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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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族乱战
1 楼 2015-11-1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 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
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
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
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
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 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
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郭建宁.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当代思考［J］. 河北学刊，2008（3）：13-16.
［2］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谢金荣,肖福平.关于弗雷格“涵义”及其“给定方式”的解析———试论“涵义”的位置与主体［J］.外国语文，2012（6）：75-79.
［4］ 邓伯军，谭培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哲学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8）：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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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話未曾講
2 楼 2015-11-14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中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加以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分析，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指出人不能违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的人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掌握规律为人类服务，这些思想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哲学中的规律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指出人类的生态危机有全球化趋势，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如今，生态问题再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同时，各种生态危机也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干涉的，通常一种生态危机的严重常常会加重另外一种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并不只是阐述环境问题的现象，更主要的深刻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过程，企图通过现象看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们对生态危机的理解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旧唯物主义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脱离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确保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纯真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演进达到新的高度。
二、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主义生态思想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为我们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线索。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环境对人和人的活动具有的优先性，因此，人的能动性再大，都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不能对客观的自然环境为所欲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坚持了自然环境的第一性，人类能动性的第二性的观点，深刻说明了人与环境的协调一致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存在着必不可分的关系，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关系，离开客观的自然界，人类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地过程中要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尊重和善待自然界。然而，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只顾着自身的发展，对大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征服和索取，以摄取物质资源和财富，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1]p383因此，人类必须重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地关系，重新摆正人类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更加应该意识到，人类应该在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自觉地承担起调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责任。
三、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自认为自己征服了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资本家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对自然环境不加保护和珍惜， 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和自然进行肆意地的掠夺和破坏，毫无顾忌地向自然界排放没有处理过污染物和废弃物，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生存威胁即生态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揭露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而且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资本主义反生态观的揭露提醒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导致人类面临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势必会导致全球生态性自然规律失调甚至是灾难。人类应该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思考如何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显现出其普遍和长远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爱护自然，保护环境，人类应该在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的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使自然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否则将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一条主线，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一切随缘吧CM
3 楼 2015-11-14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方法论与措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校教学中的基本的公共课，它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在哲学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教学是要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是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回顾几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今后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本来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是详细考察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现状就会发现情况十分令人堪忧。本来是丰富的哲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成了枯燥的条纹、空洞的说教以及现成的结论。教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种现象在各个高校都十分普遍。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坛哲学同讲坛哲学脱离。所谓论坛哲学主要指的是哲学研究，讲坛哲学则是哲学教学。近些年来我国的论坛哲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当前所取得的的成绩还没有真正反映到讲坛哲学中。实际工作过程中论坛哲学同讲坛哲学是相互割裂的。按理说讲坛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方向，但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会使得哲学课程脱离这个大方向。未来的发展中将更加侧重于论坛哲学，这最终会导致哲学缺乏现实性，学生感受到的哲学将会成为单纯地、抽象地、晦涩难懂的知识。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点。
（二）见识同见智的相脱离。当前各大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侧重于知识层面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也就是说更加侧重于见识。但是这样一种方式是不能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信念并付诸于实践的。这种教育理念实际上就是把见识和见智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条条框框，最终会使得充满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死知识。
（三）史与论出现了脱离。史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史论脱离的情况。单纯地脱离哲学史来讲哲学结论，其实是违背了论从史出的逻辑的。高校哲学教材中存在着严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条化、神圣化和教条化的现象。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对立中产生的，了解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谬误的漏洞。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解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先进性及深邃之处。单纯地讲一些理论性地东西，学生们是很难记住的，即便是记住了也很难应用。
（四）不会讲理。这里指的不会讲理主要指的是方式方法问题，实际工作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有理的，但是教师往往会仗着自身的有理，而照本宣科的，毫无变通地来进行讲解。
这就是不会讲理的典型方式，有理非常重要，但是把道理讲出来更为重要，只有讲出来才会有更多地人信服。把理论讲活、讲透、讲出逻辑征服力量，这样才会让学生们喜欢上这一门课程，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重视的一点。
