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在中世纪的盛衰（下）

  本文关键词：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在中世纪的盛衰，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帖最后由 藤井八雲紫 于 2012-07-06 12:35 编辑

三亚瑟王历史形象的争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工商业发展则带来了中产阶级的日益强盛。代表着封建君主完美形象的亚瑟王，遭到了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者的质疑。人们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那么完美的亚瑟王。

（一）遭到冷遇

无论是王朝更迭、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还是女王统治带来的盛世，都对亚瑟王的历史形象产生了影响。从都铎王朝开始，亚瑟王的境遇每况愈下。

在1485年，亨利·都铎（Henry Tudor）从流放地法国回归威尔士，高举威尔士的亚瑟王红龙旗帜，击败并杀死了查理三世，加冕成为英国国王，开创了都铎王朝。亨利带来的政治风暴让对亚瑟王的崇拜除了威尔士之外的英国地区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而在威尔士，亨利·都铎在15世纪威尔士诗人的口中，则是亚瑟王一般的救世主的化身。

亨利·都铎的中心思想是团结一切力量来对抗王位的竞争对手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亨利·都铎借着由于出生地在威尔士，以此同亚瑟王联系起来，自认是亚瑟王的后裔。借着亚瑟王的关系，他普遍被认为是英国合法的统治者。在亨利统治时期，许多王室家谱，都记录了亨利同亚瑟王之间虚构的血缘关系。

尽管在统治的开始阶段，亚瑟王还能对经过加冕成为了英国国王亨利七世的亨利·都铎起到一定的影响。比如，在1486年，亨利七世给自己同样在温切斯特出生的长子命名为亚瑟，以加强都铎家族同亚瑟王之间的联系。但很快的，对亚瑟王的崇拜就淡出了亨利七世的宫廷。在1494年，在王子亨利成了约克公爵的盛大比武庆典的记录中，就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亚瑟王。

同样，在其他亨利七世统治时期举行的露天盛会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类似活动中，也很难见到亚瑟王的身影了。

尽管在都铎王朝建立时，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的亚瑟王和温切斯特的-圆桌骑士，都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随着都铎王朝的稳固，两者都渐渐淡出了新王室的宫廷。

（二）遭到质疑

　　尽管亚瑟王的故事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被接受，可其中也免不了出现了某些争议。亚瑟王的形象，也随着承载他的作品也有了新的发展。基于考古发现和对史料的研究，部分历史研究者开始怀疑是否有如11世纪以来一系列史书中描述的古代不列颠君主亚瑟王。而为了政治或文化目的，维护亚瑟王历史真实性的工作也并未间断。

　　早在12世纪，与杰弗里同时代的一些人，对杰弗里的亚瑟王就有不同的认识。1143年，德贝弗利的阿尔弗雷德（Alfred of Beverley）就态度相对缓和的提出了对杰弗里的质疑，他尝试分析和比较不列颠历史学家比德（Bede）和杰弗里作品之间的异同，以证明杰弗里在文中有大量的虚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则公开质疑杰弗里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他一直努力的发掘其中的不实之处，并不断向大众公开。之后的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也猛烈的攻击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的可信程度，他在自己的大量作品中，称其是“最可笑的稗官野史”，其内容“几乎全是令人蒙羞的肆意的谎言”，“每个人都应该立刻拒绝”。

　　而爱德华三世时期，也有少量学者针对当时愈演愈烈的重塑亚瑟王的历史，和关于亚瑟王的“考古”发现，表达自己不同看法，如切斯特的雷纳夫·希格登(Ranulphi Higden at Chester)，他和吉尔达斯、比德一样，在欧洲大陆并不知名。雷纳夫的主要主张是‘各个民族都有过分的宣扬歌颂本民族历史人物的风俗’，他经过研究，主要的成果是发现了杰弗里的著作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异。

　　然而，杰弗里的这部恢弘的作品《不列颠诸王史》，是同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密切相关的。杰弗里所创造的亚瑟王的形象，12世纪晚期到15世纪，甚至到更久远的年代，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不过，到了亚瑟王同时保持着文学的流行和政治的价值的都铎王朝早期，由于在欧战大陆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已经有不少严谨的历史学者发现与亚瑟王相关的很多文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种对亚瑟王的观点，随着诸如圣奥尔本修道院长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John Whethamstede）提出的温和的质疑声，于15世纪后半期传到了英国本土。

