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玉衣”名称及相关问题驳正
发布时间：2021-11-12 08:12
云南省博物馆藏一组玉片,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大墓,名之"滇王玉衣"。揆诸史料,无论是从数目、工艺、面积还是出土状况来看,其与汉代敛葬玉衣都存在显著差异,然与文献中记载的"鳞施"高度相似。本文对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片的产地及定名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其为滇国本土所制,且坯片部分宜称"鳞施"而非"玉衣"。"鳞施"的出现,是彼时厚葬之风与贵玉观念在滇地盛行的体现,亦是古代云南边疆与中原政治联系、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文章来源】：文博. 2020,(03)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云南晋宁石寨山M6出土穿孔玉片及残玉璧片（引自《中国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第50页）
又如邯郸战国赵王陵出土的穿孔玉片178枚[30]，辉县战国墓地2号墓出土的置于墓主人胸部的穿孔玉片22枚[31]，战国晚期中山王墓出土的穿孔玉片200余枚[32]，学者们认为，这些都有可能是当时贵族使用的敛葬玉——鳞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发掘的山西潞城战国初期7号墓葬，在该墓椁室的西侧，出土了110枚方形穿孔玉片[33]，这些玉片呈带状有序排列，乍看似上述真山大墓出土鳞施的上半部。发掘者并未对出土玉片用途加以进一步阐释，但有研究者指出，“这条用玉片编结成腰带状的东西可能也是鳞施，是战国低等级贵族模仿当时诸侯王一级贵族使用鳞施殓葬的结果”[34]。由于该墓未经扰动，得以察知鳞施在墓葬中的原始形态（图二）。这也提示，鳞施未必只能覆盖于死者尸体之上，它在墓葬中的具体位置，可能就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图三）。从以上出土鳞施的墓葬规格及墓主人身份地位来看，鳞施多出土于中高级墓葬，墓主人生前地位普遍较高，多为诸侯国国君一级人物，如中山国国君、赵国国君、魏国国君。而山西潞城县战国初期7号墓的主人，据考证为韩国下大夫[35]，这说明低级贵族亦有用鳞施敛葬的情况。从墓主人的性别来看，以上大墓的主人皆为男性，这一点与汉代玉衣男女皆见使用的情况有所区别。从墓葬年代来看，鳞施至迟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中晚期已普遍使用。魏鸣先生曾对北洞山楚王墓的玉片进行缀合复原，推测鳞施“可能流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36]。石寨山6号墓属西汉中期[37]大墓，去战国不过百年，其时，鳞施这一敛葬形式想必不会完全销声匿迹。据刘尊志先生的研究，西汉诸侯王使用敛葬玉衣具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38]。归附西汉王朝的滇国国君，赐封“滇王”，大致相当于列侯一级，敛葬用“鳞施”而非“玉衣”，可谓是符合其身份的平情之举。
有学者认为，玉衣由鳞施演变而来[39]。但在文化功能上，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汉代以玉衣作为敛葬用玉，在时人看来，既能体现使用者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又具有保护尸身不朽的特殊功能[40]。而鳞施则不同，学者们大都认为鳞施源于对战争时所用甲衣的模仿，这一推测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41]。陈斌曾就邯郸赵王陵出土玉片进行综合考察，将战国秦汉时期的甲片形制与之对比分析，最终得出赵王陵玉片即玉铠甲片的结论[42]，这从侧面反映了鳞施与甲片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袁胜文先生的研究，“鳞施是用玉片模拟甲衣片殓葬”，能够体现墓主人显赫身份及卓著武功[43]。鳞施的使用与彰显军功紧密相联，构成其区别于汉代殓葬玉衣的又一特征。在石寨山6号墓还出土了一件叠鼓形贮贝器，它的器盖上铸有骑士5人、士兵17人、马5匹。画面中央是一高大将领，跨马持缰，顶盔贯甲，执戈杀敌，威风凛凛，推测为墓主人生前形象。整个场面“表现了进攻一方持兵跃马驰骋疆场，敌方顽强抵抗直至惨败的情景”[44]，这或许正是墓主人生前亲历的某场战争的真实写照。揆诸考古资料，“滇人尚武”显系事实。滇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兵器数量最多，且种类十分齐全[45]，这充分说明军事活动在滇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此，在象征意义上，鳞施较玉衣似乎更能彰显滇王戎马一生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鳞施的使用，同战争场面叠鼓形贮贝器及陪葬的众多兵械一道，是“尚武”观念在丧葬礼仪中的直接体现，成为滇文化丧葬制度的重要内容。