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无论是对于学生自身的成长还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几十年的教学历程就会发现存在着诸多方法论问题，不少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解还存在偏差及误会。因此有必要从哲学高度来对其进行反思。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生之谜。当前最为典型的一个误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知识性学科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概念的传播，知识的灌输。通过掌握基本概念、范畴以及规律来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就有必要从哲学上来对其进行反思。应该从哲学上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反思更有利于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人和世界的辩证关系，揭示出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揭示人和现实世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就应该更加侧重于解释人生之谜。在教学过程中重点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接受崇高的价值理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突破口。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教学研究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为了取得实效，提升水平就需要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突破口。在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求突破：
1.要让哲学走进生活中。哲学本来就是一门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学科。生活离不开哲学，哲学可以指导生活，让哲学走到人们的平常生活中，更能够激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内容，生活中学生们遇到的事或者是经常听到的名言警句都可以用辩证思维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2.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揭示了人类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平常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知识，提升能力，还要能够帮助学生觉悟。教授哲学的过程应该成为让学生学会哲学地思考的过程。通过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让大学生们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魅力，要鼓励学生积极向上，激发他们对事业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目的。
3.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充满着魅力，用多种形式展现这种魅力，会使得更多地学生喜欢这门学科。为了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哲学论证，在课堂上不应该是简单地进行概念和哲学原理的宣布，而是要通过哲学论证的方式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通过哲学论证不仅能够让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同时还能够锻炼学生哲学思维的能力。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重视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同传统的以前苏联教学体系为范式教学研究有着根本不同，新环境下的哲学教学应该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本身的界限，要保持更加宽阔的研究思路来进行探讨。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我国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而当代哲学建设的终极目的则是为了以中国文化建设为基础的精神家园建设。在今后的教学研究过程中可以坚持以下方法论原则：
（一）元哲学。所谓元哲学实际上就是要对哲学本身进行探讨，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方法、目标、功能以及意义等。对元哲学考察实际上就是对哲学基本理论进行批判性地考察。坚持元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更有助于超越旧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对于克服哲学思维框架的讲话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虽然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旧体系的转化，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僵化思维。元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好的方法还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着，这种方式更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着更有助于掌握基本的思想原理。坚持这样原则更有助于超越马克思主义以往的解释体系。以往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人们更加侧重于体系意识，更加侧重于去了解围绕着原着的解释体系，主要是以体系为中心来进行讲解的。这种方式实际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今后更应该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着。对于初学者而言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着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了更加方便地来了解。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精神及基本特征有大概了解，而后是要选择一些质量较好地教科书来作为中介。在了解了其基本理论之后再来阅读原着。不同的原着应该对比着来看，这样更具有启发意义。
（三）西方哲学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察我们更应该放到西方哲学发展的长河中来进行考察，这样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其革命性地转变。在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的终结是其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对于终结形而上学具有重要意义。这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回到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学派例如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有着密切联系。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要了解黑格尔哲学，这也是我们坚持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理由。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合理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去借鉴。
（四）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关注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实际上还是要解决好当代性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就必须要实现立场的转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往往是从社会立场出发，把人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进行考察。在现实中我们更应该侧重于从人的个体立场出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这样才能够有效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危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要利用多种资源来进行科学合理地利用。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必然趋势，今后为了保证教学效率还需要明确其基本要求。所谓基本要求主要指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指的是社会生活实际同学生思想的思想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对于社会生活实际而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求把基本理论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提升学生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更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感。关注学生的思想实际更为重要，高校地哲学教学主要是面向学生的，因而就必须要了解学生自身的实际状况。为了真正地了解学生地思想状况就要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这样的教学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二）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坚持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就是要坚持材料从属于观点。教师在选择材料过程中要选择那些和观点有关的。选择材料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哲学教学的知识性及趣味性。选择材料是一种有效手段。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更应该考虑到哲学教学的科学性。要在满足科学性地基础上来增强趣味性和知识性。坚持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本末倒置。教学过程中更应该选择那些具有表现力及证明力的材料。
（三）所讲内容同表达方式的统一。内容同表达方式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内容同形式的统一。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去讲，如何做到教学内容同教学形式的统一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应该从实际出发，选择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讲解。只有正确运用语法规则才能够准确表达思想。要充分估计到逻辑力量的重要性，哲学教学语言有力量，则会更具有说服力。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上文详细分析了方法论原则及基本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专业地具体的教学措施才能够科学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
（一）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用问题教学策略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实际工作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要利用各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从而激发学生的理论思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历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论断。在讲到这个论断的时候更应该去向学生提问，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无论是学生提出的回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应该邀请他们说出自己的理由。通过这样的对话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意识的培养更有助于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二）要以阅读原着为主，教材为辅。阅读马克思主义原着更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这是上文所提到过的。阅读的原着的好处在上文也已论述。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直接阅读原着是有困难的，正是因为这样就应该把论着结合起来，同时还要看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着为主，教材为辅的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精心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着。《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选择这一些原着来进行了解。
（三）把论坛和讲坛结合起来。任何学科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讲坛和论坛。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平常教学过程中应该大胆吸收论坛哲学的成果。要在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要展现出论坛哲学的最新成果。这样能够更加切合实际，让学生更加真切的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精华，要更加走向大众的精神生活。理论成果的转化将能够使得原来抽象、晦涩难懂的东西变为具体、通俗易懂的观点及方法。这种方式的应用能够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兴趣。
