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家庭健康征文_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

  本文关键词：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第 37 卷 Vol. 37 ，

第 4 期 2013 年 7 月 No. 4 July 2013 66

人口研究 Population Research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
盛亦男 【内容摘要】家庭化迁居已成为我国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 。 文章利用 2010 年流动人口监测 数据， 分析当前我国流

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现状， 对家庭化迁居的概念、 类型进行重新界定。 按照家 将流动家庭划分为已完成迁居和未完成迁居的家庭 。 数据分析表明， 家庭的经济 庭迁居程度的差异， 水平、 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等因素， 使家庭在迁居方式与进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 在家庭分批迁居 不同批次迁居的成员呈现出家庭内成员身份、 人力资本存量、 迁居时间间隔等方面的选择 的过程中， 性特征。文章认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迁居现象应采取“支持 ” 型的政策导向， 并为建立流动家庭管理 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 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 服务体系提出政策意见， 服务体系。 【关键词】流动人口； 家庭化迁居； 迁居行为； 政策导向 【作者简介】盛亦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北京： 100872 。

Family Migration in China
Sheng Yinan Abstract： Family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population trends in China． By redefining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family migr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terns and current status of family migration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the 2010 floating population monitoring survey． Family migration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family migration． Migration behaviors and processes are influenc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level and household size and structure． In family split migration，migration tends to be selective in family members ’identity，human capital and time interval of migratio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dopt ‘supportive ’policy to improve the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migrant families．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may include promoting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system covering the whole family life cycle and a complete range of types of migrant families．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Family Migration，Migration Behavior，Policy Direction Author ： Sheng Yinan is PhD Student，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Email： synsheng@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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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个人为主体的流动方式中， 家庭多处于分离的状态， 少数家庭成员先行流动， 寻找就业机会 和经济来源， 其他家庭成员则留守农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流动人口中的先行者逐步在城市站稳脚 跟。为了维系家庭的稳定， 或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 抑或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 其他家庭成员 从 开始追随先行者向城市流动。 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日益突出。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990 年到 2000 年， 迁入纯外户的流动人口比例从 7. 44% 上升到 46. 06% ， 提高了近 5 倍 （ 段成荣等， 2008 ） ， 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 举家外出农民工每年增加 约 100 万人。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已经成为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 。 1990 ） 。 在国家层面的 早在 1990 年代， 一些研究就开始关注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 （ 马侠， 分析， 顾朝林等 （ 1999 ） ， 段成荣等 （ 2008 ） 总结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基本趋势； 周皓 （ 2004 ） 、 余宪忠 （ 2004 ） 则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家庭化迁居在 1990 年代开始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 对区域人口流 动状况的研究， 也同样印证了上述观点。翟振武、 段成荣等（ 2007 ） 、 侯佳伟（ 2009 ） 分别对 2006 年北京 市 1‰流动人口调查进行了分析， 发现人口流动已呈现明显的家庭化趋势 。另一部分研究关注我国人 口流动家庭化迁居的特征。唐震、 张玉洁（ 2009 ） 认为流动家庭的特征主要包括： 农村的家族观念十分 浓厚； 家庭规模越大、 家庭负担越重， 那么小家庭也越倾向于举家外出 。