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_后现代主义和西方政治科学

发布时间：2016-11-30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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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和西方政治科学 投稿：丁頣頤

 

 

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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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C.马卡雷切夫A.A.谢尔古宁

国外社会科学 1997年11期

 

　　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

 

 

　　“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会科学家积极地用来说明现时代的特点，而这种情况使政治思想的研究者迷失方向。现在，在西方学者中间进行着关于可以把谁和不能把谁列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

 

 

　　后现代主义的根源

 

 

　　产生后现代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从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解释20世纪末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发生的复杂变化的需要。

 

 

　　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主要西方国家发展的特点是：它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时期，自由民主主义和与之竞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以前者战胜后者而告终。

 

 

　　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可控制性的论点。三方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分析了这个论点。报告指出，政府民事活动能力下降，政治家责任心差，缺乏对领袖的社会监督。这一切证明，西方的国家体制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时代的挑战。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政权应当如何组织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过去，人们在宗教、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寻找自己的目标……新教使个人意识神圣化，民族主义设定了公民平等，自由主义论证了以意见一致为基础的有机政体概念。而现在……我们成了宗教没落、民族思想削弱和阶级思想消失的见证人”〔1〕。

 

 

　　后现代时代的特点是：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赖关系增长，全球问题尖锐化、由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产生了一些新威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核扩散、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等）。同时，全球核战争的威胁消失了，世界最大强国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民主原则明显地扩大了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

 

 

　　全世界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后现代时代与现代时代的不同特点，但他们的科学解释则取决于作者的学派和世界观立场。例如，F.福山认为，后现代时代意味着历史在其经典意义上的终结和在世代无目的的交替形式中的继续，这种交替使人想起黑格尔的“恶无限”范畴〔2〕。 “批判理论”的创造者J.哈贝马斯则认为，后现代时代意味着必须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原则和在现代条件中运用这些原则〔3〕。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和社会的按基本质起教育作用的理论，以相信理智、科学和进步为基础，在集中营、宗教战争和生态灾难的时代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威信〔4〕。 他们坚持必须运用崭新的方法研究历史和现代问题。

 

 

　　产生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原因——对实证主义危机，特别是对结构主义危机的反映。这一危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明显地反映出来。这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后现代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要恢复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标准方法，而后现代主义是极端非理性主义和不接受理论的抽象和综合。后现代主义者最先指出，把社会过程过分形式化是结构主义和系统方法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危险。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F.尼采的著作、对理论知识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实用主义者（W.詹姆斯）的著作以及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和语义学家的著作，这些学者认为，词和术语不反映现实生活，而只反映声音之间的差别，只是人们之间为了方便而签订的协议的结果。

 

 

　　战后西方造形艺术、建筑艺术、文学、电影艺术中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流派，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些流派认为理性的全面统治导致非人格化和异化的古怪形式，他们为了表现反对理性的全面统治，特别注意人的内心世界、人对周围现实情况的主观看法和个人感觉。正是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作为哲学—美学观点一定体系的后现代主义。

 

 

　　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产生于70年代的法国，稍后流行于英国、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传到了美国。到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左翼自由主义昌盛的大学中心有不小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占领了”西方政治科学的某些权威出版机关（如《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国际研究联合会的官方杂志）和一些出版社。

 

 

　　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后现代主义也受马克思主义人士欢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意识形态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佐证。

 

 

　　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极端非理性主义和对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后现代主义创始人之——美国哲学家R.罗蒂批判了现代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唯理论的认识理论，认为唯理论的主要论点——“人的知识反映自然界中发生的事物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可能为认识主体创造绝对中立的条件，以保障知识的客观性。“分析哲学”的拥护者经常被一些在他们看来解释世界的新理论所吸引，但实际上这些理论和以前的理论同样是错误的。

 

 

　　罗蒂认为，“摧毁分析哲学”是他的主要任务。“修辞哲学”应当代替“分析哲学”。“对话—谈话”的相对主义原则应当成为“修辞哲学”的基础，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新的知识不产生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中，而产生于个人关于某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的对照过程中。罗蒂及其拥护者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识真理，但借助对话方法还是可以提供关于真理的多少“近乎真实的解释”〔5〕。

 

 