（四）从基本概念出发对其进行引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具有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发挥出其深意。在深层次上来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要想引申出其基本概念，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使用教科书。基本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同色新作用，这些基本概念虽然提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大多数人对其含义却没有多大了解。这中情况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大失误。对此应该保持高度重视，要在深层次上来解释这些基本概念。要通过这些基本概念来以小见大。通过基本概念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立足于基本概念，发掘其深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更有助于解决哲学体系同哲学精神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措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需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本文重点分析了教学研究现状，哲学反思、方法论原则以及具体的措施。今后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百战孤狼
4 楼 2015-11-14
哲学家对辩证法理解的不同范式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十分热烈，相关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对“辩证法诞生的历史渊源”“内涵的理论澄清”等问题都做出了详尽的论述，但少有抽身出来审视哲学家自身理解辩证法的一般范式。托马斯·库恩曾对“范式”这一概念做出确切的规定，即“一科学共同体在一专业中所具有的共同思路和框架”.辩证法的理解范式是指不同时期哲学家对辩证法理解的一般思路和总体框架。当我们反思哲学家们对辩证法的解读时，发现哲学家们对辩证法理解存在不同范式。
一、黑格尔的存在论辩证法
黑格尔是举世公认的辩证法大师，他在传统“存在论”框架内，创立了辩证法完整形态的理解范式，阐述了展现绝对精神历史运动的存在论辩证法。
“存在者”的“存在”一直是西方哲人们关注的重大主题，“存在”问题是一个贯穿于哲学史中的根本问题。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存在”的理论体系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存在论”.黑格尔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在论说“存在”问题所限于的困境和无力，着眼于“存在”的澄明，从“存在论”的一般框架和思路构建起他的存在论辩证法的理解范式。
黑格尔一直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问题的考察，脱离内容，抽象孤立。这种考察问题的方式使得人们脱离开对立统一和矛盾原则，以非此即彼的、片面的知性态度，独断的将“存在”视为僵固一元的绝对本体，排斥一切差异多样和矛盾对立方面，只讲究毫无内容的抽象同一。正如黑格尔所说：此类形而上学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1]其主要的特点：“在于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但是这种知性的无限性，这种纯粹的本质，本身仍然只是有限之物，因为它把特殊性排斥在外面，于是这种特殊性便在外面否定它，限制它，与它对立。这种形而上学未能达到具体的同一性，而只是固执着抽象的同一性。”[2]“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样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玄思的真理包含有这些片面的规定自身联合起来的全体。”[3]
由此看出，传统形而上学讲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求取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存在”实质，否弃矛盾差异、变幻多样，具有特殊性的现实世界。与之不同，黑格尔却认为“存在”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具有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具体内涵。这种内涵恰恰是通过辩证法的方式展现出来。
按黑格尔的观念，“存在”具有三个逻辑关联的环节： “（ a） 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 b）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 c）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说明]这三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4]
知性环节是一种独断论，“存在”在此环节中被独断的赋予抽象的内涵，为摆脱此困境思维需前进到的第二环节即“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环节。在这一环节，“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对独断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毫无任何肯定性的保留。只不过将肯定置换成否定，处处表现出诡辩、怀疑的态度。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存在”,“存在”将是不可把握的。黑格尔认为不包含肯定的否定不是辩证法而是怀疑主义---“彻底怀疑一切认识形式的否定性科学”.哲学要是“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之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哲学的辩证阶段”并不是哲学的全部，仅仅处于“辩证阶段”一味的怀疑、批判并不能真正揭示“存在”的实质，此时还需要继续前进，超越上述两个环节，进入“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这里之前两个环节的片面性被扬弃，“存在”既不停留于知性环节，也不停留于消极的、否定的理性环节，而是彰显于将前两者统摄一体的“思辨的或肯定理性”阶段。在此，所谓的“存在”同一性不再是无差别的抽象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与矛盾的统一性。否定性和对立性也不再是纯粹虚无的怀疑主义，却是在同一性中把握对立性，在对立性中把握的同一性。“存在”的真理性就在于不断肯定、否定并在否定中实现肯定的思辨理性当中。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存在”的论说，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此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解世界之存在时，总是以一种脱离内容抽象的、非此即彼的视角理解“存在”.“存在”被视为孤立的、僵化的永恒实体。这一实体通过亘古不变的原则规定着世界一切。所谓的矛盾、差异、流变等被弃于真理之外，真正存在只是繁复变动现象背后的绝对存在。与此相反，在黑格尔那里，真实存在不再是僵固不变的永恒实体，恰恰是能够包容矛盾、差异的历史性运动本身。绝对精神或理性成为这种运动的载体，不断自行分化，扬弃自身，实现内在统一。黑格尔虽建立了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不同的新思辨哲学体系。这种哲学通过辩证法来阐释“存在”,但黑格尔总体上并未逃脱一般“存在论”范式去理解和解读辩证法，仍然是在唯心论的框架内来建构辩证法。这就决定着黑格尔的存在论辩证法具有着重大的理论局限。超越存在论辩证法，重新诠释辩.
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列宁的否定性辩证法
在黑格尔的存在论辩证法中，黑格尔将辩证法理解为“存在”展现自身的逻辑方式，而“存在”在黑格尔那里也明确的被规定为一种精神实体。由此，可以说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理解范式，是一种“存在论”框架下的唯心主义的理解范式。马克思批判并扬弃了这种辩证法理解范式的虚幻性，立足于唯物论前提，从自在（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思维） 与自为（ 受实践场域约束，在一定条件下展开的外在辩证法） 两重内涵出发，以转变存在论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建构起唯物辩证法理解范式。随着历史进展，列宁进一步根据革命时代历史需要，将唯物论前提下的辩证法转变成否定性辩证法，开创了辩证法理解的又一新范式。
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首先从批判和揭露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理解范式的虚幻性开始，其次立足于唯物论前提，重新阐释辩证法。马克思明确指出： “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5]“非现实的本质”是超感性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一种虚幻的不真实存在。辩证法作为描述或展现精神实体的运动形式必然同样具有虚幻性。
为了克服这种唯心主义理解范式所具有的虚幻性缺陷。马克思立足于唯物论的前提，建构起辩证法新的理解范式。
马克思将黑格尔精神实体展开的辩证法变成了人的现实活动展开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活动就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实践成为辩证法运作的载体和现实根基。在此意义上存在论辩证法转变为唯物辩证法，构成辩证法理解的新范式。这个唯物辩证法有两重内涵。
一是，将唯物辩证法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逻辑的思维规定。这是自在方面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唯物辩证法是描述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一般方法。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了“作为人的本质普遍异化和人的思维必然结果的独立于自然和精神之外的、具有固定的普遍的思维形式”,是黑格尔“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6]
二是，将唯物辩证法视为受实践场域约束，在一定条件下展开的外在辩证法。这是自为方面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有两个前提。第一，进行感性活动的个人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实践和他们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获得的和由他们自己的实践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7]
第二，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8]总体来讲，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就是从事活生生的现实感性活动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实践者的主体及其包含着特定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实践场域。正是受到实践场域的前提约束，唯物辩证法要关切现实，要实现对反映实践场域的时代精神的自为把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展开的外在辩证法。由此，对于自在独立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完全可以离开实践场域走自己的意识道路。相反自为辩证法必然要受到更为根本的实践场域的约束，反映具体时代的精神实质，在不同历史时代展现不同内涵。关于唯物辩证法，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更加注重其自为方面的内涵，更加注重的是唯物辩证法的时代气质。
唯物辩证法所具有的强烈时代气息，迫使唯物辩证法进一步转变为否定性辩证法。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世界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帝国主义同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以及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凸显。使得这一时期普遍将辩证法等同于否定性辩证法。
首先将辩证法看做否定性辩证法并付诸实践的是列宁。列宁生活在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年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使得斗争和对立观念突出。只有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消灭对手，革命才会取得彻底胜利，否则任何的妥协、摇摆、犹疑都会使得革命斗争失败。在这样的年代，列宁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突出辩证法对立、批判、革命、矛盾方面的内涵。列宁指出： “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是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9]“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对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0]
可见，列宁正是从否定性的方面来理解辩证法。同样，在实践中列宁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实践功效。大力提倡和组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通过斗争手段来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列宁之后，斯大林也强调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