周皓（ 2004 ） 、 袁霓（ 2008 ） 认为 较大的家庭户规模， 家庭中老年人与子女数的增加可能会增加迁移成本， 阻碍举家迁移。 杨云彦、 石 智雷（ 2012 ） 则认为， 家庭拥有的资源和禀赋会增加家庭成员回流的可能性 。 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过程中， 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也对携眷迁移具有影响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家 “先行者” 。“当家人 ” 庭化迁居中的 一般为男性青壮年以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 为女性的家庭， “举家迁移” ， “当家人 ” 2009 ） 。 的可能性更大 在外流动的时间也对“举家迁移 ” 起正向作用 （ 侯佳伟， 流动人口居住时间的延长将促进其携带家眷 ； 年龄在 30 ～ 40 岁之间的人口， 以及拥有更高受教育程 2011 ） 。 可以说， 王如松， 这些研究对我国家庭化迁居 度的人口对家庭成员的带动能力更高 （ 王志理、 的国情特点进行了一定的总结， 形成了一些经验、 认识。 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性统计和影 响因素的分析与研究， 而对家庭化迁居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地位的认识尚有待深入 ， 相关的政 策研究也比较少。 提及对家庭化迁居的研究， 首先会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特殊性， 二是过程的特殊性。 在迁 移主体方面的理论研究中， 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以个人的迁移决策作为研究范式 ， 在发展中国家人口 迁移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 但是在分析家庭迁居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了主体的局限。 Stark 为代 表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则将迁移决策的主体由个人扩展为家庭 ， 将迁移的目的从收入最大化扩展为 （ Oded Stark and David E． 收入多样化， 其研究的经典学说包括“契约安排理论 ” 和“相对剥夺理论 ” Bloom， 1985 ） 。新迁移经济学的发展之处在于将迁移决策主体从个人扩展到家庭 ， 是对新古典人口 迁移理论的一次改良。 对迁移过程的研究， 或称为迁移后续机制的理论研究 ， 以移民网络理论为代表。 其代表学者梅西 （ Massey） 认为， 移民网络是先行者与家乡后来者之间纽带关系的组合 ， 这种纽带可以是血缘、 乡缘、 情 缘等关系。每次迁移都使原有的移民网络继续扩散 ， 并对后续者提供帮助或支持， 使迁移的规模不断 2009 ） 。根据这一理论， 地扩大（ 郭玉聪， 一些研究分析了亲友间的关系对家庭迁移行为的影响， 不论 Gordon F． De Jong， 1991 ） ， 是对家庭迁居决策的影响（ Brenda Davis Root， 或是对家庭迁居地区选择的 Jr． ， Curtis C． Roseman， 1990 ） 。移民网络理论在安土重迁， 影响（ James H． Johnson， 重视社会关系的中 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同样具有很高的适用价值 。 本文将在人口迁移理论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 对我国家庭化迁居的类型和现状进行分析 ， 并对家 庭化迁居在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地位和相关的政策导向展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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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卷， A 卷总样本量为 122670 本文利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2010 年下半年的 A、 人， 调查地点为全国 106 个城市。调查对象选取城市中跨县 （ 市、 区 ） 流动， 且在流入地居住已达 1 个 在 2010 年 12 月时年龄在 16 ～ 59 周岁的人口。A 卷中对家庭成员概念的设定为： 与被访者 月的人群， 有姻缘或血缘关系且经济不相互独立的成员 。 如果流动人口有其他家庭成员在本市 / 区 / 县， 但未在 不包括在流动家庭的范围内。 所涉及的家庭成员包括： 配偶、 子女 / 媳婿、 父母 / 公婆 / 岳父 一起居住， （ 外） 祖父母和上述关系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 。部分数据来源于 B 卷， 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孙辈、 调 郑州、 成都、 苏州、 中山、 韩城六市， 样本量为 8200 人。 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的所有 查地区集中在北京、 分析都是建构在这一研究数据的基础上， 对家庭的假设也是基于问卷的设计①， 关注的研究对象是 乡—城流动的流动人口， 而不是城—城流动的流动人口， 因此数据筛除了流动家庭所有家庭成员均为 获得有效数据 122669 人。 此次调查中所有被访者均来自于不同的住户， 且由被访 城市户籍的情况， 者回答家庭的相关信息和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 ， 因此被访者与家庭户为一一对应的关系。 被调查者 样本量为 122669 人， 对应家庭户为 122669 户。 1 家庭化迁居的概念界定 1996 ； 陈贤寿等， 1996 ） ，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现象早在 1990 年代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 李强， 但在近十年才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 目前， 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居有很多种称呼方 “家属随同 ” 、 “携眷 ” 、 “农民工的家庭迁移 ” 、 “人口迁移的家庭化” 、 “家庭迁移 ” 式， 如 等十余种方式。 这些定义在家庭化迁居的概念、 类型等方面尚未有统一的界定。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对流动家庭的定 “一对夫妻” 2004 ； 唐震、 2009） ， “核心家庭” 2007 ； 张文娟， 2009 ） ， 说（ 周皓， 张玉洁， 说（ 侯亚非等， 义有 “携眷形成” 2011） ， “血缘关系说” （ 陈贤寿等， 1996 ） 。 说（ 王志理、 王如松， “家庭以婚姻或血缘关系为基础” 本文依据 的判断标准， 将家庭化迁居定义为具有姻缘或血缘关 系②的家庭成员一次性或分批次流入城市的过程 。按照先行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划分为流动人口核心 意义的家庭化迁居和扩大意义的家庭化迁居 。如表 1 所示， 流动人口的先行者和其配偶、 父母或配偶 子女或媳婿、 祖父母、 孙辈形成的家庭关系为核心意义的家庭化迁居； 与其兄弟姐妹、 其他旁系 父母、 姻亲形成的家庭关系为扩大意义的家庭化迁居 。
表1 Table 1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Family Migration 扩大意义的家庭化迁居 ( 旁系血亲) 兄弟姐妹 其他旁系姻亲