　　随着这种观点在英国的传播，不少亚瑟王的狂热者都感到了不安。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期间，马洛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完成了他的作品《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

　　《亚瑟王之死》全书包括了八个部分：亚瑟王的故事、亚瑟王和普修斯皇帝、湖上的兰斯洛特爵士、葛雷斯爵士、朗纳斯的特里斯坦爵士、圣杯的故事、兰斯洛特爵士和桂妮维尔王后、亚瑟王之死。书里介绍了亚瑟王的生平、他的-圆桌骑士、他们的历险经历、寻找圣杯的历程以及亚瑟王辞世的惨烈。

　　这本书并没有延续中世纪类似作品那种一直强调亚瑟王是真实历史存在的说法，采用了模糊的手段，并没有点名亚瑟王是真实历史人物或者文学创作的人物。

　　当时正值，英国的印刷业蓬勃发展的时候，由此，《亚瑟王之死》于1485年已经问世，就引得一时洛阳纸贵，出版《亚瑟王之死》的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顿甚至断言，它将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在此之前，卡克斯顿已经出版了《英格兰历代记》和《不列颠人》，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收集、整理和编辑关于亚瑟王的传说和历史记录。

　　可威廉·卡克斯顿也因为亚瑟王的问题陷入了矛盾之中，在给马洛里爵士的《亚瑟王之死》所作的序言中，他不无绝望地说道：“关于亚瑟王的一切，不过是虚构文学和寓言，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提过过任何关于亚瑟王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记录，包括他的骑士们。”

　　而后，约翰·罗斯泰尔（John Rastell）在自己写于1529年的著作《大众娱乐》(Pastyme of People)中，严厉的批判了基于历史学的亚瑟王，他在书中对声称自称来自中世纪传奇君主家族的都铎王朝表达自己的怀疑。

　　当时的社会和民众，对亨利七世所炮制的家谱中的质疑，通常集中于他自己所宣称的，他的血统来自约克和兰开斯特，而忽略了他的曾祖父欧文·都铎（Owen Tudor）。在亨利七世的宣传中，在家族的出生地卡德瓦拉德，他的曾祖父欧文·都铎是出身于声名显著的当地名门望族。由此可见，都铎家族似乎在有意的抛开亚瑟王，重新定义家族的传承。

　　关于欧文·都铎的宣传，则主要来自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他接受了亨利七世的任务，对都铎王朝在政治传承上的正统性进行粉饰。他所做的《盎格鲁历史》（Anglica Historia），基本就是出于该目的。同时，波利多尔·维吉尔也是欧洲最早对对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和《不列颠人》进行严抠细节的历史批判的学者。维吉尔的著作应该在1513年已经完成，不过一直到1534年才出版。在作品中，维吉尔对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指摘出了杰弗里刻意混淆历史和虚构的部分。所以随着《盎格鲁历史》的出版，格拉斯顿堡所发现的亚瑟王，被从历史的领域驱逐到了传奇故事和浪漫文学的范畴。波利维尔的历史分析是剥离式的。为了尽可能贴近当代作家,波利多尔的方法是在作品中使用该撒、塔西佗，吉尔达斯,比德，纽伯勒的威廉和亨廷顿的亨利对《不列颠人》等早期关于亚瑟王的作品中，对他所认为的不实之处，进行拨乱反正。.

