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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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原因初

探

学生姓名：陆劲斌

学号：11031043

专业：工商管理

[ 摘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

套政治制度，中西方政治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从经济发

展、法律传统、文化传统以及地缘因素、血缘因素这几个方面

对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发展做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对中西方的

政治制度有所掌握,并且可以融会贯通, 汲取必要的精华，有利

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关键词]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法律传统；文化传统；差异性

[ 中图分类号] D521

所谓政治制度, 是指在特定社会中, 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

其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 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 维持

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 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中西方政治制度在原始社会时期是相似的，都实行原始民主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却产生了差异，在往后的发展中这种差异更是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最终，西方从原始民主制过渡到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民主制，而中国的原始民主制则彻底消失并被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取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详见下文。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差异

商品交换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希腊的许多城邦都只能生产单一产品, 这就决定了城邦之间在经济上必须交换沟通, 市民阶层发达。而且市民阶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因为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是提供法律和秩序, 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西方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使得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能够出现在西方,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这是民主制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迫切的商品交换需求, 商业不发达, 市民阶层本身力量弱小。古代中国的法律主要是维护王权的, 不是维护商人的,国家没有为商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保障, 维持商业秩序大量依靠私人,

这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成本。加上中国国家权力介入商业活动不仅不为商品交换提供法律支持, 而且要限制商业发展。古代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商业不能限制权力, 权力反而完全控制了商业。这样,市民阶层不仅难以出现, 即使出现，也难以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 成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所以相比西方，民主制的发展根本就缺乏阶级基础。

其次，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是政治制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普遍的奴隶制是劳动奴隶制，他们生产的方式一般是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奴隶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工协作。据史料表明，奴隶的集体劳动不仅应用于手工工场，而且应用于农业、商业等所有的主要经济部门。这种奴隶制的最大优点是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奴隶人数众多。数量庞大的奴隶为城邦创造了财富。雅典时代的伯里克利之所以能够给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以津贴，是与奴隶劳动创造财富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奴隶老动提供足够的社会产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全体雅典公民享用，那么雅典城邦的民主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中国的奴隶制是家庭奴隶制，即一个家庭作为奴隶为奴隶主服务，因此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家庭奴隶制下，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分工，生产效率无疑要低一些。可以说，由于中西方奴隶制的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方奴隶制下的不同社会经济状况。雅典经济的繁荣支撑起了民主制，而中国商周经济的相对落后则抑制了民主制的发展。

二、法律传统差异与政治制度差异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于11

世纪末至13 世纪末，教皇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西欧中世纪，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在经济上，它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有独立的税收权（如什一税、初生税等）；在政治上，它有着完备的机制，行使着广泛的管辖权；教会还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

而在思想家泰格的视野中，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商人阶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其扩展活动领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创办了工厂、银行和市镇，由此触动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最终达成妥协，并出现法律协调。与此同时，基于商业贸易对契约法则的内在需要，商人阶级也自立法律。总之，在西欧，随着商人阶级为最早代表的中间层的崛起，法律体系应运而生。其实，伯尔曼与泰格所描述的分别是权力制衡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表现，，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则又表现为不同国家政权机关的冲突与妥协；这一制衡机制最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正是权力制衡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权力制衡提供了法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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