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与研究 宗教研究 佛教网 般若文海 佛学文章 佛缘网站

  本文关键词：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趋势与研究

作者：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了解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人们就根本无法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1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以及民间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主要的两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造成和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等跨国宗教现象，大大改变了世界宗教格局并对现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国际关系体系提出了挑战。鉴于宗教复兴的全球趋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将上帝与特定文化、国家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危险趋势，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目前已成了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2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崛起、复兴和持续发展，西方宗教的南下和东方宗教的北上互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如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在继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说“伟大世纪”（19世纪）后进入所谓的“更伟大世纪”，而且发生了基督教人口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和战略性转移，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3而“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向传教”、“黑人将军白人士兵”、“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的新面孔”的基本内容。4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中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支力量，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达2亿以上。照英国宗教社会学者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旬节派的崛起“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始”。5上述基督教新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的新局面颠覆了关于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6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以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发展。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甚至有“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与继纸面媒体后的新型媒体如广播和电视媒体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坎、低成本、实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同时也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信仰团体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从而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事实上，网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和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与其它网络媒体一样，宗教网络作为信息的“简化器”或“放大器”，也造成和加剧负面宗教信息的流动和宗教领域的媒体/国际偏见，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他国人权状况或贬损他国国际形象的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更成为宗教恐怖主义的工作平台。7

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其实从来就不是单独起作用的。8如宗教与民族均具有跨国属性，宗教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同的建构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全球化造成国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各种宗教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互相渗透，彼此掺合，出现双重或多重身份认同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等传统宗教/民族融合模式造成巨大冲击。国际散居社会把宗教与民族冲突带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和处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棘手问题。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更成为各种类型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9跨国宗教与领土争端也有密切关系，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宗教圣地归属主张的重迭、因宗教问题引起的邻国间的敌视，都增加了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强国弱宗教”等现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大多为国内冲突，而这些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但宗教冲突因其跨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目前宗教冲突或与宗教有关的冲突已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因。10

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或以五个“fight”（即fight back，fight for，fight with，fight against，fight under）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11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政府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就被普遍认为是近30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12在左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也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13再次是以宗教或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扮演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14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四次浪潮15”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16目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17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更具体的“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在显示宗教对促进世界和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宗教介入大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18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加以形容。然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更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甚至于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19因此笔者此前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20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极具宗教性的三大戏剧性事件 ——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所引起的东欧剧变，以及震惊世界的9·11撞机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亦像纽约的世贸大厦那样轰然倒塌。“全球宗教复兴”、“世界的复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导和学术出版物,几乎完全取代了50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基督教王国衰退”、“上帝已死”、“后基督教甚至后宗教时代的来临”等话语而成为时代的标签，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术界宗教研究的主流。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在欧美新闻媒体已对国际宗教问题日益关注，各高校争相开设宗教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生课程，举办关于该课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学术论着和博士论文更是层出不穷，21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的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而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22 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能否完全“收编”宗教尚有争议，但宗教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

在我国，在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的时间内，宗教学术研究基本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23意识形态化的宗教策论便占据了宗教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些论述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有强烈的政策性或对策性、有鲜明的敌情观念和反境外宗教渗透立场，把具有西方背景的基督宗教作为主要防范对象、把宗教问题与安全问题挂钩或等同起来的安全化倾向，以及把宗教安全视为传统安全问题（这不仅指宗教安全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来已久，而且指将宗教安全与国家主权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权安全等量齐观）等。事实上，“反宗教渗透”甚至成为讨论一般宗教问题的基调之一，而那些关于境外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我国国家安全的论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渗透学”。24目前，与涉及如何评价宗教的“鸦片论”一样，“反渗透学”在主流学术界已不占主导地位，但其作为在宗教领域官方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宗教研究逐步复苏并呈现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极清晰的学术转向。不过，与其它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相比，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甚至连对国际宗教问题较全面的介绍，25也是到本世纪初才陆续问世的，并且还不都出自国际关系学者之手。不过，在上述全球宗教复兴、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转向尤其非传统安全研究趋热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问题，各种有关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应运而生，宗教和文化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列入研究议程，出现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有关论着。26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国家战略和安全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27并且成为多项国家社会基金和有关省市和部委资助项目以及多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课题。在这些研究项目和成果的推动下，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的讨论已进入学术化的新阶段。