　　然而，亨利八世在1533年时，对改变亚瑟的地位还心存顾虑。他的确做好了准备，放弃亚瑟王，并支持波利多尔在巴塞尔出版他的著作，以期书中所描绘的图景对他加强英国王权起到一定作用。对亨利八世而言，这种改变是非常迫切而必须的，因为就在同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约束王权的法案。

　　《盎格鲁历史》同样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作品，但它同时也是基于时代要求的革命性的历史著作。

　　《盎格鲁历史》自出版后就备受争议的，许多狭隘的评论家抓住了波利多尔·维吉尔的意大利人的身份，以此为借口，将这部著作理解成心怀不轨的“外国势力”对英国民族存在之根基的攻击。因为,正如卡克斯顿在《亚瑟王之死》的序言所写道的：“他(亚瑟) 是王朝的一员[英格兰和威尔士]，如同国王和皇帝一般”。普遍观念中民族文化身份，依然保护着亚瑟王。当时，仅仅是对关于古代亚瑟王历史的质疑，就几乎等同于犯下了叛国罪。

（三）维护者的抗争

　　对亚瑟王的重新认识，一如同时代宗教改革的步履维艰一样。维护亚瑟王的形象依然符合英国政治的利益，让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历经风雨摇摇欲坠后，没有立即陨落。

　　撰写了《盎格鲁历史》的波利多尔·维吉尔对亚瑟王的身份所发出的质疑，因为他本人的天主教徒和意大利人的身份，让英国新教民族主义者可以肆意攻击他的历史学观点。

　　在当时，诸如编年史作者拉斐尔·何林塞（Raphael Holinshed）和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Robinson），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和汉弗莱·拉胡德（Humphrey Lhuyd），主教约翰·贝尔（John Bale）和威尔士法学家约翰·普瑞斯爵士（Sir John Price）都拒绝接受还原为历史真实的亚瑟王。因为在此时，维护亚瑟王的形象，承认王朝继承自亚瑟王的家族，对维持都铎王朝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控制，都依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约翰·利兰可以说是承接杰弗里的最佳支持者，他于15世纪四十年代，完成了一部名为《旅程》（Itinerary）的著作，并四处宣传兜售，在他的作品中，亚瑟王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利兰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是，希望亚瑟王作为英国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他具有的如同旗帜一般的象征意义，是任何时候都应该铭记的。

利兰认为波利多尔的作品对当时的英国是非常危险的。为此，在1536年，他也炮制了一本小册子作为回应。在这部名为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i (1544在伦敦出版)的作品中，本着敌视外国势力和维护本国传统的原则，利兰重申了布鲁图斯和亚瑟王的历史真实性。

　　主教贝尔同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波利多尔批判措辞更加严厉。他指责“他（波利多尔）所作的一切，就是用他天主教式的谎言和意大利乞丐一样的行为，使我们英国历史的受到污染。”　

　　波利多尔还原亚瑟王历史本来面目所引来的敌意，是与当时刚刚开始的重建国家、以及在进行宗教改革后的协调是相一致的。对过去的重新读解是为了把英国人与天主教徒区分开来，让他们成为忠于统治者的民众，同时发展英国独有的民族特性，让英国同大陆的临近国家有所区别。

　　面对着修道院图书馆将被撤销的局面,利兰试图说服亨利八世设立一个国家收存机构，来保存关于王国的古老记录，以获得“更伟大的不列颠荣耀”。

　　尽管利兰的进一步努力劝说，并没有引起包括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女王或伊莉莎白女王在内的君主的特别重视，但却影响到了他们的某些臣属。大主教帕克（Parker）和罗伯特·卡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都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开始重新编撰古代历史，而拉伦斯·诺威尔（Laurence Nowell）则着手基于现代研究的基础，重新考证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

　　1570年之后，人们开始普遍对英国古老的历史产生了兴趣，例如，有人通过某个充满幻想色彩的故事试图证明威尔士王子马多科（Madoc），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美洲。这个研究的动机也是政治上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为当时伊莉莎白女王索要北美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类似的例子，可以很好的说明，在当时英国的虚构历史的价值和活力。

　　因此，尽管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部分有识之士对亚瑟王光辉的历史形象产生了怀疑，却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一旦质疑亚瑟王，就会被扣上教皇走狗和卖国者的帽子。

（四）回光返照

　　由于波利多尔的研究，在当时遭遇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对，让历史形象的亚瑟王，仍然作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得以继续在伊莉莎白时代保留。

　　其实也是英国宫廷政治的一个传统，每当进入繁荣盛世的时候，总会有人把此时的盛世同亚瑟王统治时期的黄金时代联系起来。而当国王希望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时，圣明贤德的亚瑟王会成为宣传伟大君主应该保有权力的最好说明。