他认为： “对立面的斗争，就是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11]
同样处于革命和战争状态下的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否定性辩证法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瑰宝。和列宁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也格外重视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极度赞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强调从否定性的方面来理解辩证法。毛泽东指出： “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斗争问题，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12]“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 是） .”[13]显然，从列宁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习惯于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
三、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秉持的肯定性辩证法
在战争与革命成为主题的年代，人们习惯于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的全部内涵，高度赞扬辩证法的否定性品格，强调两极对立、批判、革命、斗争，在实践中突出阶级矛盾的关键性作用，大力开展阶级革命运动。最终，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下，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真正意义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具有多重矛盾和战乱的年代，阶级革命、阶级斗争为解决这种混乱局面提供了有效途径，否定性辩证法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理解辩证法的主流范式。可正由于否定性辩证法同时代革命精神相契合，加之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固化了否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将否定性辩证法视为绝对的逻辑程式。最终，否定性辩证法的思维范式成为“政治第一，革命至上”意识形态的思维基础，成为“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论基石。在把握现实实践上更是离开了活生生的实践场域，沉迷于教条主义的幻境，成为“反右扩大化”“肃反”“文革”等历史运动的理论支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迷途的思想助力，造成动乱的历史悲剧。
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无论辩证法以肯定性理解为主还是以否定性理解为主，都要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和时代呼唤。在革命年代，否定性辩证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现如今，时代变迁则要求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两极排斥、你死我活的否定性辩证法转向以兼容互补、和谐共存、稳中求进为主导的肯定性辩证法。
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各种分配方式并存，从和平发展道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到“中国梦”伟大思想的提出，无不体现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秉持的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
（ 一）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一项伟大举措，推进了我国巨大的历史发展。改革开放追其根本即是我国的执政理念已经由革命转为改革，由封闭转为开放，其根本即辩证法理解范式由否定转向肯定。因为，改革绝不是否定性革命而是肯定性的自我完善，开放也绝不是否定性的两极对立而是多种因素的兼容并蓄。在此意义上来讲，肯定性辩证法恰恰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石。
（ 二）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文革”思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主张当前党和国家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为此，我们摒弃了“计划”与“市场”的严格对立，按照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这一创举备受国内外人士争议，他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绝对对立的。可当我们实现辩证思维范式的否定性向肯定性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成为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
（ 三）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理论宪章，它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贯穿着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精神和价值情怀。“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价值旨归，“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正是体现了辩证思维范式的肯定性取向。
（ 四）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中国梦”的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提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要在“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胆子大、步子稳的前提下，“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全面有序的改进和有机调整。肯定性辩证法一向主张兼容互补、和谐共存、稳中求进，其所具有的全面性、协同性、稳进性的价值取向恰恰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柱。
综上所述，我国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僵化封闭到全面开放，从传统价值理念到新时期价值理念的伟大历史转折，证明了从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理解范式的转向。
参考文献：
[1][2][3][4]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101,109,101,17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31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6.11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78.
[9]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557.
[10]列宁全集，第 5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305.
[11]斯大林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428.
[12][1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97,98.
走在路上SK
5 楼 2015-11-14
从唯物辩证法视野下认识人生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唯物论观点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的运行状况、形态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原因、状态、总的趋势，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哲学使人明智，唯物辩证法对于人们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克服消极人生态度，使人在生活道路上少走弯路有着毋庸置疑的指导作用。
一、切合实际，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道路
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唯物论的重要内容。考虑问题、办事情要把尊重客观实际作为根本出发点。它要求人们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来决定思想和行动。尊重客观实际与反对从主观愿望出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能自觉克服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弊病，就会有利于做到从实际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一是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片言只语作为考虑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二是经验主义，把狭隘的局部经验作为考虑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这些做法共同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背离。选择人生发展道路，应切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仅应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还应考虑社会需求，这样才能使自己主观愿望符合社会发展需要。鲁迅弃医从文，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没有选择当老师，而是选择当职业革命者，都是从自身实际和时代需求出发的，做出的明智选择。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给人们树立了正面形象，但是我们如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评价他们，责备他们没有加入共产党，显然不符合实际。缘木求鱼、水中捞月都是脱离实际行为，注定不会成功。
二、用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生问题
唯物辩证法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原理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又要看到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反对割裂事物之间联系而用孤立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把握事物中的固有联系，应该避免主观随意性，反对否定事物的联系或主观臆造联系，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强加给另一事物。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联系，包括朋友关系、亲属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等，主要表现为：合作、竞争、领导、服从等形式。
人的性格、知识、能力都会受到自身与外部联系的影响，绝不是孤立养成的。人生少小轻狂，随着与社会联系增多，阅历增长，思想逐渐成熟，对世事的见解也趋向务实。不能脱离社会联系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是人的社会属性，因此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十分必要。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无休止地发展变化之中，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发展的实质是事物上升和进步，是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反对一成不变静止观点看事物；破除抱残守缺、安于现状、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旧观念。未雨绸缪、与时俱进源于发展眼光。生活之舟需要有发展眼光的人掌舵，方能绕过险滩，战胜险阻。路途坎坷的现实生活考验人们，只有具备发展眼光的人才能经得起考验，实现人生价值。科学家伽利略面对宗教裁判所严酷威逼，无所畏惧，坚定信念，看到物理学领域发展趋向，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发展眼光充满了人生智慧，不在乎一时的得失，指引人们矢志向着成功目标进发。