核心意义的家庭化迁居 ( 直系血亲) 配偶 父母或配偶父母 子女 / 媳婿 孙辈 祖( 外) 父母

①

基于研究数据的定义， 本文没有区分流动人口 在 流 动 过程 中 因 婚姻 关 系 等 形 成的家 庭 和 在原 居住 地就 已 经 形 成 的家庭。 包括法律上的血缘关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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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化迁居的类型 “共同居住” 按照 的家庭定义， 流动家庭是否有未同住的家庭成员可以作为衡量家庭化迁居是否

完成的标准。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 可以将家庭化迁居的类型进行划分 ， 如图 1 所示。
图1 Figure 1 按照程度划分的家庭化迁居方式 Family Migration Behavior Classified by Migration Process

已经完成迁居的流动家庭， 指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 按照具体迁移方式的不同， 可以将已经完成迁居的流动家庭进一步区分为一次性举家迁居与分批完成迁居两种形式 。 一次性举 “举家迁移” 家迁居， 是指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次性全部流动到城市中 ， 类似于以往研究中 的概念。 分批 完成迁居， 则指一个或部分家庭成员首先流入城市， 第二个或另一部分家庭成员在第二批随后流入， 之后以此类推， 直到所有家庭成员都在流入地共同居住为止 。 尚未完成迁居的流动家庭则是指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中共同生活 ， 另一部分成员在老家或在 其他地区， 整个家庭处于离散状态的情形。 他们可能采取首批先行的迁居方式， 即一个人先行流动， 或部分家庭成员以集体的方式迁居到城市中 ； 或者分批完成迁居， 即家庭成员分批、 渐次的迁居到流 入地。分批未完成迁居的家庭， 其首批可能是一人先行或多人同行 ， 第二批也可能采取一人先行或多 人同行的方式。 3 家庭化迁居基本状况： 家庭结构呈小型化， 多数家庭迁居尚未完成 流动家庭可以按照家庭户内人数进行划分 ， 如图 2 所示。 这里的户内人数是指流入地家庭成员 人数， 因此所谓的单人户就是 1 人在城市中务工的家庭； 与此相对应的是多人户， 即家庭中若干成员 “没有其他亲属” 2 人户、 3 人户 都在城市中流动。除去 的单人户家庭， 仅有 1 /4 的流动家庭为单人户， 5 人及以上的大家庭户所占比重仅占 3% 。 可见， 和 4 人户合计占总户数的 70% 左右， 人口流动的家 庭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且迁居的家庭户呈现小型化结构 。城市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中 ， 约 85% 以上拥有农业户籍。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在城市居住、 生活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并未拥有城市户 籍， 无法获得与之相关联的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与保障 。 “进行期” ， 从家庭化迁居的程度来看， 绝大多数家庭的迁居正处于 即大多数的流动家庭处于离散 化状态。图 3 是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未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人数， 大约有 1 /4 以上的流动家庭没有 未同住的家庭成员 ①。但是， 依然有约 74% 的流动家庭还有家庭成员未同住，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 流动家庭并未完成家庭化迁居。这可能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流迁状态 。 第一种为单个人或部分家庭 成员首先流动到城市， 其他家庭成员依然留守在老家的形式。 这种类型十分常见。 另一种则是家庭 成员在城市中处于分居的状态。

①

包括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单人户流动家庭， 实际上这部分流动人口已经完成了家庭化迁居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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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迁居的家庭为 34167 户， 约占流动家庭总体的 27. 85% ， 有其他未共同居住家庭成员未完 成迁居的家庭占总体的七成以上 ①。 在已完成迁居的家庭户中， 如果不考虑单人户流动家庭， 从表 2 1 人户， 中可见， 以及 2 人户至 4 人户这几种家庭户会选择一次性流出 ， 在一次性举家迁居类型占 95. 49% 。家庭结构越简单， 家庭规模越小型， 就越易于衡量家庭整体的成本与收益 ， 判断家庭所处环 5 人及以上的大家庭大多会 境的风险情况， 也越容易做出整体流动或迁移的决策 。与之相对应的是， 98% 以上的分批迁居家庭都是 5 人户及以上的大家庭。 这可能是由于在家庭规模较 选择分批迁居， 大的情况下， 家庭成员关系更为复杂， 家庭进行迁居决策时所需考虑的因素越多。为了达到风险的最小