　　伊莉莎白时期，女王巧妙的掌握着王权，同时英国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盛世，向人们宣传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亚瑟王，对维持女王的统治依然有价值。所以，上流社会中，关于亚瑟王的戏剧演出、比武活动以及新兴的“弓手社交（Society of Archers）”（或者亚瑟王子的-圆桌Prince Arthur'sRound Table）依然非常流行。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于1587年写了名为《不幸的亚瑟王》（The Misfortunes Arthur）的严肃戏剧，试图以此敲响内战的警钟。这部戏剧曾在1588年在伊莉莎白女王御驾前演出。

　　而斯宾塞（Spenser）的于1590年所创作的《仙后》（Faerie Queen），则又一次的将伊莉莎白女王的盛世同传说中亚瑟王的黄金时代连续到了一起。斯宾塞又一次的玩起了他的前辈杰弗里等人用过的手段，以古代不列颠的传说为背景，把当代生活融入到了寓意深刻的浪漫故事中，试图用亚瑟王子，为都铎王朝继承的合法性来辩护。

这样的背景下，依靠政治上的需要，亚瑟王的历史形象成了一个可以随意套用的模板，从而阻碍了持怀疑论调的人。

　　但这也已经是亚瑟王历史形象最后的回光返照了。逐渐成长起来的数目巨大的英国考古学者发现，他们已经难于从外国人批评者的口中捍卫和维护所谓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不列颠人》的传说了。

　　而伊莉莎白时代，掌握英国政权的国会议员们，已经明确了当代机构的起源和英国的法律体系比单纯的依靠中世纪的亚瑟王主义更适合当前的时代，回顾历史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提高国家凝聚力的手段。思想文化史中亚瑟王历史形象和为政治需求塑造的亚瑟王历史形象，已经渐行渐远，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创作了《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可在文中，卡姆登又无力推翻基于政治需要的亚瑟王传说，只能将其绕过。因而，在他的书中，亚瑟王呈献出了一种忽隐忽现的状态。

　　伊莉莎白女王年老之后没有亲生子嗣，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被视为英国王位的继承人。詹姆斯六世所出身的斯图亚特家族的血统，不仅仅是来自都铎王朝，还更富有传奇性的来自卢埃林（Llewelyn）的传承。由此，詹姆斯六世重新修订了家谱，宣告英国王室的传承，又回到了布鲁图斯和亚瑟王的血脉上。

　　苏格兰也很擅长利用亚瑟王传奇和它的政治效用。他们在15和16世纪，曾将阿盖尔郡的坎贝尔夫妇（Campbells of Argyll）所做的史诗视为正式的历史，以此加强他们的英国血统的正统性，以此作为与其他盖尔系后人竞争者的政治砝码。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到大约1615年，对亚瑟王的重新改造，是由苏格兰作家以宗教改革为前提，为政治服务为目的而持续进行的。他们的作品，为詹姆斯一世执政时期，由詹姆斯一世所领导的政府制定的重要国策，即推行的泛英帝国主义提供了基础。

　　当詹姆斯一世在欢呼中登基时，他曾被誉为“可以挽救国家分裂的伟大君主”，只是他想将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的努力，被当时英国的下议院所阻止了。

　　在此之前的1606年，莎士比亚首次以不列颠传说为背景的戏剧《李尔王》开始公演。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于1609年创作了《特洛伊到不列颠尼亚》（Troia Britanica），也采用了同样的主题。海伍德的作品，可能是同时代最后一部将亚瑟王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君主的作品了。

　　詹姆斯一世的长子，亨利王子也同样对亚瑟王有很大的兴趣，但随着他的英年早逝，英国宫廷对亚瑟王的热情逐渐消退了。自此，英国宫廷越发的无力保护亚瑟王的历史形象了，议会议员们则变得越来越仇视亚瑟王历史形象所蕴含的旧时代价值，各种大规模考古发现让人们都开始怀疑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的可靠性，政府也放松了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历史研究的控制。