目前国内学术化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研究，似具有以下特点及问题：第一，“重文化轻宗教”，宗教现象通常被作为文化之一部来加以讨论。这固然体现了国内宗教研究尤其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反映出国内学界在一般宗教研究问题上“乍暖还寒”、“下笔如有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局面；第二，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28尤其是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等特定议题的专门研究相对发达，这自然与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处境有关,2而在西方学界也有同样情况。不过对当前宗教作为安全威胁的关注，或宗教研究的新的“安全化”取向，亦有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降至“短、平、快”时事报导和分析水平的隐忧;第三，尚存在宏观叙事和时事分析有余、实证和比较研究不足、宗教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外的其它学科较少介入、尚未建立较为完整的文献数据库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架构等缺陷。某学科或某研究方向业已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其研究范式的确立与研究专着/项目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国内学界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尚无标志性成果；第四，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不够掌握，缺乏对国外有关成果较为全面的介绍、翻译乃至批评机制，而这种机制目前在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已相当成熟；第五,宗教与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应是国际关系与宗教学两大学科的结合，而国内普遍存在着国际关系学者不通宗教，而宗教学者不谙国际关系的知识结构缝隙和学科脱节现象，国际关系学与宗教学基本上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关系学和宗教学是目前国内两大热门学科。30因此目前就整体而言，除个别涉华课题外，，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还不完全具备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

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安全理论介入，无疑是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讨论深入开展和学术转向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以外的其它学科，如神/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作此类区分有明显武断的成分，因为在具体研究中此两类研究在方法论、议题和研究目的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互相借鉴，而笔者的主要研究主张就是此两种研究路径之结合。但作此种区分却有助于了解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总的来说，前者即狭义宗教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无论在国内外都开展较晚，只是在20世纪末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后者即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则开展较早且相对发达，这主要归功于神/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外交学等的贡献。在西方，目前上述狭义和广义两类研究可说是平分秋色，31事实上大多数有关论着为此两类研究的共同结晶。而在我国，宗教学界已有世界宗教及神/哲学研究基础，近年来不少宗教学者更是积极介入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课题的讨论,32而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问题从完全忽略发展到逐渐关注，广、狭两义的研究也开始取得某种平衡。

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国内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似更有赖于国际关系学或政治学的“宗教觉醒”。国际关系/政治学虽完全不能包揽该领域的研究，但研究国际宗教问题只有在获得国际关系/政治学的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并真正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才能更全面系统且更具解释力。宗教在当今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着，以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33的新局面，已经为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界“介入宗教”创造了条件。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不少学科均可染指的门坎较低的学科，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跨学科实证研究应是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研究学术转向的后续发展。

1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 3. 2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3引自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着、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4可参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中译本；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着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所有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在提供传教人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引自作者在2008年2月间对伍斯诺教授演讲所做的记录。

5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2008年，未正式发表，第5页。

6《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221页。

7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路时代的宗教》（第3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

8 美国乔治敦大学柏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主任汤玛斯·班乔夫（Thomas Banchoff）就曾指出：“宗教从来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与以往的时代一样，在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用。” Thomas Banchoff, “Introduction: Religious Pluralism in World Affairs,”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9可参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以法国为例》，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上）（第4辑），第314-379页。

10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p.63.

11 可参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 vols. 1-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gaco Press, 1994）;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另参David Aikman, “The Great Revival: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188-193.

12可参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s Culture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3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38、44页。

14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2008年。

15 学界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16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2001年 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298.

17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in Douglas Johnston，ed., Faith-Based Diplomacy：Trumping Reapolitik（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5.