三、用矛盾的观点认识人生，处理问题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要求我们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勇于揭露矛盾，不回避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对具体事物不作具体分析，千篇一律地用一种方法解决不同事物的矛盾，反对把理论当成不变的教条，生搬硬套。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重点，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抓工作的关键和中心；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次要矛盾，不能忽视次要矛盾的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和“均衡论”.敢于直面人生中各种矛盾，乐观地接受它的洗礼、陶冶、摔打的人是真正生活的强者。生活的苦、累或开心、舒坦，取决于人的一种心境 , 牵涉到人对生活的态度，对事物感受。哲学家康得说：“生气 , 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对不顺心的事进行抱怨，既破坏心情又达不到好的结果，然而换个角度看待这件事，达到的效果截然不同。一片落叶，你也许会看到“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悲惨命运，但是只要换个角度去想，你便会发现它“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高尚节操。苏轼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诠释了其中的道理。
换个角度看生活的实质就是以入世的积极态度和出世的淡然态度认识问题，正确处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入世，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恩怨、情欲、得失、利害、关系、成败、对错等做为行事待人的基本准则。一个人入世太深太久，当局者迷，陷入繁琐的生活末节之中，把实际利益看得过重，囿于成见，难以超脱出来冷静全面地看问题，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这时就需要有点出世的精神。出世，就是尊重生命和客观规律，既要全力以赴，又要顺其自然，以平和的心态对人，以不苛求完美的心态对事。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对有些东西看得淡一些。这样才能排除私心杂念，以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就会事半功倍 ,对于解决人生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十分有利。换个角度看生活，你会发现乱石中隐藏的美玉，听到寒冬时春天临近的脚步，感受到师长批评背后的关心，不会为战场失败、商场失手、情场失意而颓唐，也不会为名利加身、赞誉四起而得意忘形，心灵就会豁亮，没有困境烦恼……换个角度看生活，是一种突破、一种解脱、一种超越、一种高层次的淡泊宁静，从而获得自由自在的乐趣，生活将变得五彩缤纷。
有些时候，矛盾产生的危机能激发人的潜能，唤醒人内心深处被掩藏已久的人生激情，来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人的平庸，多数不是因为自身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有激发自己的潜能，在平淡机械的生活中埋没了自己。不要总羡慕别人头上的光环，其实你也有能力给自己戴上美丽的花冠。发展变化向好局面不能靠消极等待，而要靠积极努力，其原因在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四、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前进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我们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鼓励、热情支持和悉心保护新事物的成长，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勇敢地接受挫折的考验，在曲折的道路上问鼎事业的辉煌。既要反对把事物看成是一帆风顺的盲目乐观主义，又要反对看不到光明前途的悲观失望思想。
在人生道路上有无数志士勇敢地接受挫折的考验 , 取得了成功。司马迁惨遭宫刑，忍辱负重，写下《史记》不朽之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雪国耻；着名发明家爱迪生经历了一千二百多次实验发明了电灯，当实验失败遭到别人的嘲笑与讽刺时，从不自卑，以乐观态度去面对每一次曲折，最终把光明带给了人类。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在曲折中进取的热情。如果在曲折中停滞不前，或许司马迁会含愤而终，或许勾践被吴王所杀，或许爱迪生在被人嘲笑中了却余生。由此可见，在曲折中进取的热情是成就大业的必要条件，人生因为有了它，变得更加靓丽。
人生成长的历程曲折坎坷，总是伴随着辛酸与烦恼。而曲折好比一块锋利的磨刀石，人们的生命只有经历了它的打磨，才能闪耀出夺目的光芒。多少次艰辛的求索，多少次噙泪的跌倒与爬起，都如同花开花落一般，为人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作下了铺垫。
成长的过程好比沿着沙滩走，一排排歪歪曲曲的脚印，记录着人们成长的足迹，只有经受了曲折，人们的双腿才会更加有力，人生的步伐才能更加稳健。
结语
积极人生看到的世界是一片阳光，感受到的生活是无比快乐，消极人生看到的世界是一片黑暗，感觉到的仅是一丝丝悲凉。让唯物辩证法回归人生现实，从根本上说就是让它引领人们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着力解决阻碍人生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培养良好习惯，重视量的积累；抓住时机，趋利避害，促成质变，反对急于求成，盲目乱干，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为辉煌而攀登，为理想而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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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大帝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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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过程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流，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重要的精神财产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要价值意义，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其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发展，研究这个发展过程对于帮助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其理论意义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开放性和批判性。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强调了总体性批判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理论地位，之后的学者经过不断的研究反思，继而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历史发展。再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尝试对不同的学术资源进行理论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领域范围，例如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以“物化”这个概念为纽带将多种学科进行整合，形成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这种资源整合对于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探索意义。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其批判性的分析研究无疑对于我们认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要深刻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从它的发展历程开始着手，了解其的形成起源以及发展过程，才能更好的理解其理论的深层意义。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革命形式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1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特点主要是“一源”、“四流”.其中“四流”主要包括，以恩格斯、梅林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列宁发展的“第三国际”、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拉美“解放神学”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挑战“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首先，伯恩施坦（E.Bernstein）与考茨基（K.Kautsky）两位对“第二国际”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家都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同时，列宁从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进行了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但是这时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未能形成独立的社会思潮。
这一时期，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卢卡奇从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而不是按照传统的以费尔巴哈来解释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思想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特征，是对物化意识的超越。对于马克思主义，卢卡奇不同于正统的解释，而是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认为这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真正需要继承的，也可以说，卢卡奇认为就算否定马克思的所有结论，也可以由于继承了其批判精神和分析方法，而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柯尔施作为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强调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的理解的重要性，第二国际对于就是缺乏对其的理解所以导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过于僵化，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水平。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总体联系，使得马克思的理念变得支离破碎，使得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成能够解释一切的庸俗唯物主义了。柯尔施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联系，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重新定位，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强调主体批判的革命的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柯尔施在《卡尔·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详细说明。
葛兰西是20世纪共产国际著名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同时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虽然身处牢狱之中，但是依旧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在这本书中，葛兰西以全新的论述阐述了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不同的角度对政治哲学的实践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探索研究。
二、20世纪30-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192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同年夏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被举办，会议上各学者对各种马克思主义进行讨论，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谛。1930年，第二任所长霍克海默确立了“批判理论”的研究纲领。1932年《社会研究杂志》出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吸收了当时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进行了各种反思，促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不同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批判的焦点从法西斯主义再到对西方文化的根源进行批判，其中《启蒙的辩证法》就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工具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期的主题。
到了6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重新被重视，一些学者在进行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的同时，从马克思早年的“人”与“异化”理论出发，提倡一种“人”的解放哲学，进行了各种探索，一些优秀的学者得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人学理论不同于古典哲学的“人”的哲学，是以个体的生存为核心的新的人本主义。这一思潮受到了阿尔都塞的批判，促使了人本主义逻辑的自我推翻。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运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始逐步演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社会思潮。