①

在数据筛选时， 一次性举家迁居选择所有的成员都在同一时 间( 同 年 同 月) 流入 城 市 中 共 同 居住 的 流 动 家 庭。 不 符合这种条件的为分批完成迁居。尚未完成 迁 居 的家 庭 户 中， 一 人 先 行 式 迁 居 选 择 流 动 家 庭 中 单 人 户 部 分 的数 1人 据; 部分人共同迁居选择首批为若干家庭成员共同迁居的数据; 其余为分批迁居的数据集合。 需 要说明的是， 2 人户等户类型的划分是按照流入地的家庭人数来计算的， 户、 不包括老家中的家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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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许多家庭会选择部分成员首先迁移， 其他成员跟随先行者迁移的方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 1984） ， 移过程中， 这种分批迁居的迁移行为也比较常见（ Lilian Trager， 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迁移风险。
表2 Table 2 流入地 户人数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5 人户及以上 合计 规模( 户) 1459 2787 11201 5033 968 21448 流入地已完成迁居的家庭户 Households Finishing Migration in Places of Destination 一次性举家迁居 比例( % ) 6. 80 12. 99 52. 22 23. 47 4. 51 100 累计比例( % ) 6. 80 19. 80 72. 02 95. 49 100 229 12490 12719 1. 80 98. 20 100 1. 80 100 规模( 户) 分批完成迁居 比例( % ) 累计比例( % )

表 3 为尚未完成迁居的家庭户， 指老家中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流动家庭 。 其中， 一人先行的家庭 约占尚未完成迁居家庭的 35. 53% ， 部分人同批迁居的家庭约占 40. 6% ， 若干批次先行的家庭仅占 23. 87% 。显然， 与举家迁居的家庭一致的是， 大家庭多会选择分批迁居， 使家庭整体的风险相对最小 的同时使潜在收益最大化。
表3 Table 3 流入地 户人数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5 人户及以上 合计 31443 100 流入地尚未完成迁居的家庭户 Households Not Finishing Migration in Places of Destination 一人先行 规模( 户) 31443 比例( % ) 100 19832 11832 3702 568 35934 55. 19 32. 93 10. 3 1. 58 100 21125 21125 100 100 部分人先行 规模( 户) 比例( % ) 若干批次先行 规模( 户) 比例( % )

4

分批迁居的家庭特征 根据移民网络理论， 在分批迁居中， 家庭中会有一人或多人首先流动到城市， 为家庭的后续流动

“先行者” 。家庭成员如果分批迁居， 进行准备和铺垫。我们将其统称为 那么若干次迁居之间会有时 间间隔， 这将影响着家庭化迁居的进程， 反映出家庭团聚的能力。 4. 1 先行者多为具备一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年龄人口 图 4 所示为分批流动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 ， 家庭中的第一批流动人口呈现中青年为主 、 儿童与老 年人口比例较少的年龄结构特征 。在性别结构上， 第一批迁居人口的性别比约为 115 ， 男性在先行者 2009 ； 马 瑞 等， 男 性 一 般 是 家 庭 流 动 的 先 行 主 导 （ 侯 佳 伟， 占据相对重 要 的 地 位。 以 往 研 究 认 为， 2011 ） 。但是从本次调查来看， 男性在先行者中所占的比例仅略多于女性 。 如果不考虑首批迁居中夫 妻二人共同先行的情况， 仅考虑一人先行时， 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甚至更为明显。 男性在唯一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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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约 56. 8% 。

20 ～ 24 岁年龄组女性先行的比例较高， 然而数据显示（ 见图 5 ） ， 该年龄组女性的数量高于同 年龄组的男性。女性先行者的异军突起与女性从事的职业属性有关 。 唯一先行者职业的分类数据表 明， 男性先行者最多从事的职业为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占 32. 9% ， 女性则以从事服务性职 约占 47. 7% ， 其中 20 ～ 24 岁年龄组的女性中有 45. 14% 从事服务性职业， 这一比例 业的比例为最高， 远高于同年龄组的男性。服务性职业属于城市部门的第三产业 ， 其就业门槛较低， 一般不需要过多的 职业技能和体能要求， 因此， 男性的性别优势在进入城市的初始阶段并不占优势 ； 相反， 年轻女性能够 20 ～ 24 岁的女性多为未婚人口 （ 24 岁以下女性中的七成 快速进入城市的服务业等行业。 另一方面， 因婚姻家庭而受到的流动束缚较少。 女性结婚之后将更多的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 成为先 为未婚） ， 2002 ） 。 行者的概率大大降低（ 白南生等， 从第二批迁居人口开始， 女性与 0 ～ 5 岁组的儿童开始大量随迁， 第二批迁居人口的性别比为 46. 53 。而随着迁居批次的升高， 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下降， 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逐渐成为迁 55 岁以上非劳动年龄 其中， 初次迁居到流入地的年龄在 5 岁以下的人口占绝大多数， 居人口的主体， 人口也跟随迁居。这表明，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当先行者在流入地的工作与生活相对稳定、 有一定的 家庭其他成员会跟随流动， 使家庭重新团聚（ 如图 4 所示） 。 基础后， 先行者一般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先行者的受教育程度在各批次中最高， 受 从第二批开始， 迁居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所下 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的人口约为 74% 。 显然， 降， 第三批及以上批次的迁居人口， 受教育水平迅速降低。 这说明， 家庭可能会选择具有相对较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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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的人口作为先行者， 以提高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概率和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预期。 较高批次 迁居的人口以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为主 ， 这类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不会特别高。 这也是导致高批 次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
图6 分批次迁居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of Migrants Figure 6

