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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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系 投稿:雷燼燽
中图分类号:B0-0;B8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7)06-0042-05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话来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就是“关于现实的…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968(2007)12-0032-04人和动物在行为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有意识地采用某种方法去行动,以达到预设的目的,而动物则不能。人类每前进一步,无一例外地与方法的发展相关联。解决方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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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文灵
学习与探索 2008年02期
中图分类号:B0-0;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7 )06-0042-05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话来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它不仅是我们现实而辩证地把握“现实的人”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和重建的重要切入点。
一、“现实的人”及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关注点
哲学作为人对世界的玄思,自然把人及对自身的反躬自问纳入其研究视阈。然而,千百年来,人在哲学史上却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从未有任何哲学把自己的理论诉求真正归结为人。相反,由于对现实世界外在本原或始基的过分关注,传统哲学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本体论思维范式.而人则由于失去对自身的理论关照,渐渐远离了哲学的视野。
唯心主义,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毫无例外地把精神和意识视为第一性的本原,而人只不过是精神或意识外化的产物。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同样存在着对人漠视的倾向,是不同时期表现的形态不同而已。
马克思把近代以来特别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称做“纯粹的”唯物主义,并指出“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幼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这种片面的、表现出“物中无人”的,从而使人失去作为主体的丰富色彩的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纯粹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一改“纯粹的”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把人纳入哲学的视野,并认定自然界和人是新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2]。他甚至避讳唯物主义的称谓,索性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然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论最大的片面性就在于他对人的理解是表面的、肤浅的,他只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却不了解人的感性活动。换句话说,他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来发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3]78。他这种把人视为类似于动物一样的纯粹的感性对象,不仅不是对人的高度重视,反而贬低了人及其主体地位。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并在其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58
正是在基于对前人哲学观点社会历史意义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现实社会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反复性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它是从实践的观点理解世界,把事物和现实世界看做现实的人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并被恩格斯称做“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可以说,它的出现彻底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只是在思辨的“天国”中对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哲学幻想,使哲学真正成为“尘世”中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进而改造自身的思想武器。这就如同马克思自己所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现实的人和人的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关注点。
首先,马克思抛弃了旧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物质本质的抽象议论,提出了人化自然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思想,从而在终极意义上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旧唯物主义最大的败笔就在于它脱离人和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与人无关的自然界的物质本原。而马克思则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178他强调,人并不是以直观的方式面对自然,而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关系。但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4]122因此,唯物主义不应把对“物质”的界定仅仅局限于只是可以被感知的有形实体,而是应把人的实践活动和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也理解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客观实在既可以是物质实体,也可以是社会关系、联系或实践活动。“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如此,马克思完全实现了哲学向人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从终极意义上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马克思超越了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真正回答和解决了人是什么这个最大的哲学疑难问题,破解了人的奥秘。唯心主义对事物、对现实的抽象理解,就是对人的理性本质的抽象理解。费尔巴哈对事物、对现实的直观理解,“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3]57因而,他把人的本质视做“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最终把人归结为自然。马克思却认为,只有用实践观点去理解事物和现实,才能用实践观点理解人本身。反之亦然,从实践观点理解人,才能进而从物质生产实践的社会性、历史性去揭示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本性和社会本质出发,第一次科学地诠释了人是什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96这是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对人的类本质即人的实践本性做出的科学回答。
最后,马克思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在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中,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做社会发展的最终标尺。在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工业化的负面后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不惜以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使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人性丧失了,人的价值贬低了。那种本应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因此是人的生活乐趣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也变成了一种被迫的、异己的、外在的活动,同劳动者相对立。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批判并表现出深恶痛绝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失去其本真,劳动者作为主体却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异化劳动。有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也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做出相应的改变,过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具体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已经过时。正如人们从表面上所看到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仅得到了较大的改观,甚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似乎已经摆脱了劳动的异化现象。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其发表的《单面人》一书中,就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剥削实质的存在,,因而科学技术不再是中性的,它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操纵和统治的力量,使人处于人役和物役之下。这种技术统治由于不同于传统政治统治所采取的强权和暴力,而是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消遣,因此它的表象具有更多的合法性,甚至有时会让人们惶惑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的美好。