　　罗蒂的观点在迷恋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法国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根据后结构主义的学说，语言并不反映“表达者”（即词、文本）和“被表达者”（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只反映“表达者”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者的结论是，不仅单个词，而且科学范畴和科学文本都不反映周围世界，而只是反映主体的产物。这使后现代主义者有根据说认识的“客体消失”，在认识过程中必须用“文本之间对话”作为认识的方法以代替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话。

 

 

　　后现代主义者断定，既然一种文本只有和其他文本相比较才能被理解，那么作者的形象就成为多余。应该把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论点理解为不仅是“客体消失”，而且也是认识主体消失（“作者死亡”）。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研究过程就是比较和对照文本、批判分析文本，其目的是揭示文本中的矛盾、错误、不清楚的地方、层次（即“文本解构”）。R.阿什利对K.沃尔茨的著作《人、国家和战争》的批评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典范。

 

 

　　“文本之间对话”和“作者死亡”的论点必然导致关于“人的死亡”的思考。M.福柯写道，“我们记忆的考古学令人信服地证明，人是比较不久以前的、也可能是正走向自己死亡的发明”〔6〕。

 

 

　　试图论证世界可知性的不可能性和关于“客体消失”、“作者死亡”、“文本之间对话”的推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最薄弱的地方。

 

 

　　第一，语言学家已经证明，在词源学上与被说明的客体没有联系的词，在语言中相对不多。而大部分词是派生的，在词源学方面反映被说明客体的内容。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把所有的词看作是词源学上没有内容的词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把专门的语言学方法运用于哲学领域在原则上是不对的。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也可以运用其他科学的方法，但其他科学的方法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辅助方法。后现代主义者把语言学的方法绝对化，用作者偷换认识主体，用文本偷换知识，用“先验的被认识的世界”偷换客观世界，并在这一虚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

 

 

　　第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最后必然列入经典的唯我主义范围。例如，后现代主义者的“在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论点与唯我主义的“在我的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论点有原则差别吗？

 

 

　　第四，后现代主义者在否定某些概念时并不彻底。反理论者的声望可以使后现代主义者不批评那些注意到他们的理论结构不完备的论敌。

 

 

　　国家、政权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者批判地对待国家、国家的职能和作用。R.利普舒茨认为，“国家的产生完全不是为了保障一定领土上的居民的福利”，而主要是“政府试图强迫人们服从它的监护”的结果〔7〕。

 

 

　　阿什利断定，“现代国家的现实作用和力量取决于‘人——社会成员’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制度化了……‘人’和‘国家’两种设制彼此是有区别的：前者——纯粹意义上所代表的客观现实，后者——这一客观现实的代表”〔8〕。

 

 

　　后现代主义者承认，现代国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R.沃克认为，国家主权思想对解决封建割据问题有重要意义。它是“解决集中和分散之间，或用哲学的语言表示，，一般和特殊之间的明显矛盾的极其恰当的方法……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于现代早期的欧洲，是等级从属制度原则的替代物”〔9〕。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到20世纪中叶，国家—主权主体已经过时了。利普舒茨指出，国家—主权主体的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是在社会的日益发展着的权威性的背景中国家的日益发展着的非权威性，其结果是国家不能履行它过去承担的社会保护和保障职能。第二，这是丧失管理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政治过程和其他过程的能力。人们试图通过增加官僚机关数量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使问题更加尖锐了〔10〕。

 

 

　　J.卡米莱里和J.福尔克认为，国家—主权主体的危机有五种原因：生产、贸易、金融国际化；工艺进步对经济的均匀化作用；安全问题全球化；生态问题尖锐化；地方的和跨国的社会自觉的发展〔11〕。他们也指出了国家—主权主体已经开始了的危机的特征：西方国家经济中国营经济成分的规模缩小；以前属于国家的服务行业和企业私有化；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公民意识简化为消费心理；社会对国家设制不信任的程度增加和政治犬儒主义广泛流行等。

 

 

　　同时在后现代主义者中，关于自由主义的国家主权主体危机对西方将有什么后果，从这个主体的遗产中应该保留什么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罗蒂的回答很清楚：需要保留自由主义设制，根据时代的现实修改这种设制。他说：“……我们需要更加珍惜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已经存在过的国家制度中最好的国家制度。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国家制度也不能解决地球上居民的多数问题”〔12〕。人的团结原则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基础，一定要保留下来。卡米莱里和福尔克对保留主权国家和恢复它与市民社会的和谐关系的背景颇为乐观〔13〕。