4. 2

夫妻先行团聚， 以子女为主的其他亲属随迁 对于已婚人口而言， 其迁居的倾向是夫妻一人或夫妻双方首批迁居， 包括夫妻一方、 双方携带子

之后再将以子女为主的其他亲属迁居到城市中。 这种家庭迁居的倾向也可以从分批次流 女等情况， 动的家庭成员身份可以看出（ 见表 4 ） ， 绝大多数家庭选择在第一批及第二批由夫妻双方同时流动 ， 在 着重将子女为主迁居到流入地。按照随迁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 主要迁居的人口以较为 更高的批次， 年幼（ 0 ～ 5 岁） 的子女为主。 父母、 公婆、 岳父母等年龄较大的家庭成员， 只占据很少的比例。 一方 面， 家庭中的长辈可能对故土的感情较深， 很多人不愿离开原居住地。 另一方面， 城市的工业部门对 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年龄偏好， 许多流动人口在中年时期可能面临在城市工业部门失业的困境 ， 较大 年龄的人来到城市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比较低 ， 即使通过非正规就业渠道就业， 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也 比较有限， 反而会增加流动家庭在城市的负担 。
表4 Table 4 家庭成员 本人 配偶 子女 / 媳妇 父母 / 公婆 / 岳父母 兄弟姐妹 孙辈 ( 外) 祖父母 其他 合计 一批人 46. 10 30. 01 18. 84 3. 79 0. 92 0. 10 0. 03 0. 21 100 批次流动的家庭成员身份 % 五批人及以上 2. 85 2. 34 64. 74 7. 81 4. 64 13. 63 0. 44 3. 57 100 Identity of Family Members in Family Split Migration 二批人 33. 73 37. 75 22. 56 3. 41 1. 60 0. 15 0. 03 0. 78 100 三批人 5. 19 2. 59 86. 76 3. 12 1. 25 0. 64 0. 03 0. 41 100 四批人 3. 80 2. 70 81. 43 6. 81 3. 32 1. 22 0. 08 0. 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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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分批迁居的时间间隔递减， 迁居过程加速完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家庭迁居的整个过程 ， 分析不同批次人群间的迁移间隔， 这里的分析使用的是

已完成迁居家庭部分的数据。 首批流迁的人口中， 在流入地最高平均居住时间约为 4 ～ 5 年， 从迁居间隔上来看， 第二批人平均 与第一批人的迁居大约间隔了 3 年左右。 第三批人的平均居住的时间约为 1 居住的时间是 1 ～ 2 年， ～ 2 年， 与上一批人的迁居时间间隔约 4 年。第四批及以上批次流动人口的平均居住时间都较短， 迁 居的时间间隔也比之前的批次缩短 （ 见表 5 ） 。这说明， 城市中家庭成员人数较多时， 在流入地的亲属 基础越为牢固。按照移民网络理论， 亲属间的社会网络可能为人口的后续流动提供良好的基础。 一 旦家庭的先行者在城市中立足， 他们为其他成员迁居提供经济支持， 同时还会为其他成员提供住房、 寻找 工作等便利条件， 这使得之后批次的人迁居的意愿更强， 迁居的时间间隔也相对较短。每一批迁居的家 使分批次的家庭迁居呈现加速完成的状态。 庭成员可以为后续其他成员的到来提供精神或物质基础，
表5 Table 5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平均来京时间 ( 年) 4. 88 1. 73 1. 97 0. 73 0. 35 0. 35 流动人口的迁居批次与时间间隔 Order and Time Interval of Split Migration 标准差 4. 94 3. 84 3. 67 2. 33 1. 60 1. 47 3. 50 4. 21 3. 77 3. 68 3. 18 3. 72 4. 13 3. 69 3. 79 3. 50 与上一批人的 迁居时间平均间隔( 年) 标准差

注: 分批完成迁居家庭的有效数据为 12719 户。第七批、第八批人口 迁 居 的 有 效 数据 较 少， 在考虑 样本代表性的前提下， 没有将这一部分纳入分析。

5 5. 1

家庭的迁居程度与社会经济特征 已完成迁居家庭在城乡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更高 1978 ； Sandell， 1977 ） 。 那么， 家庭的迁移决策与家庭在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有密切关系 （ Mincer， 家