然则以上出土玉片大都具有穿孔，滇王墓葬中的这套鳞施为何未见穿孔呢？易学钟先生早年提出“半成品”[46]的假说，研究者后多以此作为这批玉片未见穿孔的直接原因。细加考索，这一问题有待商榷。玉敛服所用玉片未经穿孔的情况不独见于滇王墓葬。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米脂县卧虎湾M103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覆盖在墓主人脸部与脚部的玉片280枚，发掘者将其判定为“玉覆面”和“玉鞋”，其中玉覆面计98片，修复后长38.5、宽29.2厘米，玉鞋（一双）共计182片，修复后长27.5、高16、宽11.7厘米[47]。与以往金缕、丝缕穿坠而成的玉敛服有所不同，覆面、玉鞋所用玉片大多并无穿孔，参加修复工作的黄晓娟研究员指出：出土时玉片间的排列关系基本未受扰乱，故而埋葬时这些玉片的位置应当是固定的，推测“玉片很有可能是缠绕缝缀或利用某些粘合剂固定在纺织品表面”的[48]。此说可以用来解释滇王鳞施未见穿孔的原因。类似的情况亦见于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玉衣躯干部位的玉片多由残饰件杂凑而成，厚薄不均，周边不整，片上无孔，清理者同样认为“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地粘联，背后用麻布贴衬”[49]。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J]. 邢福来,周健,李平乐,杨帆,康宁武,何存礼,葛林,刘军幸,乔建军. 考古与文物. 2019(03)
[2]再议西汉南越王玉衣[J]. 古方. 收藏家. 2019(02)
[3]“鳞施”与“珠襦”考[J]. 袁胜文. 中原文物. 2017(01)
[4]陕西米脂汉墓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科学分析与研究[J]. 黄晓娟,艾剑,王丽琴,严静,赵西晨,曹铭婧. 考古与文物. 2016(05)
[5]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J]. 刘尊志. 中原文物. 2011(04)
[6]玉石覆面研究[J]. 袁胜文,石文嘉. 中原文物. 2009(03)
[7]试论战国赵王陵玉片的性质[J]. 陈斌.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02)
[8]滇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叠鼓形贮贝器[J]. 佟伟华. 中国历史文物. 2002(03)
[9]苏州真山D9M1玉器分析与研究[J]. 陈瑞近,陆雪梅. 东南文化. 2000(05)
[10]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J]. 林兰英. 东南文化. 1998(02)
本文编号：3490514
【文章来源】：文博. 2020,(03)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云南晋宁石寨山M6出土穿孔玉片及残玉璧片（引自《中国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第50页）
又如邯郸战国赵王陵出土的穿孔玉片178枚[30]，辉县战国墓地2号墓出土的置于墓主人胸部的穿孔玉片22枚[31]，战国晚期中山王墓出土的穿孔玉片200余枚[32]，学者们认为，这些都有可能是当时贵族使用的敛葬玉——鳞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发掘的山西潞城战国初期7号墓葬，在该墓椁室的西侧，出土了110枚方形穿孔玉片[33]，这些玉片呈带状有序排列，乍看似上述真山大墓出土鳞施的上半部。发掘者并未对出土玉片用途加以进一步阐释，但有研究者指出，“这条用玉片编结成腰带状的东西可能也是鳞施，是战国低等级贵族模仿当时诸侯王一级贵族使用鳞施殓葬的结果”[34]。由于该墓未经扰动，得以察知鳞施在墓葬中的原始形态（图二）。这也提示，鳞施未必只能覆盖于死者尸体之上，它在墓葬中的具体位置，可能就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图三）。从以上出土鳞施的墓葬规格及墓主人身份地位来看，鳞施多出土于中高级墓葬，墓主人生前地位普遍较高，多为诸侯国国君一级人物，如中山国国君、赵国国君、魏国国君。而山西潞城县战国初期7号墓的主人，据考证为韩国下大夫[35]，这说明低级贵族亦有用鳞施敛葬的情况。从墓主人的性别来看，以上大墓的主人皆为男性，这一点与汉代玉衣男女皆见使用的情况有所区别。从墓葬年代来看，鳞施至迟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中晚期已普遍使用。魏鸣先生曾对北洞山楚王墓的玉片进行缀合复原，推测鳞施“可能流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36]。石寨山6号墓属西汉中期[37]大墓，去战国不过百年，其时，鳞施这一敛葬形式想必不会完全销声匿迹。据刘尊志先生的研究，西汉诸侯王使用敛葬玉衣具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38]。归附西汉王朝的滇国国君，赐封“滇王”，大致相当于列侯一级，敛葬用“鳞施”而非“玉衣”，可谓是符合其身份的平情之举。