（五）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引发争议的原因

　　英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以及文艺复兴运动，让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没有完全失去价值，在遭遇质疑后，亚瑟王仍然能勉强的作为历史人物继续存在。

　　爱德华一世去世后，14世纪的英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剧烈且势不可挡的变化。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让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集中。在城市里，制造业和手工业开始组合同业行会，无形中扩大了自己作为一个权力集体的势力。

　　对法国的百年战争在亨利六世在位时彻底失败。从此，诺曼人不再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领土有非分之想，而全心全力的致力于英国本土的发展，促进了诺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融合。

　　到了15世纪，宗教改革打破了西欧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教会分成了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新教又分成了许多不同国家掌握的分支，影响着所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

　　同时，文艺复兴运动也在欧洲兴起，人文主义有了长足发展，在对经典思想重新研究后，人们开始重视人生和人本身的价值。旧时代的枷锁和束缚，被新生的人文主义者抛在脑后，他们敢于追求新的，和过往不同的事务。

　　因此，无论是作为新型的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还是热衷宗教改革的新教徒，以及提倡人文精神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象征着封建时代基督教骑士典范、王权强盛以及王室正统性的亚瑟王都是宣传本方政治或文化目的的障碍。他们对亚瑟王的质疑，试图颠覆中世纪以来形成的亚瑟王的历史形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同时，15世纪末，都铎王朝执政后，英国开始恢复统一，向着繁荣和强大的方向发展。同时，活字印刷技术传到了欧洲，并且由威廉·卡克斯顿引入了英国。卡特斯顿的出版工作，对英国的史学研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对英国的文艺复兴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但有助于保留历史典籍，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英国古代经典著作能够广泛传播，于是更多的人能对这些著作进行阅读和研究。这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古代的历史文献，是历史学者通过研究质疑亚瑟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在此后，社会的剧烈变革中，伊莉莎白女王选择了中间路线，维持了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局面。在她的统治之下，英国出现了繁荣和富足的局面。伊莉莎白女王所代表的王权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时的人们，又自然的把伊莉莎白女王同亚瑟王联系了起来，伊莉莎白女王的形象也进入了当时创作的有关亚瑟王的诗歌和剧作。

　　在伊莉莎白女王统治的盛世庇护下，亚瑟王继续保持着中世纪封建君主形象之下微弱的神圣光环，勉强的维持自身的存在。

四历史人物亚瑟王的衰落

　　亚瑟王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在基于历史学的怀疑和出于政治需要塑造这两个方面摇摆。两者之间的平衡，持续到17世纪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7、18世纪，随着伊莉莎白女王的去世，各种复杂的势力又在缓缓抬头，宗教派别争斗重新浮出台面，王室和议会之间的权力较量也越演越烈。最后导致了国王和议会的内战，以及此后随之而来的克伦威尔执政，查理二世复辟和光荣革命。

　　王朝的更迭最终导致了亚瑟王不断被边缘化。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符号，亚瑟王同专制、王权等思想联系太紧密了。让内战和克伦威尔摄政时期的统治阶层，都认为他对共和是有巨大危害的。亚瑟和共和主义无法共存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而此后的查理二世复辟和“光荣革命”，对作为历史人物的亚瑟王而言更是一场灾难。

　　从17世纪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作者身上，都可以看出历史人物亚瑟王的衰落。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自幼受清教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他倾向于共和，在共和国期间，他为新生的国家过度操劳，甚至导致双目失明。弥尔顿在1639年完成了历史论文《特洛伊人、罗马人和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国》（Britain urder Trojan, Roman, Saxon Rule）,但在当时严苛的审查制度下，直到1670年才得以出版，却又在1681年遭到封禁。弥尔顿对亚瑟的看法结合了吉尔达斯和《不列颠编年史》中的内容，在自己著作的81页（1870年版），他认为亚瑟“是当时不列颠各地国王的首领，参与了盛世浩大的战争，但他现今的荣耀，却主要来自英雄诗歌和浪漫传奇，而非真实的历史”。