然而,实际上,恰恰正是由于人们被消解到这种科学技术所营造的给定秩序中,而使人们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本性,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现代人在清晰地面对一个物质化世界的同时,却常常感到信仰的普遍消弭而带来的价值多元乃至虚无,个人主义与交往障碍的普遍存在以及技术的盲目泛滥导致主体自我的迷失和人无法全面地占有自身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0,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本身。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人的解放的社会形态,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对自身本质、自身生命的全面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因此,它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上三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关注点。在马克思为我们所创立的哲学体系中,对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始终是萦绕于其中的主题,而且内容远远不止于这些,鉴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就其中主要的内容做些论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对上述内容是分别加以剖析的,但实际上它们作为一个兼容并包,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共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那就是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意义的深切关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人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基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学。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将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可能性。
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政治、经济的附庸,思想政治教育只能被动地反映政治、经济的要求,从根本上忽视了对人的本体价值的开发。由此便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个人主体意识的极大提高,以及人们思想、行为的日益复杂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逐渐陷入了实际效果弱化、理论研究指导性不足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许多人往往将之归咎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淡化”、西方腐朽文明的侵蚀、封建社会流毒的尚未肃清以及方式、手段的落后等等,但最根本的是没有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得我们对人缺乏研究与反思。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那么对人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就必然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有效性的一个阿基米德点。那种“无视人发展自身的各种需要,无视人的个性的丰富和发展,企图单纯按某种社会需要去塑造出某种标准件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只能培养出缺乏理智和情感,没有兴趣和爱好,生活态度冷漠,精神生活贫乏,不能得到生动活泼发展的对象来。”[6]
首先,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部思想的生成起因。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66-67在这里,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结构关系,具有多重的现实规定性:(1)“现实的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2)他是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因而是受到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主体;(3)他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因而他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人;(4)他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也是对既有存在物不断扬弃的过程,因而他是不断发展的人。由此,我们把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个人”归结为从事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条件下,能动地表现、实现和确证其独特个性,并满足其需要及不断发展的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这一重要思想对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以下三点启示:
其一,现实的个人的生命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思辨的、抽象的,而是实践的。因此,教育的目的不仅要注重人的社会性,培养与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健全政治人格的人,更要注重提升人的实践能力,激发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促进人的潜能的发挥。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但其最终是要促成个体的思想转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如果只在“整体”不在“个体”上,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能动性被极大地忽视了,人被降到机械物的水平,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不够理解、关心和尊重,工作陷入模式化和标准化之中。
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是解放人、培育人的创新精神的实践活动,但不能因此就把它理解成是万能的,使之变成塑造人的神话。而是要在关注个体的生存基础和合理需要的基础上,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赋予受教育者以应有的终极关怀,凸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其次,人是目的。这种思想是由康德首先提出来的。它作为对人理解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无疑居于最高的本体位置。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一旦人从本体性的目的地位滑落,或者,一旦脱离人之目的地位来把握人,那么,人必将沦为工具性的存在、手段性的存在。”[7]243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工具性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很难消除的。一方面,它具有现实必然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日益扩大,每个人在为自己生产的同时,也必然为他人生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而且生产不断发展、新的需要不断产生又会促进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需要每个人都必须满足他人的需要。因此,人的工具性从这种程度上说,就是基于人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它具有历史必然性。人类私有制的出现与确立,使人的工具性不仅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而且也成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马克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是作为工具性存在的强烈不满,并提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74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以人为出发点(即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工具物性向人性的转换。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任何把人置于工具地位、手段地位的教育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教育内涵丧失了‘为人’的根基,而这种‘为他性’而不是‘为人性’足以造成‘教育’的坍塌。”[7]256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首先立足于培养一种能动的而非只一味知道顺从和保守的精神状态的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它培养出富有创新精神和民主、平等意识的人来引导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其一,要强调主体性。工具是没有主体性的,只有人才具有主体性。主体性的缺失或弱化,只能导致人的工具性的泛化,使每个人都只根据自己的目标来确定其价值,盘算着如何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只有在以尊重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条件下,给受教育者以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空间,人们才能形成对社会的忠诚感和责任感,社会的发展才具备条件和保障。
其二,要进行理性的引导。只有对人的工具性加以理性引导,才能获得人们的理性支持。既然每一个人都具有为他人服务的工具性,也具有天然为己考虑的目的性,那么,就必须正确引导人们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人们合理地获取个人需求,而不是以损害他人、甚至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其三,要融入情感。工具是没有情感的,鼓励每个人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时,必须施予关爱,富于同情,这样才会营造出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其四,要鼓励个性的发挥。培养具有独立性、丰富多彩的、有鲜明个性的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克服人的工具物性的最好方式。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是人之生成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教育,但人为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此的回答,虽然提及了人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从社会需要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的,而没有把人看做现实活动的人,即“感性的活动”的人。马克思认为,所谓“感性的活动”的人,并不是指人的感官的享受或感官的经验活动,而是指人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界建立关系并在其中进行活动着的人。因此,它反映了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对象性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并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塑造了人本身。