 

 

　　但是，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国家—主权主体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他们一方面赞成社会在微观层次上继续分散（单个社会群体和区域的自治化），另一方面赞成社会在宏观层次上一体化（“全球市民社会”）。

 

 

　　“全球市民社会”

 

 

　　美国政治学家H.布尔分析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时，把“全球市民社会”术语引入了学术交流领域〔14〕。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分析了该术语出现的原因，而且还对它作了详细评述。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者理解的“全球市民社会”？利普舒茨写道，“为了搞清楚这个概念，我们应该使用新的政治空间，它们有别于根据民族国家系统的界线而确定的政治空间。全球市民社会的空间界线完全是另外的界线，这些政治空间用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画出轮廓，居住一些自愿结合在一起的活动家。尽管这些活动家身体上被各自的居住地分开，但他们彼此联系成统一的网络，目的是要实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虽然形成全球市民社会的这些网络的组成部分就某些具体政治问题同国家和政府相互作用，但这些网络自身却超出国界的范围，并不受国家系统的限制”〔15〕。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保护环境、和平、人权和本地居民文化特性的各种运动和组织，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基础。多数这类组织忽视民族国家，有时故意破坏国家主权并与之冲突。

 

 

　　后现代主义者要求恢复“市民社会”的最初含义，它源于拉丁语c-ivilis societas——以法律、 法规的某种集成为基础的“文明共同体”。他们认为，丧失了自己大部分主权并按一定行为规则活动的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应当构成“全球市民社会”的本质”〔16〕。

 

 

　　“西方人的死”（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人类学）

 

 

　　“最后一个人”、“西方人的死”是西方政治学中极为流行的题目。但学者们赋予这些概念的含义却不一样。福山借用了尼采的这一思想：“最后一个人”——“历史的终结”的不可分割的本质属性。在普遍民主、消费品充足、社会保障体系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丧失革命精神和改造社会的追求，保持稳定成为他们的唯一愿望。

 

 

　　后现代主义者怀疑西方民主的价值和万能性。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基础是与所有“他人的”和“外部的”对立，靠后者服从前者而存在。F.托多罗夫的著作《征服美洲》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他在书中揭示了欧洲人对他们不了解的新大陆文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双重的。基本态度是要消灭这一文明，使当地人完全服从欧洲规范和传统。另一种态度归结为：允许印第安人的精神存在，承认他们在上帝面前平等。但是，托多罗夫强调指出，这种人道主义态度取决于下述因素：当地人被看作是基督教化的潜在材料，最终仍要消灭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只不过采用较温和的形式〔17〕。托多罗夫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指责西方既不善于同其他文明对话，也不善于同西方自己内部的社会发展的其他模式和理论对话。

 

 

　　后现代主义者竭力批评西方人的、由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产生的那种模式。他们认为，关于人是能够在理智和公正基础上建设世界的世界主人的思想是天真的和不正确的。他们试图指出人的无能为力和不完备，断言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想把西方领进了死胡同。同时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努力走出这个死胡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诉诸其他文明和文化。在后现代主义者中间流行关于东方、非洲、殖民地化以前美洲的哲学和文化著作不是偶然的。另一条道路是深入研究诸如民族自觉、少数民族、性别间相互关系等人类学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在少数有特权的人研究社会科学。因此，其他的民族群体和社会群体应该获得在这个领域中的发言权。他们把这种状况绝对化，认为“少数有特权的人”应当对这些群体负责，并尽一切努力保障这些群体获得智力权势集团的关键阵地。

 

 

　　后现代主义者赋予民族自觉问题在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丹麦学者沃维尔认为，对现时代来说，传统的民族理论现在正失去意义〔18〕。

 

 

　　在性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是女权主义者的同盟者，为他们提供哲学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男女之间的心理—生理差别不能成为他们在社会上不平等的论据。他们维护少数人的权利，认为这些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都受歧视。

 

 

　　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研究性别问题往往是更广泛综合有关人的本性问题的理由。M.福柯在《性史》一书中揭露了关于人似乎有同出生无关而由社会给予的自然本质的现代主义神话。他断定，社会确实以等级和纪律为基础，但不能说社会压制人的自由本质，因为纯粹的人的自由本质并不存在，人的本性只有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19〕。

