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分类体系特点_国际汇率查询_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

  本文关键词：东亚国际体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引言

　　自2008年以来，国际体系转型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1]然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学术界已经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即普遍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但是对于变化的性质及程度、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等问题，依然存在重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国际体系转型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特别是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处在适应性调整之中，全球化下国际体系的主体、性质、规则及其运作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关系也将展示全新的面貌”。[2]有的学者则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主要是指体系内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3]对于变化的程度，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4]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型仅处于起始阶段。[5]相对于在国际体系转型的性质及程度上的分歧，在转型的原因及影响方面，国内学界的共识程度更高一些。大部分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美国等传统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

　　与国内学术界对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热议相比，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要远为冷清。笔者从谷歌学术网()检索“国际体系转型”的英文对应词组“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tion”(或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发现能够找到的相关英文学术文献非常少，，而能够获取的大量文献多是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这一主题相关。[6]这似乎表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相当学术话语空间的“国际体系转型”这一术语并没有被西方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就是权力转移或者主要表现为权力转移。而美国海军战略学院基金会2010年举办的战略论坛也可以间接印证这一点，尽管论坛使用了“全球体系的转型”这一术语，但实际探讨的仍然是“美国正在衰落”(we are smaller)这样一个权力政治的话题。

　　因此，对于目前国际体系的变化问题，不仅国内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中外学术界在认识上也不尽一致。尽管如此，有一点学者们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均把当前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而中国的崛起将给国际体系尤其是其所处的东亚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中国将以和平方式崛起还是以非和平方式崛起等成为学界关注与探讨的核心问题。然而，依此分析，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西方学术界早在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末就开始了有关东亚崛起和中国崛起问题的探讨，[7]可以说，近十年来该问题一直在主导着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东亚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如何理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实际涵义？对中国、对其他行为体究竟意味着什么？结合国际体系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沿着历史的脉络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问题进行分析。

　　国际体系及其转型的涵义

　　所谓体系，至少应包含两个要件：一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二是单位之间已经具有足够强烈的互动，从而使之具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所谓转型，则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转型的主体问题。国际体系或东亚国际体系等次国际体系的转型主体虽然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地说是国际体系或东亚国际体系，但由于体系是一套包括结构成份在内的相互影响的单位，[8]因此，探讨体系的转型与如何认识体系的本体要素以及由本体要素构成的结构要素等问题有关。二是转型的起点与方向问题，即体系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问题。不同的理论范式所看到的体系要素及其结构不同，因此，在体系的转型问题上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在现实主义看来，构成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只有国家，而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上的对比或分配结构，因此现实主义认为：“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权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9]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就主要表现为大国间权力对比结构的变化。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也认为权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同时也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其行为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autonomous)，因此，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不仅包括国家，而且还包括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依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也是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体系内，除权力结构外，国际制度也能“塑造”国家间的互动。[10]国际制度不是由强权国家创造并为其服务，因而最终是一个依附于权力结构的“干扰性”变量，而是一个独立于权力结构的“独立性”变量。既然国际体系的结构不仅包括权力结构，而且还包括制度结构，那么，国际体系的转型在形态上也就不仅表现为权力结构上的变化，还表现在制度结构的调整、制度的性质及其疏密程度的变化上。

　　尽管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要素及其结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是基于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本体论，即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权力或“权力+制度”等物质性要素构成的一种物质性结构。与此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基于观念主义(idealism)的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观念结构是被掩盖于权力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是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因而，尽管温特也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但由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可以建构的观念结构，所以国际体系便具有了可以建构的“进程”的性质，而这一点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张又具有相通之处。[11]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体系的转型在根本上应该表现为观念结构的转型。

　　上述三大理论范式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结构及其转型的认识可总结如下表：

　　各理论范式在国际体系转型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构成体系的本体要素、体系结构的特征与性质等方面的认识不同所致。秦亚青主张，分析和观察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必须从体系的本体要素与结构要素两个层面入手，从国际体系的本体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内部变化两个方面进行。[12]尽管本文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只是一个通过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才能发挥作用的非独立性变量，但仍然承认，秦亚青从本体要素和结构要素两个层面对国际体系进行高度的抽象后所提出的观察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框架，是一个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理论工具。依据这个框架，国际体系的转型在理论上可表现为本体要素的变化、权力结构的变化、制度结构的变化以及观念结构的变化等，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要素的变化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表现的并不一致与同步，从而使得国际体系的转型具有了时代和地域上的特征。

