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4-10-25 13:35
【摘要】 张岱年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哲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本文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研究缘起、意义以及研究状况。第一部分阐释了张岱年的生平以及《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背景。第二部分论述了张岱年初创独特的中国哲学史框架，他注重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传统的彰显，并阐发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由此初步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框架。第三部分阐释了张岱年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观点运用于中国哲学的人生论中。第四部分阐述了张岱年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观点运用于中国哲学之中，他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视角，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哲学中所讲的知论。第五部分论述了张岱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对中国哲学中固有的方法论进行了重新整理，将其归纳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立双方的辨证方法、一般与个别的方法等三个方面。结语论述了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一、 张岱年的生平与《中国哲学大纲》写作背景
（一）张岱年的生平简介
张岱年于1909年5月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张濂为清末翰林。张岱年有二兄：长兄张崧年（张申府），次兄张崇年。长兄崧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岱年年幼时随母亲在乡村居住，五六岁时进村中私塾接受传统国学教育。1920年4月，因母亲病逝，张岱年随父亲到北京居住。同年秋，由兄长张申府安排，作为插班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习。1923年暑期，张岱年小学毕业，随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班。张岱年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也是从那时起“养成了致思之习”。①
1926年，张岱年初中毕业，次年考入高中班。高中一年级时，在班主任汪伯烈所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下，张岱年写了《评韩》一文，汪伯烈对此文十分的赞赏。此后，张岱年又写了《关于列子》一文，发表在 1928 年 3 月的《晨报副刊》上，这是张岱年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28 年，张岱年报考清华大学并被录取，开学后因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而退学，随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张岱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特别喜欢自学，他不仅研读中国古典哲学，更加专研于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中国哲学，他读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至于西方哲学，他研读过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等人的一些英文哲学著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辩证唯物论的翻译著作比较流行，张岱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著作。张岱年在其自传中多次表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完全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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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哲学大纲》写作背景
张岱年在其自传中写道：“1933年至1937年，我24到28岁，岁末‘而立’。然而，这短短的四年在我的人生中却有着莫大的意义”。②在这四年期间，张岱年参与了很多主要的哲学讨论，并发表了有关文章，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探究中国哲学的人生论，并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念应用于中国哲学之中。当然，《中国哲学大纲》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张岱年自身的哲学功底，更离不开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1．张岱年写作《中国哲学大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
二十世纪初期，民族正值危亡之际，学者纷纷加入救国图存的队伍，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当时进步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其中之一。至三十年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张岱年在其兄张申府的引导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性和科学性所折服，进而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虽然，张岱年后来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专业工作，但是他从没有间断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初，张岱年重点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力图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步了解。因此，他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教程》、《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笔记》等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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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初创独特的中国哲学史框架
（一）挖掘中国哲学中存在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线索
张岱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人物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初步划分。以“天论”为例，张岱年根据哲学家对“天”的不同解释对哲学家进行了哲学派别的初步划分。张岱年指出，“孔子的天之观念，可以说是由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之过渡”①，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孔子所讲的天之观念具有唯物主义性；而“墨子所谓天，意义甚为确定，天即是有意志的上帝”②，从某种程度而言，墨子的意志之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表现。孟子则视“天”为“心性义理之本源”，认为“是一切之最高主宰，人事成败，由于天；心性义理，出于天，天是一切之根据”③；而老子所提出的“天”打破了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观念。张岱年认为，“老子所谓天，指与地对待的物质之天，取消了最高主宰的意谓”，他指出老子所讲的天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性质。④此外，惠施所认为的“天”与老子所指之意相同，庄子随后对“天”的意义进行了扩充，使之“成为包括地在内而与人相对待的自然之天”⑤，这与荀子所指天之义相差无几。到了宋明理学之时，张岱年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本根论，他认为“张子注重物质（气），讲物质与空间（太虚）之统一，以内涵对立而能变为物质之本性，实甚精澈”，张岱年也明确指出“张子的本根论，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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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显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传统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本就存在唯物主义的倾向，只是需要学者的深入考察和挖掘，即使某些观念的唯物主义特征并不明显，也不能否定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1．五行说所体现的唯物观
