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维斯线理论的现实意义与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2021-09-04 16:09
"莫维斯线"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由莫维斯提出的描述旧大陆与东亚、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差异的理论。由于其对东方的描述具有一定的负面价值判断,该理论一直饱受争议。本文通过对发现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手斧和勒瓦娄哇技术的回顾与分析,认为莫维斯的理论存在着由于当时材料发现不完全以及本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产生的谬误而造成的缺陷,但莫维斯线作为反映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概念,其应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应被彻底抛弃。
【文章来源】：文博. 2020,(05)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传统意义上的莫维斯线
对于汾渭地堑地区发现的手斧识别上的争论，应当来源于对手斧识别标准的争议。事实上，虽然黄慰文先生举出数位中外学者认为汾渭地堑甚至周口店地点所发现的就是手斧，但应当承认，这种判断存在观察者的主观因素，且即使那些标本均属于手斧，这种在识别认定过程中争议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些标本与典型的阿舍利式手斧有明显差异，故而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汾渭地堑发现的石器与西方典型阿舍利工业类型存在明显区别”，而非“汾渭地堑发现的一些石器是否可以认定为手斧”。这就是说，即使概念上将一些石器认定为“手斧”，也不能否认莫维斯线的存在。高星先生将手斧识别标准总结为以下三点：两面打制加工；两面、两侧基本对称；一端窄薄，另一端宽厚，并进一步认为形似手镐的原型手斧和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应当加以区分。由此，高星先生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发现数量较少且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且大多数更类似于“原型手斧”而非典型的阿舍利式手斧[16]。唯有洛南盆地的发现可能有所不同：洛南盆地发现了种类齐全、数量众多的阿舍利工业类型的器物，加工后的工具较为规整；洛南盆地发现的薄刃斧比例与旧大陆地区基本相当，因此，洛南盆地的手斧应当是早期人类传播或文化交流的结果[17]。对此，高星先生认为，洛南盆地的两面器依然缺少软锤加工的技术，与典型阿舍利工业的加工流程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且缺乏传播路线上的证据；又基于年代上的差异，即洛南盆地手斧年代不晚于15万年前左右[18]，远晚于典型阿舍利工业流行的时间，且未发展成为莫斯特工业体系，故洛南盆地的手斧不能排除本地起源[19]。亦有学者认为，即使洛南盆地的手斧年代远远晚于西方，它们依旧在形态上具有原始性，比典型阿舍利手斧更厚[20]。虽然有研究表明，洛南盆地的手斧相比于旧大陆地区，例如东非的Olduvai Bed II地点与印度的Mudnur VIII地点出土的手斧，在形态学上并没有明显区别，其厚度并不大于该两处地点[21],但反对者指出，该项研究所比对的另外18个旧大陆旧石器遗址的手斧的厚度均明显小于洛南盆地的手斧，且用于对比的这两个地点并不具有代表性——Olduvai Bed II地点年代过早，而Mudnur VIII地点的手斧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未完成品——但没有理由认为洛南盆地的手斧也是未完成品；同时他们还指出，即使整个洛南盆地发现的手斧数量众多，但平均每个地点的手斧数量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强调：“只有当在东亚地区工作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具有两面器的遗址，且每个遗址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典型阿舍利式两面器，才会认为广义的莫维斯线理论可以被否定或重新认识。”[22]虽然在讨论洛南盆地的手斧问题时，应该注重含有手斧的遗址中手斧的比例，而非整个洛南盆地中手斧的比例，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即使在洛南盆地这片区域内，手斧的总体发现数量相比于旧大陆仍是较少的。
由上文可知，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莫维斯线理论，均是从阿舍利式手斧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但若从勒瓦娄哇技术的视角讨论，虽然情况与阿舍利技术在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东西方的差异仍十分明显。有学者认为，勒瓦娄哇技术仅在不早于3万年前的中国北方的某些特别的地点出现，确切地说，仅在水洞沟地点附近出现，并且与更高级的石叶工业伴生出现，不与阿舍利工业伴生[25]。他们认为，勒瓦娄哇技术在东方较少的原因是受到相比于西方更小的“有效人口规模”的限制[26]。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进行，越来越多的包含勒瓦娄哇石器的遗址逐渐被发现。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的中文化层出土3件典型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片，其中出土勒瓦娄哇石片的5A层的碳14测年结果为23070±180BP,但这种技术显然并未广泛使用，可能只是揭示了文化的复杂性（图三）[27]。