　　比弥尔顿小二十多岁的约翰·屈莱顿（John Dryden）来自并不富裕的乡绅家庭。他在复辟期间从清教改信了天主教，一直为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高唱赞歌。他于1684年开始创作的戏剧《英伦俊杰亚瑟王》（King Arthur, The British Worthy）中，亚瑟的形象开始用于讽喻。他在1688年，为了庆祝诞生的皇室的继承人，也写了提及亚瑟的赞歌，其中的内容却印证了亚瑟在政治上的边缘化。

　　约翰·弥尔顿和约翰·屈莱顿同为17世纪英国重要的文化代表，他们的立场差异巨大，甚至是相互对立。弥尔顿是共和派的清教徒，屈莱顿则是改信天主教的保皇党，他们对亚瑟的态度，基本可以认为是当时代对亚瑟的整体看法。在他们的笔下，亚瑟已经失去了中世纪时期，被加诸其上的种种“历史性”的光环，被还原成了早期最原始的不列颠人军事领袖的形象。

　　在失去了政治上的价值之后，作为历史人物的亚瑟王，在其作为民族旗帜方面的地位也遇到了巨大而不可调和的问题。

　　从11世纪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普及运动，就在欧洲兴起。地方学校、教堂学校、大学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了14、15世纪、这次教育普及运动继续开展，使欧洲人的文化普及率显著增长。

　　英国也得益于这次运动，也是也由于失去了在法国的土地，在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使用英语的人越来越多。识字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英语的世界，而说法语和懂法语的优势，已经一落千丈。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各地的语言，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英语，康沃尔地区的方言，威尔士语以及约克郡的方言慢慢结束各行其是的状态，中部伦敦地区的方言成为了胜利者，进而传播并占领了整个英国。

　　语言的融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当英语成为了“征服者的民族语言，而非被征服者的民族语言”时，一直被压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渐渐的重新回到了社会和民族的主体。

　　可是，在英语化的进程中，威尔士和康沃尔站到了英语使用者的对立面，他们继续坚持自己是“凯尔特人”，并且继续使用本地的语言。

　　时代的发展，让亚瑟所属的“凯尔特人”成为了英国民族融合的障碍，他作为民族统一意识的价值也完全失去了。

　　此后，随着英国的民族融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研究也放宽了。这种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

　　16世纪开始，古代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不断被重新发掘出来。历史学家随后重新定义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君主阿尔弗雷德大帝。这位能找到更多实证，以表明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以古代英国人伟大君主的身份，最终取代了亚瑟王，成为了融合后，新英国的民族旗帜。

　　就这样，当新兴的资产阶级最终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当英国的民族融合后，象征着完美王权和作为古代不列颠民族英雄的亚瑟从历史人物被送到文学传奇，也是历史的必然。

结论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亚瑟王从早期名不见经传的英勇战士，发展成了不列颠早期反抗斗争的主要领导者，经过蒙茅斯的杰弗里的“重新发现”后大放异彩，经历了中世纪中后期的声名鼎盛后，又慢慢的边缘化，直到16、17世纪最终不再作为一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仅仅被当做丰富光彩的文学艺术形象继续流传于世。

　　亚瑟王传奇的发展、繁荣和衰落，是同认同他的文化意义的人们生活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中世纪的亚瑟的广泛流传，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杰弗里用拉丁文所写的《不列颠诸王史》。从此，亚瑟王从威尔士地方的英雄人物，走入更为广阔的欧洲舞台上。

　　亚瑟王的故事，随着拉丁文和法文译本迅速流传到了英格兰以外的地区，风行整个西欧。其在欧洲不断被传颂的盛况，堪称是当时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欧洲各地的民众通过吟游诗人的传唱听到了它，而吟游诗人们则在各国的宫廷大展文采。亚瑟王的故事的每一次重新讲述，叙述者都会因为其自身的时代和听众的特别需求而加以改编。法国人在亚瑟王的故事中加入了法国出身的第一骑士兰斯洛特，德国人则把符合他们审美的特里斯坦送到了亚瑟王的宫廷。亚瑟王成了各地作家的宝库，一个当时流行的品牌，而不断的被利用。

