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的女性文化遗产——石寨山青铜器扣饰的记忆
发布时间：2021-08-26 21:54
云南省博物馆最为重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藏品,就是石寨山出土的滇青铜文化青铜器。自1955年至今,有关石寨山青铜文化研究的著述颇多,但大都从考古视角分析,很少引入人类学的观察角度。而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发展,并行于历史研究手段的另一种研究方法——记忆研究出现。运用"记忆情景"方式对一件石寨山青铜扣饰进行分析,探讨其印记中所表现的人物身份、汉滇"和亲"关系、女性在当时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等问题,可以挖掘出扣饰记忆中的女性文化遗产。
【文章来源】：博物院. 2020,(02)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三虎背牛铜扣饰（石M12∶38)
0 铜镜拓片（石M6∶10)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青铜器自1955年出土以来就引起世界青铜文化研究学者的瞩目，也成为云南省博物馆最为重要的最具地方特色的藏品。石寨山青铜器以自身雕塑式的风格——“记忆情景”的方式独树一帜，其所代表的文化因而被命名为石寨山青铜文化。葛兰言曾说：“神话和礼仪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形成的，并持续对形成它的社会产生互动影响；神话、礼仪以及社会本身共享同一性的结果形式”[1]。涂尔干提出：图腾为宗教的初级形式，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当中，仪式重于崇拜对象，“因为它是展示社会力量和唤起集体意识的场所”[2]。因此，石寨山青铜器上这种场景式的情景呈现正如凝固的仪礼，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更不如说是一种当地当时族群“记忆”的记录方式，记载并呈现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自发掘至今，相关的著书立文颇丰。近年来，跨学科发展研究的趋势，为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文化遗产研究对人类学视角、民族志方法等的引入，无疑为考古学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并行之路。而人类学对考古学的内揽，更可以从多角度来揭示没有文字但又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葬的神秘面纱。由于石寨山青铜器“记忆情景”式的这种独特风格，结合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或可以为传统考古视野下的博物馆藏品研究打破原有分型分类模式而发掘出其中所蕴含的“有血有肉”的文化“记忆”。亲属关系、血亲关系及姻亲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初始问题。本文通过对石寨山青铜器中一枚扣饰的具体阐释，尝试探讨该枚扣饰所呈现出的女性文化遗产问题，引出博物馆藏品研究的新思考对象。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时期墓出土的青铜器为研究当时滇池区域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3]。石寨山青铜器所代表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同时期的汉文化而言较为滞后。就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墓葬中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发现，仅出一枚类似符号记载的“刻纹铜片”，因此，石寨山应属于“前文字时期”[4]。但从墓葬和随葬品观察其社会形态又比较成熟，如石寨山的具象立体雕塑式的“记忆”呈现和表达手法已炉火纯青，并已形成叙事的表现，呈现出一种对族群“记忆”的记录方式（图1）。汪宁生先生曾著《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5]，文中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多种原始记事方法，而“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等手段无疑都集中在石寨山的出土器物上得到体现。若就文明产生的三大特征文字、城市、青铜而言，石寨山文化已站在了现今所认为的“文明”社会的入口处。但与当时的中原腹地相比，“惟殷先人有册有典”[6]，石寨山文化又是相对落后的。这种状况也与汉武帝所授“滇王之印”的称谓比较相符。汉正统历史文献对“滇”文字记载很少，但石寨山出土文物上的立体具象场景记录式的表现方式却提供了一种类似人类学观察的对象，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综合分析，或许可以探寻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推测。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及其作用和影响[J]. 王红梅.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0)
[2]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 汪宁生. 考古学报. 1981(01)
[3]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 孙太初. 考古学报. 1956(01)
博士论文
[1]汉代铭文镜研究[D]. 邓林.上海大学 2017
[2]汉代西南体育地理研究[D]. 秦立凯.西南大学 2013
[3]汉服论[D]. 李晰.西安美术学院 2010
硕士论文
[1]商周时期女性地位探析[D]. 陈晓丽.烟台大学 2014
[2]《史记》、《汉书》民族史料比较研究[D]. 王鹏.西南大学 2010
本文编号：3365038
【文章来源】：博物院. 2020,(02)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三虎背牛铜扣饰（石M12∶38)
0 铜镜拓片（石M6∶10)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青铜器自1955年出土以来就引起世界青铜文化研究学者的瞩目，也成为云南省博物馆最为重要的最具地方特色的藏品。石寨山青铜器以自身雕塑式的风格——“记忆情景”的方式独树一帜，其所代表的文化因而被命名为石寨山青铜文化。葛兰言曾说：“神话和礼仪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形成的，并持续对形成它的社会产生互动影响；神话、礼仪以及社会本身共享同一性的结果形式”[1]。涂尔干提出：图腾为宗教的初级形式，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当中，仪式重于崇拜对象，“因为它是展示社会力量和唤起集体意识的场所”[2]。因此，石寨山青铜器上这种场景式的情景呈现正如凝固的仪礼，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更不如说是一种当地当时族群“记忆”的记录方式，记载并呈现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自发掘至今，相关的著书立文颇丰。近年来，跨学科发展研究的趋势，为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文化遗产研究对人类学视角、民族志方法等的引入，无疑为考古学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并行之路。而人类学对考古学的内揽，更可以从多角度来揭示没有文字但又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葬的神秘面纱。由于石寨山青铜器“记忆情景”式的这种独特风格，结合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或可以为传统考古视野下的博物馆藏品研究打破原有分型分类模式而发掘出其中所蕴含的“有血有肉”的文化“记忆”。亲属关系、血亲关系及姻亲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初始问题。本文通过对石寨山青铜器中一枚扣饰的具体阐释，尝试探讨该枚扣饰所呈现出的女性文化遗产问题，引出博物馆藏品研究的新思考对象。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时期墓出土的青铜器为研究当时滇池区域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3]。石寨山青铜器所代表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同时期的汉文化而言较为滞后。就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墓葬中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发现，仅出一枚类似符号记载的“刻纹铜片”，因此，石寨山应属于“前文字时期”[4]。但从墓葬和随葬品观察其社会形态又比较成熟，如石寨山的具象立体雕塑式的“记忆”呈现和表达手法已炉火纯青，并已形成叙事的表现，呈现出一种对族群“记忆”的记录方式（图1）。汪宁生先生曾著《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5]，文中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多种原始记事方法，而“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等手段无疑都集中在石寨山的出土器物上得到体现。若就文明产生的三大特征文字、城市、青铜而言，石寨山文化已站在了现今所认为的“文明”社会的入口处。但与当时的中原腹地相比，“惟殷先人有册有典”[6]，石寨山文化又是相对落后的。这种状况也与汉武帝所授“滇王之印”的称谓比较相符。汉正统历史文献对“滇”文字记载很少，但石寨山出土文物上的立体具象场景记录式的表现方式却提供了一种类似人类学观察的对象，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综合分析，或许可以探寻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推测。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及其作用和影响[J]. 王红梅.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0)
[2]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 汪宁生. 考古学报. 1981(01)
[3]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 孙太初. 考古学报. 1956(01)
博士论文
[1]汉代铭文镜研究[D]. 邓林.上海大学 2017
[2]汉代西南体育地理研究[D]. 秦立凯.西南大学 2013
[3]汉服论[D]. 李晰.西安美术学院 2010
硕士论文
[1]商周时期女性地位探析[D]. 陈晓丽.烟台大学 2014
[2]《史记》、《汉书》民族史料比较研究[D]. 王鹏.西南大学 2010
本文编号：336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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