，例如与东盟国家的“10+1”，再到将日本和韩国囊括在内的“10+3”，还有湄公河领域各国合作等等。他评价认为，这些是中国在新时期发展的重要特色，中国不仅在本国发展，而是与区域内发展形成了某种关联度。

在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频频亮出在区域内的合作举措。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今，中国与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印尼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根据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的介绍，温家宝总理原计划在原定于4月11日开始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提出共同应对危机、推进东亚合作一系列重要政策主张，并且还拟宣布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加快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在3至5年内，为东盟提供150亿美元的信贷，包括17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支持双方实施合作项目；向柬埔寨、老挝、缅甸提供总额为2.7亿元人民币的特别援助等等。帮助三国克服困难；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增资500万美元，促进双方各领域合作；另外，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后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

王逸舟表示，虽然此次领导人会议因泰国红衫军游行而推迟，“但可以看出各国不会因为一时冲击，而根本放弃区域内合作的共同想法。中国的举措也可以看作中国在加大本地区的投入，占据全球化高点的一个举措。”

“将来会证明，就像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亚洲合作契机一样，将来也会证明，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大大提升了东亚合作的水平。”

然而，正如10年前日本所提倡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因遭到美国反对而胎死腹中一样，美国在亚洲地区拥有众多既得利益，其态度仍然会对区域合作产生影响。

王逸舟分析说，美国对亚洲的区域合作持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担心东亚合作将把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否认，任何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首先肯定提供的是内部便利，渐进开放。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首站即是访问亚洲，已经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地区的重视。但王逸舟认为，目前美国对东亚合作仍然没有清晰的战略，但美国仍是深化区域合作是最要考虑的因素。

“中国并不想把美国排除在这个地区之外，不会因为中国强大就把美国压下去，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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