庭在决定是否迁居， 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是否迁居时会以经济收入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之一。 不论是已 完成迁居的流动家庭， 还是正在迁居中的流动家庭， 他们在城市中的平均收入普遍高于农村， 且已完 成迁居家庭的城乡间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 未完成迁居的家庭平均每月在城市的收入高于农村收入 1733. 08 元， 已完成迁居家庭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3220 元以上。这显示出， 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是家庭 迁居的基本动力。从家庭的经济决策角度而言， 在城市中已有先行者的情况下， 家庭中其他成员跟随 迁居的决策是根据其迁居是否会为家庭带来更高的收益作为决策依据 。 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较低， 那 么其他成员的继续迁居并不会增加家庭的整体福利 ， 换言之， 过低的城乡收入差距除了无法弥补家庭 的各种实际成本之外， 还可能无法弥补社会成本和其他成本 ， 使家庭失去继续迁居的动力。 随着已完 成迁居的家庭成员在城市工作年限的延长 ， 流动人口可以通过积累工作经验， 提升工作技能的熟练程 度， 提升人力资本禀赋， 进一步增加家庭在城市的收入。 当然， 这种现象不排除是由于已完成迁居的 家庭在农村中的经济收入降低而引起的 。 5. 2 已完成迁居家庭与流出地的联系逐渐削弱 Gordon F． De Jong， 1991 ； Lilian汇款是流动人口与老家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 Brenda Davis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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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ger， 1984 ） 。如果流动家庭与流出地的联系越弱， 那么家庭返乡的可能性越低， 在实际上已经倾向 于居住在城市中。表 6 所示为最近一年流动人口向老家支出的财物合计情况 。 从汇款的具体情况来 70. 65% 的家庭汇款都集中在 1000 元以内， 3000 元 看， 已完成迁居家庭呈现向低额汇款集中的趋势 ， 以上的高额汇款在 12% 以内。未完成迁居家庭的汇款金额分布则相对比较均匀， 大约有 35. 21% 的 未完成迁居家庭的平均汇款远高于已完成迁居的 家庭户向老家汇款在 1000 元以内。调查数据显示， 家庭， 大约达 3 倍以上。可见， 与未完成迁居的家庭户相比， 已完成迁居的家庭对家乡的汇款在低额 2008） 。 小范围内徘徊， 与家乡的经济联系日益削弱， 但有可能在赡养等方面的汇款增加比例（ 李强等， 度、
表6 流动家庭的成员向家乡汇款的情况 Table 6 金额 0元 1 ～ 999 元 1000 ～ 2999 元 3000 ～ 4999 元 5000 ～ 6999 元 7000 ～ 9999 元 10000 元以上 合计 Remittance of Migrants 已完成迁居家庭 规模( 户) 19754 4382 6101 1477 897 169 1387 34167 比例( % ) 57. 82 12. 83 17. 86 4. 32 2. 63 0. 49 4. 06 100

未完成迁居家庭 规模( 户) 22528 8634 22489 10289 10310 3646 10606 88502 比例( % ) 25. 45 9. 76 25. 41 11. 63 11. 65 4. 12 11. 98 100

5. 3

流动家庭有定居意愿， 无定居能力 流动人口从原居住地流出并在城市中定居 ， 才是迁移行为的最终完成。 从西方国家人口迁移的

经验来看， 人口的迁移行为与人口在城市的定居几乎在同一个时点完成， 但在我国， 流动人口从流出 到永久定居却间隔了很长的时滞 。 42. 79% 的流动人口有意愿在城市中长期居住， 23. 2% 的流动人口 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来看， 另有 34. 01% 的流动人口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 数据分析结果来自 B 卷 ） 。 不打算在城市中长期居住， 可见， 近半数的流动人口有意愿留在城市中长期居住 。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 ， 他们成 为城市居民的愿望不断增强。 从流动家庭的定居能力来看， 从获得城市户籍的几个主要途径， 包括参军、 入学、 购房等方式来 看， 流动人口最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中购买住房 。 当流动家庭在城市拥有满足各项基本需求的 可以增加家庭在城市中的归属感和长期定居的可能性 。 从表 7 中可见， 约 67. 12% 的流动家 住房时， 庭居住在楼房中， 近 30% 的家庭居住在平房中。 在工棚、 地下室 / 半地下室等条件较差的环境中居住 未完 成 迁 居 家 庭 中 有 的家庭仅占约 2% 。 在已完成迁居家庭中的 98. 26% 居住在楼房或平房中， 96. 52% 居住在楼房或平房中， 两者差距并不明显。 流动家庭在流入地拥有住房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 见表 8 ） 。 绝大多数的流动家庭并不拥有自己 的住房， 购买商品房、 政策保障房的家庭仅占总比例的 8. 66% ， 绝大多数家庭居住在租住的私房中。 已完成迁居的家庭中有 14. 54% 购买了商品房或政策性保障房， 未完成迁居家庭则仅有 6. 38% 。 相 比较而言， 已完成迁居的家庭由于家庭成员已经在城市中团聚， 有更加强烈的购买住房、 甚至在城市 中定居的意愿。从整体上来看， 流动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相对较少 ， 更多的家庭有意愿而无能力在城 市中定居。即使是已完成迁居的流动家庭， 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已经减弱， 但是在物质基础上并未在城 市中扎根， 在心理感知方面也没有产生较强的归属感 。可见， 流动家庭的定居化道路依然漫长 。