可见,当我们思考人为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时,并不能简单地把人视为一个既定的存在物,这样只会从预设性的模式来度量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意义之所在。因为人是“感性的活动”的人,其实践的本性注定了他是开放的、生成性的,是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而不是封闭的、完成的。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就意味着使人持续不断地“自我造就”的过程,是对人之可能性的自觉引发,这种“引发”就是要让受教育者意识到“他的不可穷尽性,实现由‘他人导引’向‘自我导引’的转换,从而自觉地进行自我建构、自我超越。”[7]297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坚决摒弃把人视做机器般的简单灌输倾向;另一方面则要把自身牢牢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中,根植于人的生成性存在之中,惟其如此,才能使人的本性不断得到扩充和丰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来。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对“人”的共同关注,使得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关系。然而,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源于两者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人的问题”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需要。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与重建,使得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出来。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四大思想家之一德里达曾说过:“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8]著名的历史学家吕·费弗尔也这样说道,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9]。然而,过去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左”倾思潮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真谛却存在一定误读的现象,以至对其哲学观、批判本质、提问方式和价值指向都缺乏深刻的研究和学术梳理。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往往来源于过去通行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部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一批苏联学者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加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组合构成的著作,其当时的任务不是要去全面深入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作为马列主义政党从事一切活动的理论基础去阐明它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和原则。但是,由于当时斯大林的地位和影响,加上苏联本体论观点的盛行,人们自此就把它看做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结构的标准模式,进而推广到教科书中去,完全忽视了该书原来只是作为党史简明教程所具有的特殊形式。而中国也于50年代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基本上以照搬照抄苏联教材的形式进行了继承和沿用,虽然以后多次作了修订和补充,但实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10]。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过去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仅仅只是从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去理解它,并没有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意义的深切关怀”才是其真正的理论主旨,过去,我们对此甚至作了相当程度的曲解或片面式理解,这无疑是有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
应该说,从一般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唯物主义哲学是没有错的,但如果只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哲学,并非在于把“物质”或“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本原设定或费尔巴哈所描述的抽象的“人”作为其哲学立论的前提,而是以一种与传统哲学的玄学性质完全相反的基本思路重新规范了哲学的视野。这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的:“这种考察方法……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73因此,集物质与意识矛盾于一身的“现实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聚焦点,也正是通过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物中无人”的思想羁绊,展现出以人为本的理论精华。
可见,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与重建中,逐渐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价值魅力。并且随着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哲学研究中人的问题研究的兴起,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构建的诸如人的本质的揭示、人的价值的选择、人的生存意义的探讨以及有关人的劳动解放理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一系列的“意义世界”中,找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走出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坚实基础。
其次,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现代转型,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深刻转型。在这种新的社会形势下,随着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自身的现代化,这是因为:其一,就外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审时度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要求的不断提高而努力创新,否则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人的要求。而且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也需要人的现代化给予人力资源上的支持,因为只有现代化的人才能担负起社会现代化的重大责任,而人的现代化则必须由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加以保障。其二,从内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它的现代化趋势的必然性。思想政治教育如果需要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扬弃传统和不断地创新,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不单纯只是手段、内容或方式方法等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应是表现一个多方面的开拓创新,以对传统的扬弃为基本起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为核心的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必须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及其与社会现代性相适应的现代转型开始。
过去,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秉承的是“社会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就一定意义而言,这种“社会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支持是极其重要和有益的,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这种以“社会本位”为目的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人更多的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乃至人的发展有陷入片面化的危险。在注重人的工具价值的同时,往往会造成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忽视。马克思认为,克服私有制下由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发展的片面性,争取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目标。因此,使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认识由社会回归到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向“主体本位”的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反思的必然结果。
但是,这种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要求以促进受教育者实现全面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主体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4]126,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
作者介绍:段文灵,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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