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与成分:考古材料揭示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起源与驯化历程

发布时间：2019-08-12 09:09

【摘要】：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大豆起源地之一。近年来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起源与驯化研究,集中于炭化种子的尺寸分析,已大致可以看出尺寸分化的历时性演变。尽管如此,本文对各遗址出土大豆尺寸的具体分析表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大豆尺寸在各个遗址的尺寸变化范围并不相同,因而难以建立用以判别驯化的尺寸标准。能否在尺寸之外,找到观察大豆驯化历程的新线索,成为当务之急。作者进而介绍了新近利用X-CT技术观察大豆成分历时性演变的新进展。含油量的变化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的栽培和驯化至迟发生于距今7500年前。距今4000-3500年前后,尺寸和含油量都出现明显分化,这两项指标表明此时大豆的驯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图文】：

密度图,大豆,尺寸比,周原遗址

将大豆按照出土地点逐个进行观察，可以发现，龙山时期乃至商代各个遗址的大豆尺寸分布情况又有不同。笔者据赵志军先生发表的测量数据，将陕西扶风周原遗址1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2出土炭化大豆按照长宽值绘制成尺寸分布的密度图。图1显示，周原遗址龙山文化大豆尺寸已经出现大小两个密集区，二者从数值上处于连续状态；先周文化（大致相当于商代纪年）的大豆亦有大小之分，但大组数据并未超出龙山文化较大样品的数据范围。而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大豆的分化较为多样，，至少有3个密度中心，显示其形态较为分散，且缺少类似于周原遗址的大组样品；到商代早期形成大小两组，大组显著大于龙山文化所有样品，而小组整体小于或重合于龙山文化样品尺寸范围。要之，周原和王城岗遗址出土大豆，在龙山时期的尺寸分布的模式明显不同，或许反映了不同遗址先民对大豆生长的介入方式和深度有差别。此外，周原遗址从龙山到先周，大豆尺寸范围变化小；王城岗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冈的大豆，则尺寸变动更为显著。这一现象，或应考虑先周文化和商文化城址之间的差异，即对于大豆生长的管理，可能更多受到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两个遗址的比较结果显示，大豆尺寸有一个历时性演变，然而变动范围在各个遗址又有差别。这说明单纯用尺寸来判别大豆驯化与否，不同区域尚难建立统一的标准。图1周原和王城岗遗址炭化大豆尺寸比较1赵志军：《陕西扶风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144页。2赵志军：《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5-164页。2017.3-20-

大辛庄,二里头遗址,遗址,大豆

大豆尺寸的分化趋势，到夏商时期更为清晰。如图2所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2-4期以及二里岗期（时间范围约当夏至商早期）的大豆测量数据1，和笔者测量的济南大辛庄遗址2003年出土的商代样品，大粒组和小粒组的分化趋势十分明显。无论周原、王城岗、二里头还是大辛庄，大粒组均重合于或大于龙山样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辛庄遗址的小粒组样品，均小于周原、王城岗遗址的龙山文化样品。与其他遗址如禹州瓦店2的龙山样品相比，也是如此。这一现象使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即大辛庄遗址商代小粒组为典型的野生大豆，而大粒组为农作物。小粒样品与栽培大豆在尺寸上的分化，以及较之更早样品还要小这一特点，表明龙山时代诸多遗址出土的大豆，已经得到人们较为充分的照料干预，在尺寸特征上表现为增大趋势；到了商代，栽培大豆作为农田作物已经毫无疑问，而野生大豆的豆粒已经不再是人为选择干预的重点，所以其野生特性反而较龙山时代的样品更为突出。这一假设被下文提到的成分分析证实是成立的。图2二里头遗址和大辛庄遗址出土夏商时期大豆尺寸分布图图3临淄齐故城遗址东周和西汉炭化大豆尺寸分布图到了周代和汉代，吴文婉等指出，种子尺寸又大幅增长，且更加多样3。笔者对山东临淄齐故城阚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叁》，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304-1305页。2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3吴文婉、靳桂云、王海玉等：《古代中国大豆属（Glycine）植物的利用与驯化》，《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尺寸与成分：考古材料揭示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起源与驯化历程-2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岱地区商周农业的考古学研究”(14BKG009) 山东大学自主创新交叉学科培育项目“同步辐射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方法学研究及应用”(2014JC007)
【分类号】：K878;S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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