除此之外，勒瓦娄哇技术在新疆、青海、黑龙江等地均有发现[28]，并且随着研究的进展，水洞沟地点以往的部分发掘品中，更多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器也被重新识别出来[29]。这表明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均有一定数量的勒瓦娄哇技术出现。显然，虽然在西方勒瓦娄哇技术是由阿舍利技术发展而来，但在中国勒瓦娄哇技术的发现地点均在北方石片工业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并不与阿舍利技术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有所重合。这表明，中国的勒瓦娄哇技术并非由主要是本土起源的中国的手斧工业发展而来。事实上，从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发现的时空背景来看，勒瓦娄哇技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路线是应当存在的，这与最早的现代人进入东亚地区的路线是相反的[30]。同时，在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穴等地点亦有勒瓦娄哇石片的发现[31]。所以，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的分布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南部的自然资源容易获取而导致的人群迁徙所带来，但可能由于高质量原料的短缺，其并未成为石器应用的主流[32]。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J]. 李锋,陈福友,汪英华,高星.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6(07)
[2]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J]. 高星. 人类学学报. 2012(02)
[3]莫维斯线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J]. 李意愿. 南方文物. 2011(04)
[4]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为例[J]. 王春雪. 草原文物. 2011(02)
[5]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发掘简报[J]. 王晓琨,魏坚,陈全家,汤卓炜,王春雪. 人类学学报. 2010(01)
[6]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J]. 黄慰文,侯亚梅,高立红. 人类学学报. 2009(01)
[7]洛南盆地的薄刃斧[J]. 王社江. 人类学学报. 2006(04)
[8]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J]. 吴新智. 人类学学报. 1998(04)
[9]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J]. 林圣龙. 人类学学报. 1994(03)
[10]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J]. 林圣龙. 人类学学报. 1994(01)
本文编号：3383580
【文章来源】：文博. 2020,(05)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传统意义上的莫维斯线
对于汾渭地堑地区发现的手斧识别上的争论，应当来源于对手斧识别标准的争议。事实上，虽然黄慰文先生举出数位中外学者认为汾渭地堑甚至周口店地点所发现的就是手斧，但应当承认，这种判断存在观察者的主观因素，且即使那些标本均属于手斧，这种在识别认定过程中争议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些标本与典型的阿舍利式手斧有明显差异，故而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汾渭地堑发现的石器与西方典型阿舍利工业类型存在明显区别”，而非“汾渭地堑发现的一些石器是否可以认定为手斧”。这就是说，即使概念上将一些石器认定为“手斧”，也不能否认莫维斯线的存在。高星先生将手斧识别标准总结为以下三点：两面打制加工；两面、两侧基本对称；一端窄薄，另一端宽厚，并进一步认为形似手镐的原型手斧和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应当加以区分。由此，高星先生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发现数量较少且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且大多数更类似于“原型手斧”而非典型的阿舍利式手斧[16]。唯有洛南盆地的发现可能有所不同：洛南盆地发现了种类齐全、数量众多的阿舍利工业类型的器物，加工后的工具较为规整；洛南盆地发现的薄刃斧比例与旧大陆地区基本相当，因此，洛南盆地的手斧应当是早期人类传播或文化交流的结果[17]。对此，高星先生认为，洛南盆地的两面器依然缺少软锤加工的技术，与典型阿舍利工业的加工流程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且缺乏传播路线上的证据；又基于年代上的差异，即洛南盆地手斧年代不晚于15万年前左右[18]，远晚于典型阿舍利工业流行的时间，且未发展成为莫斯特工业体系，故洛南盆地的手斧不能排除本地起源[19]。亦有学者认为，即使洛南盆地的手斧年代远远晚于西方，它们依旧在形态上具有原始性，比典型阿舍利手斧更厚[20]。