三、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转向时期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转向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逻辑也已经走到极端，其中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的文明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的作品《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无论是作为一种辩证法理论还是思维方式于传统的相比都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用“非统一性”取代了“同一性”,认为以追去同一性为目的的传统思维是错误的，然后用绝对的否定代替否定之否定，认为否定一个否定不能得到肯定，这种否定式不彻底的，彻底的否定是不带肯定的绝对的否定。再者否定辩证法要求人们在绝对的对立中去思维，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相除对一切概念的崇拜思维。阿多诺的这种异质性的哲学经验和后现代的哲学理论的形式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转折点。
同时，阿尔都塞对“主体”意识形态的本质揭示，对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逻辑理论构成了进一步的冲击，并确立了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研究方法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用，以此为基础，一些学者结合当代思想的转向，提出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向后组织化资本主义转变，后现代思潮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其中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顺应这一社会转变，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进行转变改革，同时消费社会的崛起，伴随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一些学者来时转向后现代批判，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德波、早期鲍德里亚等。面对以符号为主导的消费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否定，这也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历程的特点
西方马克思哲学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与世界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比，具有很多自身特有的特点。
首先是曲折性。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光是大的波折就至少有三次，其中一次是伯恩斯坦这个曾被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的第二国际内部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在恩格斯逝世不久提出的马克思大修正理论，导致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大混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第二次是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影响波及西方世界后，西方共产党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迅速陷入低迷。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际易帜对西方共产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性与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曲折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只是后者的曲折性总要反映到前者上来。
然后是坚韧性，这个坚韧性与其曲折性是分不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次经历了重大的曲折后，接着就会迎来重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巨大的打击和空前的挑战面前展现出的是无比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抱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逆境中勇往直前，不断获得发展。其中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能够长期不衰与其百折不挠的骨干学者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遭受法西斯迫害流亡之美国后，依旧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精神，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探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作品。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曲折中取得如此多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批坚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的这种坚韧性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是真理所以不会因为逆境而消亡。
其次是多样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通过多元的思想发展动力取代了单一的发展线索来实现的。恩格斯逝世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多样性的局面，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第二国际传统、第三国际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和思潮相继脱颖而出，另还有各种流派的分化，在世纪之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局势，其中“后马克思主义”出现和巨大影响力就充分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发展程度。虽然其中产生了很多的消极影响，但是实际证明，多样性的积极意义要远大于消极性，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多样性局面的出现在时间的检验下，马克思原始哲学观点里的歧义不断的暴露出来，促进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理解。
再者是开放性。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放性，主要是指其对各种思潮的开放，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因素进行“融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派别中都不同程度的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融合”,每当出现有影响的新的哲学思潮时，就会寻找其中可以用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素。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热衷于这种开放性，在他们看来，这份“开放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保持蓬勃的生命力不断地继续发展下去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要从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吸收有益的部分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是现实性。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是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纯粹的学术进行研究，更多的是注重与现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致力于以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来回答现实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主题都与现实密不可分。20世纪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以及战争的展开研究；苏联十月革命发展后对其意义的探讨和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前景研究；法西斯主义兴起后对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探讨；二战后对科技革命在社会政治的影响效应的研究；二十世纪70-80年代后对生态危机的研究；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义的研究；新世纪以后对美国“次货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的结合研究。这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和热点，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是自觉的将自己的研究与当时的现实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1]刘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04期。
[2]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陈学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及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阿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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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局限性反思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代表性人物作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但学界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还处于对代表人物的细碎化研究上，其细碎化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代表性人物的学术贡献上，对其理论特色概括尤其理论局限的总结相对缺乏。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凸显的理论特色、内部理论分歧及其所反映的理论局限加以整体性归纳，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察和评价中，努力倡导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克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上的片面性。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特色西方马克思主义
①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是开创性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由其开创性人物针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与苏联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他们不仅认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误解甚至抛弃了马克思辩证法，还形成了与之相比具有自身特色的辩证法。
第一，拒斥自然辩证法。关于辩证法存在的领域（ 自然与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分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是他们关注的重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批评自然辩证法，甚至指出恩格斯将辩证法从社会历史领域扩展到没有辩证思维和要求的自然界存在错误。
拒斥自然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倾向。