76 表7 Table 7 建筑类型 楼房( 地面以上) 平房 临时建筑( 工棚等) 地下室 / 半地下室 其他 合计

人口研究 流动家庭现住房的建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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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Building Types of Migrant Families 未完成迁居家庭 规模( 户) 61446 23972 2056 638 390 88502 流动家庭的现住房情况 比例( % ) 69. 43 27. 09 2. 32 0. 72 0. 44 100 已完成迁居家庭 规模( 户) 20885 12686 342 145 109 34167 比例( % ) 61. 13 37. 13 1 0. 42 0. 32 100

全部家庭 规模( 户) 82331 36658 2398 783 499 122669 比例( % ) 67. 12 29. 88 1. 95 0. 64 0. 41 100 表8 Table 8 全部家庭 住房情况 租住单位 / 雇主房 单位 / 雇主提供免费住房 政府提供廉租房 租住私房 已购商品房 已购政策性保障房 其他 合计 规模( 户) 10205 12467 203 84688 10228 390 4488 122669 比例( % ) 8. 32 10. 16 0. 17 69. 04 8. 34 0. 32 3. 66 100

Housing Types of Migrant Families 未完成迁居家庭 规模( 户) 8324 11734 147 60199 5419 231 2448 88502 比例( % ) 9. 41 13. 26 0. 17 68. 02 6. 12 0. 26 2. 77 100 已完成迁居家庭 规模( 户) 1881 733 56 24489 4809 159 2040 34167 比例( % ) 5. 51 2. 15 0. 16 71. 67 14. 07 0. 47 5. 97 100

6

家庭化人口迁居的政策导向 我国的家庭化迁居正呈现大规模 、 持续性扩张的趋势， 已经代替个体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基本趋