 

 

　　在“西方人的死”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中明显体现出的反西方的动机，引起墨守陈规的政治学家的不快。这些政治家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蓄意破坏可以使他们说出自己观点的社会制度的基础。

 

 

　　不管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多么激进，它们都有益于西方文明本身。后现代主义者起了警告信号的作用，指出了人和社会的西方模式的毛病。其次，后现代主义者最先注意到有必要突破西方文化影响的自我孤立，避免过于自信和妄自尊大，建立同其他文明的对话。

 

 

　　国际关系和安全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按其科学兴趣是国际问题专家。

 

 

　　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者积极研究下述一些问题，如领土确定的主权国家的消失，把这种国家的职能分给跨国机构、地区和社会运动，联邦制和区域主义，民族自觉和民族主义，国籍的新类型等。

 

 

　　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社会不可控制性”、“国家主权主体消失”、“全球市民社会”的思考，使他们重新评价了国际关系理论诸如“安全”这样的极重要的范畴。

 

 

　　后现代主义者的主权主义“派别”坚决主张，在形成安全的新概念时要考虑妇女的利益，在形成国家安全结构和主张时应当保障男女平等，更多倾听妇女组织的意见。

 

 

　　后现代主义者用自己的研究方法（标新立异、大量新词、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等）似乎专门要激怒学术界并使他们不快。过去，人们不许后现代主义者在学术代表大会上讲话，毫不礼貌地打断他们的发言，不让他们进大学课堂。

 

 

　　然而，在西方政治科学中，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社会科学中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理论危机的自然结果，也是寻找摆脱智力死胡同的出路的尝试。

 

 

　　在创造性的探索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明显反科学的（特别是在认识论领域）和有启发意义的概念。后现代主义把语言学和文艺理论的个别方法与原则搬到社会政治分析领域，未必能对政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诸如“全球市民社会”、“西方人的死”等概念，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概念（首先是国际安全概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对西方军事战略主张起了实质性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自身（观点和持相应观点的人的总和）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定变化，从一个故意令传统政治学震惊和标榜自己“持不同观点”的学派发展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派别。传统政治学也开始比较容忍地对待后现代主义。看来，后现代主义整合到政治学的稳定轨道中去的过程仍将持续下去。

 

 

　　（摘自俄《社会政治杂志》1996年第3期）

 

 

　　文华 译

 

 

　　注释：

 

 

　　1.Crozier M.,Huntington S.,Watanuki J.The crisis of de-mocracy: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N.Y.,1975 p.160—161.

 

 

　　2.Fukuyama F.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Harmondsw-orth,1992.p.287—340.

 

 

　　3.Habermas J.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1987.

 

 

　　4.Derrida J.Of gramatology.Baltimore,1976.

 

 

　　5.Rorty R.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Oxford,1980.p.365—367.

 

 

　　6.Foucault M.The Order of things.L.,1970,p.387.

 

 

　　7.Lipschutz R.Reconstructing world politics:the emergen-c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Millennium.1992.Vol.21.No.3 P.407.

 

 

　　8.Waever O.Identities.Copenhagen,1992.p.12.

 

 

　　9.Walker R.B.J.Security,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world politics//Alternatives.1990.Vol.15.No.1.p.3—28.

 

 

　　10.Lipschutz R.Op.cit.P.408—409.

 

 

　　11.Camilleri J.A.,Falk J.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ed world.Aldershot,1992.p.242.

 

 

　　12.Rorty R.Method,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hope//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Hemel Hempstead,1982.p.205.

 

 

　　13.Camilleri J.A.,Faik J.Op.cit.p.220,241.

 

 

　　14.Bull H.The Anarchi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World Politics.N.Y.,1977.p.254—276.

 

 

　　15.Lipschutz R.Op.cit.p.392—393.

 

 

　　16.ibid.p.398—399.

 

 

　　17.Todorov T.The Conquest of Americal.N.Y.,1987.p.186.

 

 

　　18.Waever O.Op.cit.p.1—2.

 

 

　　19.Foucault 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Harmondsworth,1981—1987.vol.1—3.

 

作者介绍：〔俄〕A.C.马卡雷切夫 A.A.谢尔古宁

 

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

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

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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