　　对于国际体系的转型，林利民认为，自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起始于16世纪前后，完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内容表现为“国际体系由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化为整体的全球体系”；第二次转型起始于1900年前后、结束于2000年左右，基本内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型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型体系转型”；而当前正在进行着国际体系的第三次转型，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或者说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新的国际体系将向东西方共主方向转型”。[13]

　　起始于1500年前后的转型的确具有一种从分散的地区性体系转型为全球性体系的特征，但这次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全球体系产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于欧洲首先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modern nation-state system)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地，取代了东亚的朝贡体系、中东的帝国封建体系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的部落国家体系，因此，这次转型不仅是一个碎片化的全球体系转型为一个联结性的全球体系的过程，而且还表现在体系本体要素的变化上，即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本体要素——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并向全球范围内扩展，成为了国际体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正因如此，布赞(Barry Buzan)认为这一过程结束的时间节点不是1900年前后，而是1945年前后。[14]1500年之前全球体系之所以没有形成，是因为各行为体的互动属于一种前现代安全互动机制(pre-modern security dynamics)，它是在多样而彼此分离的体系中展开的，彼此之间的互动还不够强烈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体系。[15]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促进全球体系形成的原因归结为航海、军事和工业领域的技术变革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民族主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更为先进的政治组织的诞生，使得社会资源能够得以进行更有效的组织与动员，进而促进了国家能力的生长，使得地区间的互动以及全球体系的产生成为可能。

　　如果说国际体系经历了如上所说的两次转型，那么两次转型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林利民认为，这两次转型均“充斥着由大国主宰世界的大国政治和‘霸权主义’……是‘泛欧’大国不断争霸的过程。……皆充斥着争霸战争和长期国际动荡”。[16]这的确是“历史的真实”：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在欧洲的确立到荷兰、英国等殖民大国的崛起，从法、德、奥、俄等欧洲大国的争霸再到美国主导局面的形成，战争手段成为了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也正是这些“历史的真实”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被抽象出来的事实基础，而基于“历史的真实”抽象出的理论反过来又成为了观察和预测未来的指导工具。做为现实主义学者，无论是提出权力转移理论的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还是提出长周期(long cycles)理论的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或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戴尔·考普兰(Dale C. Copeland)等，都在基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的进步而产生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与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之间建立了普遍性的联系。[1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国际体系的历史转型在本体上表现为帝国封建国家、族群国家及部落国家等政治行为体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在结构上则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变化。前者主要体现为欧美大国之间权力的消长，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强调主权、竞争的现实主义观念被提出、传播、接受并逐渐走向强化，至于制度结构，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

　　如果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进行着第三次转型，那么这次转型是否仍会沿袭过去转型的轨迹、遵循着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呢？对于这一问题，虽然目前尚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欧洲此次国际体系的转型实践中获得新的启发。在两德统一引发欧洲地区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欧洲的局势依然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是什么因素阻止了欧洲历史的反复、抑制了以欧洲的历史为基本素材而提升出的现实主义逻辑没有在现代的欧洲应验呢？有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美国的外部制约作用[18]或欧洲各行为体围绕着德国的统一而形成的新均势等，[19]但以制度的建构和观念的转换为代表特征的一体化过程对于保持转型期中的欧洲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我们虽不敢断言，国际体系的内部结构在具有了除权力结构之外的制度结构之后，就一定能够避免由单一的权力结构构成的国际体系在转型时常常发生的冲突与动荡，但制度结构的存在至少会对权力结构的变动产生缓冲作用。权力结构是一种刚性结构，因实力的转移而发生的体系转型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而制度结构是一种弹性结构，其伸缩功能能够对那种冲击力起到缓冲、吸收或瓦解作用。至少当代欧洲的历史发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问题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制度结构的生成和观念结构的转化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欧洲的当代史证明，制度结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瓦解和吸收因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张力，但并不能证明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时，一定会伴随着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的转化。因此，探讨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不能单纯停留在结构层次上，更需要突破结构层次，深入到单位层次，[21]探讨体系转型过程中各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因为正是各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决定着体系的制度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进而决定着体系转型的轨迹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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