张岱年认为，所谓五行说，就是以金木水火土为五种最根本之物，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显现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性质。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的五行说是以洪范为开端的，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洪范的唯物主义思想：“仅言五行，以此为宇宙中之最根本者，则亦可谓一种唯物论。”①
另一方面，张岱年又指出洪范以天、帝为世界的最高存在，这实则是一种有神论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表现。张岱年的这种看法也体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两条互相发展的线索。
2．本根论中的唯物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依据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可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在中国哲学中，关于世界本原问题讨论的主要学说即是本根论。张岱年指出：“中国哲学中形成三种关于本根的学说，以理则为本根者，即是道论与唯理论或理气论；以气为本根者，即是太极论与气论；以心为本根者，即是主观唯心论。理气论于理之外亦兼言气，故亦可说是一种二元论，然终以理为最究竟者，是一种客观唯心论。
可以说，中国哲学中本根论，共有三类型，即唯理论，唯气论，与主观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认一切皆本于心，唯理论唯气论则皆认心为后起。在西洋，唯心论（理性主义）与一切唯心之说常相混合，在中国则唯理论与一切唯心之说常相对立。唯理论在根本上是以客观的‘理’为宇宙本根，而非以人的精神解说宇宙，实与主观的唯心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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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观点运用于人生论中......................20
（一）总结中国哲学中有为思想的发展过程................................20
（二）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解读有为人生哲学...........................21
1．创造性.............................................................................22
2．能动性..............................................................................22
3．历史性.............................................................................23
4．客观物质性.......................................................................23
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观点运用于中国哲学之中 .............25
（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25
（二）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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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统一于实践的辩证法与唯物论分析中国哲学方法论
方法论是中国哲学研讨的问题之一，张岱年认为，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论述始于孔子。在张岱年看来，孔子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可谓是其后哲学家所论述的方法论的萌芽。张岱年认为，孔子以后各哲学家的哲学方法论，大致分为六种，即：验行、体道、析物、体物或穷理、尽心、两一或辩证。张岱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对中国哲学中固有的方法论进行了重新整理，他认为中国哲学中的方法论大体可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立双方的辨证方法、一般与个别的方法等三个方面。
（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张岱年认为，孔子之哲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之始，是后世哲学家所得方法论之蓝图，因此简述孔子的哲学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张岱年指出：“孔子的哲学方法之核心是‘一以贯之’，而颇注重‘博学于文’”。①也就是说，孔子之哲学方法的第一原则是一以贯之，第二原则是博学于文。张岱年认为，在孔子哲学方法中，“多学而识或博学而文是学的工夫，一以贯之则是思的工夫多达到的”②，孔子是主张学思兼重的。在张岱年看来：孔子的哲学方法中所说的一以贯之，即是直觉法的渊源；多学而识，即是析物法的本始；由此看来，孔子所主张的兼重学思，即可谓体物或穷理之萌芽。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所讲的学与思，可被看作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体物或穷理，是指“又对物的考察以获得对于宇宙根本原理之直觉，兼重直觉与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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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显著特征就是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学术界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如何结合的问题。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事件。近百年来，中国无数优秀哲学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张岱年便是其中的一位。张岱年在其《自传》中自我总结道：“自三十年代以至今日，我的学术活动约分三个方面，一为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活动，二为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三为文化建设问题的研讨。”①
在这三方面的研究中，张岱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形成的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并将这种研究方式引入他其他哲学理论研究。
张岱年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所从事的上述三方面的研究。首先，张岱年在哲学理论方面进行了独辟蹊径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张岱年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寻找融合之路，他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法，使之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秀思想进行综合，创造出一种符合哲学发展，适应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新综合哲学。
其次，张岱年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面，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彰显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论传统，阐发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主张全盘西化，更也不赞同固步自封。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挖掘潜在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梳理各个哲学家思想发展之脉络，初步创建了独特的中国哲学史框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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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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