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反对肇始于卢卡奇。他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和历史范围，不存在于自然界，因为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和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主体以及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并强调辩证法被运用到自然领域，是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导致的结果。继创始人之后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梅洛 - 庞蒂以形象的比喻驳斥了自然辩证法，批评自然辩证法是将历史辩证法“塞进了自然”的魔术，“在辩证法中加了一剂自然主义的溶液……立刻瓦解了辩证法”,②他只承认历史辩证法。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性人物---施密特虽然认同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具有辩证性，甚至直言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观“并不意味着应该否认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但坚决反对自然界存在辩证法。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离开实践谈论自然是否具有辩证性，这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③在他看来，只有以实践为中介，自然和人才能发生辩证作用，因而辩证法只存在于人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只在历史领域才具有可能性，自然本身并不是辩证的。可以看到，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拒斥的具体论证不尽相同，却一致坚持自然本身不存在辩证法。
第二，扞卫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关于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分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做脱离人的意志和实践的自然过程，否定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抽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坚决扞卫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主张历史绝不是无意识的自然过程，而是离不开主体意志和实践的能动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卢卡奇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体现为： 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对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④.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来指认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是一种超越了旧哲学的实践哲学，就在于坚持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保持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性。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辩证法从“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则直接把马克思的思想界定为“社会批判理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多诺明确指认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阿多诺以拒斥同一性、反对概念、反体系的“否定的辩证法”充分诠释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第三，强化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总体性原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分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用抽象的、个别的规律来解释事实，取消了辩证的方法，抛弃了整体。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必须以具体的、“总体”的观点认识和把握社会。
总体性原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占有理论的核心地位。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到中后期的理论巨匠---萨特、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都始终坚持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卢卡奇就将总体性原则看做辩证法的实质与主旨，强调“总体”的绝对首要性以及整体对部分的优越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⑥; 萨特把总体性原则视为决定辩证法是否存在的根本因素，“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它“必须是变化的”,“必须成为总体化的”,这个双重要求规定了辩证法的存在。
①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总体化（ 总体性） 原则，辩证法就会消失。需要指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是从否定意义上看待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 面对“否定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否定的整体，整体否定了个体，个体性被总体性所湮没。
就理论三个特色的关系而言，拒斥自然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前提，批判性和革命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总体性原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拒斥自然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总体性原则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特色。当然这些共性的特色并不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具有绝对一致性。作为一个并不统一的思想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的分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从早期步入人本主义逻辑开始，经过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发展，直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现科学主义的理论反思，总体显现出人本主义内部的差异以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明显分化。
（ 一） 关于人本主义内部的分化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人本主义思潮“一枝独秀”的状况，开辟了从人本主义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路径，将辩证法看做是主体打破异化，实现自由、解放的方法。然而，在主体是集体概念还是个体概念、主体是以革命斗争还是以理论批判打破异化、马克思主义是否等同于人本主义等问题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本主义思潮内部具有显着差异：
前者着眼于阶级主体，后者转向个体主体，否认集体主体的革命性； 前者希望以阶级意识发动革命来变革现实，后者期望通过文化、道德、心理学批判来消除异化； 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后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完全等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学解读。
针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主体性、总体性的抹煞，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诠释为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对他们而言，历史主体不是具体的某个人，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对象和产物，是历史进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肩负着埋葬资本主义的阶级使命。而无产阶级只有具备成熟的阶级意识，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阶级地位，并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从总体上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但被资本主义物化麻痹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主体意识，成为消极被动的“物”的追随者，必须唤醒和培育涣散、衰落的无产阶级意识，因为革命的命运甚至人类的命运都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从人本主义逻辑出发解释辩证法，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人本主义，而是将人本主义隐藏在对阶级意识的强烈伸张中，即复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才能实现以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
面对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法西斯主义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传播等时代背景，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揭开了遮蔽人本主义的面纱，把在卢卡奇等人那里还遮遮掩掩的“主客体辩证法”直接表达为以个体生存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阶级主体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希望现实的个人以心理、道德、文化批判方式从资本主义总体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和尊严。如马尔库塞和赖希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本能的压抑，解读人的本质及其解放。前者把人的解放与爱欲②的解放等同起来，认为被资本主义压制的爱欲得到解放，就是被异化的人实现了解放； 后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了人的性本能，导致人的本能欲望无法得到合理纾解，人失去了尊严和自由，提倡以性革命对抗资本主义异化，解放被遏制的性本能，以获得身心自由，回归人的本质。
（ 二） 关于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分化
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举人本主义旗帜，逐步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向人本主义解读路径顶端的同时，也引发了来自科学主义的批判。
20 世纪 50-60 年代，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泛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容出现了一种反思与批判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主张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从而引出一条从科学主义出发诠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思路。沿着科学主义路径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者，主要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以及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 沃尔佩。
阿尔都塞批评人本主义思潮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带来了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污染”,他把马克思辩证法解释为“结构辩证法”,试图以此来消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把历史描述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观点，从而维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变革的实质，“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的差异“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
①在他的“结构辩证法”中，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由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这个与上层建筑相对的结构是指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结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在分析了社会构成之后，他借助生产关系来规定历史主体，“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不是“具体的个体”或“现实的人”,而是“生产关系 （ 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 ”.