有学者认为，玉衣由鳞施演变而来[39]。但在文化功能上，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汉代以玉衣作为敛葬用玉，在时人看来，既能体现使用者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又具有保护尸身不朽的特殊功能[40]。而鳞施则不同，学者们大都认为鳞施源于对战争时所用甲衣的模仿，这一推测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41]。陈斌曾就邯郸赵王陵出土玉片进行综合考察，将战国秦汉时期的甲片形制与之对比分析，最终得出赵王陵玉片即玉铠甲片的结论[42]，这从侧面反映了鳞施与甲片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袁胜文先生的研究，“鳞施是用玉片模拟甲衣片殓葬”，能够体现墓主人显赫身份及卓著武功[43]。鳞施的使用与彰显军功紧密相联，构成其区别于汉代殓葬玉衣的又一特征。在石寨山6号墓还出土了一件叠鼓形贮贝器，它的器盖上铸有骑士5人、士兵17人、马5匹。画面中央是一高大将领，跨马持缰，顶盔贯甲，执戈杀敌，威风凛凛，推测为墓主人生前形象。整个场面“表现了进攻一方持兵跃马驰骋疆场，敌方顽强抵抗直至惨败的情景”[44]，这或许正是墓主人生前亲历的某场战争的真实写照。揆诸考古资料，“滇人尚武”显系事实。滇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兵器数量最多，且种类十分齐全[45]，这充分说明军事活动在滇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此，在象征意义上，鳞施较玉衣似乎更能彰显滇王戎马一生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鳞施的使用，同战争场面叠鼓形贮贝器及陪葬的众多兵械一道，是“尚武”观念在丧葬礼仪中的直接体现，成为滇文化丧葬制度的重要内容。然则以上出土玉片大都具有穿孔，滇王墓葬中的这套鳞施为何未见穿孔呢？易学钟先生早年提出“半成品”[46]的假说，研究者后多以此作为这批玉片未见穿孔的直接原因。细加考索，这一问题有待商榷。玉敛服所用玉片未经穿孔的情况不独见于滇王墓葬。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米脂县卧虎湾M103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覆盖在墓主人脸部与脚部的玉片280枚，发掘者将其判定为“玉覆面”和“玉鞋”，其中玉覆面计98片，修复后长38.5、宽29.2厘米，玉鞋（一双）共计182片，修复后长27.5、高16、宽11.7厘米[47]。与以往金缕、丝缕穿坠而成的玉敛服有所不同，覆面、玉鞋所用玉片大多并无穿孔，参加修复工作的黄晓娟研究员指出：出土时玉片间的排列关系基本未受扰乱，故而埋葬时这些玉片的位置应当是固定的，推测“玉片很有可能是缠绕缝缀或利用某些粘合剂固定在纺织品表面”的[48]。此说可以用来解释滇王鳞施未见穿孔的原因。类似的情况亦见于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玉衣躯干部位的玉片多由残饰件杂凑而成，厚薄不均，周边不整，片上无孔，清理者同样认为“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地粘联，背后用麻布贴衬”[49]。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J]. 邢福来,周健,李平乐,杨帆,康宁武,何存礼,葛林,刘军幸,乔建军. 考古与文物. 2019(03)
[2]再议西汉南越王玉衣[J]. 古方. 收藏家. 2019(02)
[3]“鳞施”与“珠襦”考[J]. 袁胜文. 中原文物. 2017(01)
[4]陕西米脂汉墓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科学分析与研究[J]. 黄晓娟,艾剑,王丽琴,严静,赵西晨,曹铭婧. 考古与文物. 2016(05)
[5]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J]. 刘尊志. 中原文物. 2011(04)
[6]玉石覆面研究[J]. 袁胜文,石文嘉. 中原文物. 2009(03)
[7]试论战国赵王陵玉片的性质[J]. 陈斌.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02)
[8]滇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叠鼓形贮贝器[J]. 佟伟华. 中国历史文物. 2002(03)
[9]苏州真山D9M1玉器分析与研究[J]. 陈瑞近,陆雪梅. 东南文化. 2000(05)
[10]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J]. 林兰英. 东南文化. 1998(02)
本文编号：34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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