虽然有研究表明，洛南盆地的手斧相比于旧大陆地区，例如东非的Olduvai Bed II地点与印度的Mudnur VIII地点出土的手斧，在形态学上并没有明显区别，其厚度并不大于该两处地点[21],但反对者指出，该项研究所比对的另外18个旧大陆旧石器遗址的手斧的厚度均明显小于洛南盆地的手斧，且用于对比的这两个地点并不具有代表性——Olduvai Bed II地点年代过早，而Mudnur VIII地点的手斧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未完成品——但没有理由认为洛南盆地的手斧也是未完成品；同时他们还指出，即使整个洛南盆地发现的手斧数量众多，但平均每个地点的手斧数量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强调：“只有当在东亚地区工作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具有两面器的遗址，且每个遗址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典型阿舍利式两面器，才会认为广义的莫维斯线理论可以被否定或重新认识。”[22]虽然在讨论洛南盆地的手斧问题时，应该注重含有手斧的遗址中手斧的比例，而非整个洛南盆地中手斧的比例，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即使在洛南盆地这片区域内，手斧的总体发现数量相比于旧大陆仍是较少的。
由上文可知，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莫维斯线理论，均是从阿舍利式手斧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但若从勒瓦娄哇技术的视角讨论，虽然情况与阿舍利技术在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东西方的差异仍十分明显。有学者认为，勒瓦娄哇技术仅在不早于3万年前的中国北方的某些特别的地点出现，确切地说，仅在水洞沟地点附近出现，并且与更高级的石叶工业伴生出现，不与阿舍利工业伴生[25]。他们认为，勒瓦娄哇技术在东方较少的原因是受到相比于西方更小的“有效人口规模”的限制[26]。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进行，越来越多的包含勒瓦娄哇石器的遗址逐渐被发现。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的中文化层出土3件典型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片，其中出土勒瓦娄哇石片的5A层的碳14测年结果为23070±180BP,但这种技术显然并未广泛使用，可能只是揭示了文化的复杂性（图三）[27]。除此之外，勒瓦娄哇技术在新疆、青海、黑龙江等地均有发现[28]，并且随着研究的进展，水洞沟地点以往的部分发掘品中，更多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器也被重新识别出来[29]。这表明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均有一定数量的勒瓦娄哇技术出现。显然，虽然在西方勒瓦娄哇技术是由阿舍利技术发展而来，但在中国勒瓦娄哇技术的发现地点均在北方石片工业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并不与阿舍利技术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有所重合。这表明，中国的勒瓦娄哇技术并非由主要是本土起源的中国的手斧工业发展而来。事实上，从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发现的时空背景来看，勒瓦娄哇技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路线是应当存在的，这与最早的现代人进入东亚地区的路线是相反的[30]。同时，在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穴等地点亦有勒瓦娄哇石片的发现[31]。所以，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的分布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南部的自然资源容易获取而导致的人群迁徙所带来，但可能由于高质量原料的短缺，其并未成为石器应用的主流[32]。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J]. 李锋,陈福友,汪英华,高星.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6(07)
[2]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J]. 高星. 人类学学报. 2012(02)
[3]莫维斯线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J]. 李意愿. 南方文物. 2011(04)
[4]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为例[J]. 王春雪. 草原文物. 2011(02)
[5]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发掘简报[J]. 王晓琨,魏坚,陈全家,汤卓炜,王春雪. 人类学学报. 2010(01)
[6]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J]. 黄慰文,侯亚梅,高立红. 人类学学报. 2009(01)
[7]洛南盆地的薄刃斧[J]. 王社江. 人类学学报. 2006(04)
[8]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J]. 吴新智. 人类学学报. 1998(04)
[9]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J]. 林圣龙. 人类学学报. 1994(03)
[10]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J]. 林圣龙. 人类学学报. 1994(01)
本文编号：338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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