因此家庭化迁居实际上是流动中的家庭自 势。由于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 ， 自我适应， 将迁移产生的抚养成本、 照料成本、 心理成本等社会成本内生化， 逐步趋向在城市 我调节、 中长期生活的一个阶段。在制度不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 ， 家庭化迁居将在我国长期存在。 为顺应人口流动家庭化的趋势， 现有的政策需要有所调整。 对家庭化迁居的政策导向的研究可 “限制类” “支持类” 。 早期“限制类 ” 以划分为两类， 即 和 的研究认为， 家庭化迁居对城市带来的消极 影响更甚于积极影响。流动人口自身文化素质良莠不齐， 人员成份复杂， 管理难度较大， 流动家庭规 模的扩张会增加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 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 加重城市的基础设施负担， 因此政策应以 1996） 。“支持类” 限制为基本导向（ 陈贤寿、 孙丽华， 将家庭化迁居视为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 定 “事实上的移民” ， 居化的一个特定阶段， 流动家庭可以被称为 需要通过对城市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进行 2009 ； 侯亚非、 2007 ） 。 改革， 保障流动家庭的基本需求（ 唐震、 张玉洁， 洪小良， “洪水猛兽” ， 本文更加赞同后者。家庭化人口迁居的基本政策导向 ， 不应是面对 谈之色变。 这是 由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城市地区的社会责任以及劳动力的稳定供给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 首先， 家庭化迁居是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表现 。从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来看， 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 平和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 断转移， 使城市中人口规模上升， 符合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存， 相依 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 城市化水平也将相应提高， 否则就会对经济增长和结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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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51． 27% ， 瓶颈制约。根据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但是与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去甚远 ， 也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家庭在城市中长期定居并成为市民， 正 是促进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方式 。因此， 政策导向应顺应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居住的需求 ， 加快体 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提升。 这需要采取一系列制度、 体制上的改革措施， 从根本上使流 制桎梏的转型， 动家庭融入城市。 其次， 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迁居， 实际上是人口流动的更高级阶段。 在家庭化迁居阶段， 人口流动 已经逐步摆脱盲目流动或单纯的个人流动阶段 。流动人口开始以家庭的形式在城市中较为稳定的居 成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口， 这是在我国户籍制度条件下流动人口定居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 。 与人口 住， 的短期流动不同， 流动家庭特别是已完成迁居家庭在城市定居意愿更加强烈 ， 对各项社会服务有更多 的需求。 在过去 30 多年的人口流动过程中， 企业利用流动人口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征，， 在世界竞争中获 得比较利益， 获得经济利润。长期以来， 城市希望通过流动人口中的“精英人群 ” 发展地区的社会经 济， 但对于流动人口中的儿童、 老人、 甚至超过企业用工需求的中年流动人口都予以排斥。 流动人口 及其家庭无法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这是城市对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贡献的流动人口逃避责任的态 度。流动行为对经济的贡献一直为社会所关注 ， 然而， 流动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的实际社会成本却在长 久以来受到忽视。实际上， 人口的流动行为对家庭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成本都在家庭内部消化。 农 2006 ） 。也就是说， 村劳动力对制度的容忍度有一个转折点 （ 蔡昉、 白南生，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强， 人口 流动家庭化迁居的行为实际上是农村家庭无法忍受家庭分离 ， 家庭自身调节和内部消化的表现。 人 是农村人口在长期制度约束下， 开始争取身份改变， 争取与市民获得同等 口流动的家庭化迁居现象， 待遇的努力。随着人口流动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和家庭化迁居水平的提升， 政府部门有义务和责任承 担人口流动的社会成本， 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福祉， 使所有人均能共享改革与发展的福利 。 第三， 促进人口的家庭化迁居， 是解决当前劳动力用工瓶颈的必由之路。 自 2004 年东莞地区出 “用工荒” ， 2008 年经济危机后 “用工荒 ” 2010 年东南沿海省份又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用 现 问题外， ， 工荒” 流动人口大规模回流迁出地， 使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进入瓶颈。 通过促进家庭化迁 增加流动家庭在流入地的稳定性 ， 可以为企业提供具有稳定性的劳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 居， 东南沿海地区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境 。 总之， 在应对家庭化迁居的进程中， 政府应顺应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 采取促进家 庭化迁居， 提高流动家庭社会融入的社会政策 。 6. 1 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在人口流动中的角色应进一步调整。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仍然基于地方利益采取保护 性政策， 这有悖于保障公民自由迁移的基本权利 ， 无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 的劳动力市场， 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其次，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应继续稳妥有序地进行。 居住证制度等形式不应是户籍制度改 革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一个特定的过渡阶段。 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在于， 在户 籍制度调整和松动的同时， 要避免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带来“城市病 ” 的现实难题。 实际上这是由于户 口上附加了不均等的社会福利而造成的 ，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 应通过完善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 ， 以实现全部人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 ， 将户籍管理制度 不作为城市福利的唯一依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迁移和流动， 使每个劳动力拥 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将户口迁移的审批制转变为登记制度 ， 逐步取消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差别待遇 。 这 将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也需要政策制定者进行审慎的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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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37 卷

6. 2

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 覆盖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服务体系 随着流动家庭在城市中定居时间的延长 ， 尤其是对于已经完成迁居， 并有意向在城市中长期定居

获得就业、 医疗、 教育、 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成为他们的未来所需， 即使是对于将来打 的家庭而言， 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也有利于其在城市中稳定的生活与工作， 保障家 算返回家乡的家庭来说， 除了户籍制度改革之外， 建立一套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的， 覆盖全部家庭 庭在城市基本的福祉。因此， 类型和整个生命周期的家庭服务体系 ， 是未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 根据我国经 “保证基本， 可以设立 循序渐进， 逐步放开” 的基本原则。 济发展水平和流动家庭的需求， 首先， 保证基本， 解决流动家庭的燃眉之急。对于流动家庭最为关注的就业、 教育等问题， 应消除对 最为迫切的需求是就业服务。城市中应建立 流动家庭的不平等对待。流动家庭在城市流动的最初阶段， 指导、 技术培训为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 满足流动人口的基本工作需求。在流动 起对流动人口职业介绍、 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功能逐渐突出。影响流动家庭迁居决策比较突出的 家庭的扩大化和满巢阶段， “借读费” 因素之一是流入地教育成本问题。因此， 应逐步削减或取消流动儿童 及其他费用， 为流动儿童 和城市儿童建立公平的受教育环境， 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和办学提供优惠政策。对于这些基本民生问 题的保障， 有利于满足流动家庭在城市中的基本需求， 促进流动家庭在流入地的融合。 其次， 逐步放开， 保障流动家庭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家庭组织者的老年阶段， 家庭的功能转变为 赡养功能。流动家庭在这一时期对医疗、 养老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 在满足流动家庭基本需求的基 可以逐步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 包括对工伤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进一步改革， 同 础上， 时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关系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对接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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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石

玲

收稿时间： 2013 －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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