18可参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及上引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有学者区分了九种轨道的外交活动，即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专业组织，企业界，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机构，活动家，宗教界，提供资金的组织，传媒等九种轨道。见Lou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 Multi-Track Diplomacy: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3rd edition, 1996）. 该书中译本为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着，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9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An Introduction,”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3）, p.1.该书有张新樟等题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的中译本，200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上）（第4辑），第16页。

21 如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就推出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宗教”系列丛书，该丛书已出版的着作除上引之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外，尚有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ome Exemplary Voices （by Fred Dallmayr）;Identity and Global Politic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edited by Patricia M. Goff and Kevin C. Dunn），Reason, Culture, Religion: The Metaphysics of World Politics （by David J. Wellman）.博士论文中，William Charles Inboden III,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cy: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3）就是显例。该博士论文2008年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22 Vendulka Kubalkova,“Towar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in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pp.79-105.

23如在1949年后的20年间，在基督教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着只有杨真（赵复山）所着《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其他如中国基督教会史领域“较有影响”的论着大多关于“反洋教运动”。可参徐以骅：《大陆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之再评介》，载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200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2年，第65-86页；徐以骅：《两岸三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比较及其重心转移》，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24此类“反宗教渗透”的着述不胜枚举，可查中文期刊全文资料库；另可参郭培清：《反宗教渗透综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又如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2003年全国宗教工作理论务虚会论文集》中，文章题目涉及反宗教渗透的就有《认清形势 常抓不懈积极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抵御利用宗教渗透辨析》、《境外宗教渗透的管道、特点与对策探讨》和《试论抵御渗透与扩大开放的关系》等多篇。境外宗教渗透被描述为 “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渗透的实质是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统一的事业，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见张夏：《新时期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几点思考》，载《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4期），第48页。

25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编着：《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2年；黄心川主编：《当代亚太地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26 其中着作类就有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跃进:《国家安全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张骥、刘中民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骥等：《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俞新天：《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俞新天等：《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李祖发、唐复全、李国庆编着：《宗教与战争》，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等。

27此类着作包括：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胡慧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静波主编：《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6 年；龚学增、胡岩编着：《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盖世金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军事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巴忠倓主编：《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时事出版社2007年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等。

28应该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提法不够严谨，这是因为“宗教极端主义”并不一定是暴力性的，如宗教学者周燮潘所言，长期以来宗教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禁欲苦行而不是恐怖主义”。（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事实上“宗教极端主义”还可指有些宗教组织如公谊会（贵格会）所奉行的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想和实践。因此,准确地提法应是“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

29此类论着不胜枚举，如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源—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高祖贵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4 年；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8年；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敏华：《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时事出版社2008年；金宜久主编、吴云贵副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8年等；论文有吴云贵：《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因与态势》，《中国宗教》（2004年第2期）；金宜久：《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载《中国宗教》（2004年第2期）；高学民《浅析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宗教极端主义》，载《实事求是》（2004年第2期）；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陈杰军、徐晓天：《析宗教极端主义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0其实在国外学界此两大学科的脱钩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也其他相关领域也是如此。如美国外交史学者安德鲁·普勒斯顿（Andrew Preston）就指出，宗教和对外关系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并且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两个领域，但两大学科领域之间却少有全面和有力的交叉连接。见 Andrew Preston，“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 5 （November 2006），p.786.

31 主要从神/哲学视角研究全球化和宗教与国际事务的论着可参由位于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的神学研究中心资助、由马克斯·L.斯塔克豪斯（Max L. Stackhouse）主编，并于2002至2007年间由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出版的《造物主与全球化：神学伦理与生活领域》（God and Globalization: Theological Ethics and the Spheres of Life）四卷本丛书，不过其中亦收入国际关系学者如斯科特·汤玛斯（Scott Thomas）等的论文。

32其中的研究成果包括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卓新平主编：《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金宜久：《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17-22页，以及张志刚：《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42-54页。

33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是我国当前面临的和平和发展难题之一。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本文关键词：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