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制器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14 05:09

　　 吕思勉云：“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作为中国文物制度的原点时期,先秦传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制器传统,更将制器活动推向历史第一次高峰。制器活动既有贵族阶层意识形态的灌注,又实践着当日社会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目的、动力四因说来看,无论是作器动机意图,对材料、形式的选择及对操作程序的选定,都充满了思想的成分,器物成为具有表意功能的载体,蕴含精微深远的文化语义。 本文以三代制器活动为考察对象,拟从四个方面,即制器者的社会身份及其对器物的设计与制作,使用者对器物的使用及评价,器物形制纹饰与构造,以及思想家依托其政治、经济、社会与哲学思想而涉及的对器物的评述与批判,来探讨先秦制器思想。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三代尤其“轴心时代”器物文化之全貌,也能为思想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资源与视角,同时亦具为当下的设计实践提供宝贵思想资源的现实意义。 然器物的表意方式曲折隐晦,需借助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方有洞见其隐含思想之可能。论文第一章,即基于古器物形态学的既有分析成果,充分借鉴考古类型学、语言学、符号学、风格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器物本体、社会文化范畴的角度,对思想释读的方法作了初步探讨,且尝试应用在青铜礼器的分析之上。 论文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基于对夏、商、西周、东周制器活动的概述,探讨其制器思想的内涵。夏代伊始,青铜、陶土、玉石、漆木、骨角等质材的制器活动获得全面发展,饮食器具、车服旌旗、宫室建筑的功用性均达相当水准,尤其最早的青铜礼器及大量的青铜兵器,初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夏王朝重视制器活动,认可工匠的社会地位并赋予其专属职责。青铜鼎、爵等礼器因与神圣领域的祭祀权密切相关,初具王权象征之意味。而凡俗领域之青铜农具的创制,则成为“郁郁乎文”的青铜文明发展的稳健根基。 商代处于青铜时代的上升至鼎盛期,“器惟求新”不仅在于青铜器品类、形制与纹饰的剧变,更在于作为殷人与其祖先神沟通之媒介的功用界定。殷人依托始祖神话而创造了兽面纹,其形象所传达的神秘意涵正是殷人权力认定的想象途径,而形制硕大、厚重的青铜器乃至宫室建筑,则成为权力认定的现实途径。礼器的品类、质地与件数的不同组合与贵族身份、地位相呼应,昭示出“礼以体政”的观念,秩序化的器用方式正是殷人建构理想政治秩序之途径。 周人继承殷人的典章制度而发展周族文化,西周前中期依然延续着商末青铜器的风格,至分封制造成的政治格局形成之时,构筑于礼器、礼仪之上的礼乐系统业已完备。礼器的形制纹饰、铭文记载及器用方式,明确表达、强化着等级尊卑与君臣名分,以此规范人伦、人神关系。形制与工艺的协和、渐离宗教意图的纹饰,渐合实用需求的功用及礼器的世俗化趋势,则彰显出周人理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周人亦将宇宙观念图式投射于制器活动,不仅命服、车舆、明堂等形制与装饰,甚至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均可自宇宙观念中获得意义。 东周之时,礼器及其承载的象征义逐渐衰落和消褪,器物的功利色彩逐渐浓郁。诸子对制器的评述主要体现为四个主题。一为人与外物之间的关系。儒道两家均从感官需求出发予以探讨,主张“君子役物”、“不以身假物”,然实现路径有所不同。二为器物的文质关系。儒家基于对“文”一极的盛赞及对“质”一极的兼容并包,持守“文质彬彬”的执中之道。道家将其看作“人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去掉外在虚饰而复归天然本性之“质”。墨法两家将其演化为“形式”与“功用”的对举,好功用而恶纹饰。三为天人观念于制器活动之投射。儒家追求道德完善意义上的天人合一,道家则崇尚顺应“自然”意义的天人合一。四为道家学说中器通于道的观念。器物与制器活动可成为其体道的具体对象物与路径,经由心斋而达齐物之境,最终实现与道同一之境界。 论文结语认为,对先秦制器思想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全面、深入地考察当时社会文化的语境,及进一步完善分析方法论。惟两者有机结合、交参互证,才有助于揭示“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之间的意义界限,把握对思想解读的“适度”。
【学位单位】：南开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4
【中图分类】：K871.3
【部分图文】：

图2-1 二里头遗址三期：一号宫殿平面图；二号宫殿平面图②二号宫殿（如图2-1)被确定为祭祀先王的宗庙建筑。其夯土基址呈长方形，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包括主体建筑、东南西三面的廊庑、中庭、四周的围墙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67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39-15246

酒的具体使用情状。束腰爵（如图2-2所示）被考古学者判定为二里头文化最早形式的青铜爵，其靈的锈片上显示有用细线均勻缠绕的痕迹，若爵体常插入火中，线即焚毁而不可能有痕迹留存至今。?可知，若此后的青铜爵具有容庚先生所言的煮酒或温酒功能，当是在束腰爵之后衍生出的新功能。考 1，:f ：I. 口沿无立柱的束腰爵.夏晚期 2.乳钉纹管流爵.二里头②图2-2夏代青铜爵少见的两种形制,：：...‘二，!■1.乳钉纹平底铜爵.二里头 2.窄流平底素爵.二里头?图2-3夏代青铜爵的典型形制束腰爵虽极致素朴、甚至还未具有青铜器特有的准确造型与挺劲的轮廓线

可有可无之物。商代铜爵的伞形立柱不仅装饰细腻，且其伞形下端面皆为光滑平面，推断其可能与提携酒器有关，如借助某种工具移动灼热的器体，或为适应悬挂式收纳方式等等。其意义探讨应追溯至陶爵、陶鬵等器，有学者认为是由鸡冠装饰演变而来。?(八）流尾距比器高长出许多，致使整器显得头重脚轻，入商后其尺度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流尾距变为略大于器高、略小于带柱器高的长度，由此凸显了整器挺拔轻盈的视觉感，《说文》：“饮器象爵者，取其雀鸣之义。”或还有拟象喻意之意图。二、夏代青铜鼎的形制及其象征义夏代铜鼎的出现可谓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与铜爵同为三足器，虽都受到陶器形制的影响，但各部位的比例趋于协调，结构较为对称，已发展出陶器所不具有的风格特质。二里头遗址时代最早的铜鼎形制（如图2-3)，三足均为空心四棱锥状，圆腹，敛口，折沿，双环耳，腹部饰菱形纹。《说文解字》云：“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此时的铜鼎已基本确立了鼎属器类的基本形态，显示出与陶鼎形制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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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4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