②显然，“结构辩证法”仅仅把人视为“结构”的承担者，否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将历史解释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德拉 - 沃尔佩认为，卢卡奇等人本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人道主义的伦理、文化批判，宣扬抽象、思辨的人本主义，，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辩证法诠释为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实验方法。他把马克思辩证法称做“科学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揭露了先验的、思辨的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
③他指出，这种辩证法实际上与以诉诸实验、事实、经验为本质特征的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具有同构性，应该“被描述为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一种循环运动”④.这样便把马克思运用的方法还原为一种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剔除了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主体向度。
科学主义思潮的出现，打破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一元解读，形成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二元对立局面。从步入人本主义逻辑到打出人本主义旗帜，人本主义思潮始终沿着人学路径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性、以实现人的本质为目标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主体打破异化、实现自身解放的方法。与之相对峙，科学主义思潮反对从人本主义维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人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彻底颠覆了人本主义才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强调抽象的人性复归的方法，而是一种实证科学方法。可以看到，科学主义思潮强烈冲击了人本主义思潮对辩证法的人学解释。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局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解读所形成的共同特色以及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分化，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辩证法的研究视域，其理论的进步性为理解辩证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时也背离了辩证法彻底的唯物、辩证、实践的精神，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局限和缺陷。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沼泽。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总体”变革同时包含物质关系和意识因素的变革，理论、意识不仅和实践、物质不可分离，而且为革命实践提供精神动力与激情保证。但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却将辩证法歪曲为脱离主体意识的自然规律。因此，在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便试图从意识角度进行理论上的突破。如卢卡奇使用无产阶级意识问题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必须具备一个根本条件即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只有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才能打破物化束缚，并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与当时将辩证法看做客观规律或实证科学的自然哲学思路相比，卢卡奇对历史辩证过程中主体意识的重视确实具有理论矫正的作用，但是却认为“革命的命运（ 以及以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 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①,把革命看做一种意识活动，否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由于对主体能动作用的过分强调而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客观历史辩证法退回到主体辩证法的错误道路”②.
沿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的主体辩证法道路，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本马克思”发现的背景下，将历史辩证法看做现实的个人通过实践克服异化、复归人性的过程。但是他们或者将文化批判、心理分析当做实践，或者把实践的根源置于主体能动性上，否认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根本制约，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样辩证法便成了主体通过意识活动克服异化的纯粹主观思辨。
如萨特以意识解释实践范畴，在诠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不可避免偏向了唯心主义。他把实践界定为辩证法的中心范畴，主张辩证法仅存在于“社会世界”,与实践紧密相随，个人及其实践是辩证法的内在根源与唯一动力。这抨击了把历史看做没有人的实践参与的自然进化的观点，但是他却把实践置于人的意识之上，认为没有人的意识，便没有实践的存在，而且一切都在人类实践中产生，也就是说，意识决定了实践和辩证法，创造了一切。显然，萨特对实践和辩证法的阐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面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阐释为自然规律的情形，为了扞卫辩证法的历史性与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意识能动性，进而把主观意识看做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力，最终走向唯心主义。表面看来，这是受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逼迫”,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导致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片面突出意识能动性，忽视物质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从根本上颠倒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主观意识凌驾于客观存在之上，从而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沼泽。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近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它把整体世界划分为对立的二元结构： 现象与本体世界、主观与客观世界，造成了二元分立的认识格局。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认识论原则，以二元分立的视角来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问题。他们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出发，运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将历史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唯物史观只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科学，因为它无法提供能被经验和逻辑思维规律证实的客观依据，只是依靠主观想象和愿望来构建社会。他们把历史描述为可以凭借经验和逻辑思维规律来把捉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唯物史观遭到冷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方法论上对这种“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二元思维进行批判。辩证法便是他们进行批判的武器。
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历史方法，不存在恩格斯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以此凸显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进化的过程。这虽然有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主义”思维，但却是以片面解释历史发展作为代价： 展示了社会历史进程中主体向度的重大作用，却忽略甚至否定了客体向度，从而割裂了历史发展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述，阿尔都塞、德拉 - 沃尔佩认为人本主义思潮给马克思辩证法带来了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污染”,主张从科学主义维度理解辩证法，这有力地批驳了将马克思辩证法弱化为抽象的“人学”辩证法的错误倾向，但是却否认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性，片面突出历史的客体向度，牺牲主体向度，同样是以二元思维方式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要么以主体吞没客体，要么以客体消融主体，正是这种二元分立的认识格局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陷入形而上学。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落入了乌托邦的迷宫。面对资本主义统治日趋稳固、工人革命日渐消弭的现实境况，自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退出实际的斗争领域，躲在高高在上的文化、道德、心理学背后抨击异化结构，找寻消灭异化之路。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文化、道德、心理学批判之上，并以此来寻求变革现实的途径，这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生产范式”转向“文化、道德范式”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转向表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陷入以理论批判代替实践革命的幻想，使他们的辩证法抹上了一层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乌托邦，却反对将自己的乌托邦与旧式的空想乌托邦等同起来。如马尔库塞认为，他的新式乌托邦并没有对未来社会进行细致规划，只是对其可能性作了论证，这样既否定了现存社会，又克服了空想的蓝图设定。但是，乌托邦是否为“空想”,并不在于它对未来提出了什么构想，而取决于它的构想是在什么基础上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所以是空想的乌托邦，恰恰在于其未来社会是基于理论批判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客观结果。这种乌托邦辩证法面对现实世界只有哀怨，无法作出改变。马尔库塞在《单面人》和《乌托邦的终结》两部论着中意识到辩证法的无力： “否定的辩证法”既不能提供医治现实病痛的处方，也不能提供可以发起革命的力量，它无法架设一座从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同样看到了辩证法的软弱： 它对现实的任何否定，总是比被否定的事物更坏。
①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如何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同一性问题，如何在具体生活中将‘被管理的世界’改造成为他理想中的星从密布的夜空，阿多诺却成了一个失语者”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的锋芒多么锐利，否定的声音如何嘹亮，都已失去了辩证法内蕴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精神，最终无法逃脱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迷宫。
20 世纪 20 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肇端于卢卡奇等人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历经早期人本主义思潮浸润、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发展、五六十年代科学主义的理论反思，凸显了自身的理论特色、内部理论分歧以及必须正视的思想局限。准确剖析这些问题，尤其反思其理论局限，有利于实现全面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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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哲学解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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