　　从杰弗里、到魏斯以及克雷蒂安和他的德国同行，完成了让亚瑟王的形象，一步步从历史到彻底虚化的过程。可以说，亚瑟王越被当时的人们认可，越被相信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在对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虚化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经过出于政治目的的历史学者之手，又辗转于欧洲各国诗人和文学作者的笔下加工后，历史作家笔下的亚瑟王从传统的威尔士民族英雄，成为了文学虚构中的君临不列颠的基督教圣明君主。

　　亚瑟王的形象在中世纪日益发展和兴盛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由于是中世纪的文史作家对亚瑟王孜孜不倦的创作。中世纪的读者，对于浪漫传奇故事都情有独钟。当时读者喜爱浪漫传奇故事的程度，不亚于对《圣经》或圣徒故事的兴趣。人们非常渴望读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特洛伊、英国的传说鼻祖布鲁特斯、亚瑟王和查理大帝等人的传奇故事。为了迎合人们的需要，作家们自然要创作民众喜闻乐见的亚瑟王传奇。可以说，人们的需要催生了亚瑟王的传奇。

　　另一方面，当时统治英国的诺曼贵族，出于政治目的，需要亚瑟王这样一个鲜明的历史形象。中世纪的作家在地位上比起古代时期有些下降。古代人把作家和诗人作为向导、哲人和朋友；而到了中世纪，教会常常把作家和诗人当作为魔鬼服务的眼中钉，贵族也仅仅把诗人当做提供娱乐的弄臣。作家对贵族们，有了一定的依附性，往往只能创作那些贵族需要的作品。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魏斯的《不列颠人的故事》等都与统治者的需要或要求有直接的联系。当统治者能够控制文史作品的作者时，他们自然要推行自己需要的作品。诺曼征服后，亚瑟王在英国的传播就得益于此。

　　尽管在中世纪早期，历史学家们言之凿凿的表示，亚瑟就是一位真实的历史君主，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亚瑟王不可避免的沦为了成为背景的神话人物。

　　及至15、16世纪，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洗礼，对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又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他们也渐渐摆脱了中世纪时期对贵族的依附，具有了独立性。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初步进入了遭遇怀疑的时期。但是，，亚瑟王的历史形象太有用了。处于相互交融的政治和文化目的，现代早期的英国宫廷无法轻易地放弃维护亚瑟王历史形象的立场。虽然偏重各有不同，但是在爱德华六世、亨利七世、亨利八世、伊莉莎白女王以及詹姆斯六世和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亚瑟王的历史形象，都先后被用于各种政治或文化目的。他或者作为王朝继承合法性和帝国统治的依据，或者作为新教旗帜，甚至是民族主义的试金石、王国身份的标志和宫廷理想和庆典的来源。

当王权开始削弱的时候，作为完美封建君主形象的亚瑟，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价值。而随着不列颠的民族融合，身为古代不列颠人的亚瑟王，在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融合构成的新英国人中，也失去了作为民族的象征价值。而人文主义的进程，也摧毁了中世纪被视为历史人物的亚瑟，所依附的封建时代。最终，失去了中世纪时期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价值的亚瑟的历史形象衰落了，亚瑟王仅仅被视为某个传奇或者文学形象继续流传。

　　亚瑟王的形象在历史中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文化现象。一方面，对亚瑟王的形象塑造，往往是基于政治需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在中世纪被当做历史人物的亚瑟王，也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同样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欧洲骑士准则的统一性，就是由于亚瑟王的传奇在欧洲各地传诵造成的。

一个人物，勿论是历史上的、亦或是虚构的，对他的宣传赞颂或者鞭挞贬低，都是与当时时代的需要，尤其与统治阶层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历史时，必须结合特定时代的特点，才能更好的掌握历史的真实情况。

Higham.N.J,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2,p.235.

Higham.N.J,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2,p.235.

The History if English Affairs I,5.

The History if English Affairs I,5.

MacDougall,H.A Racic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Mountreal,Hanover New England and London: Harvest House,1982.L.13

Babington,C. Polychronicon Ranulphi Higden Monachi Cestrensis, London: Longman(Rolls Series) 1865.L.334

Higham.N.J,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2,p.236.

常耀信主编：《英国文学通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Hay.D the Anglica history of Polydore Vergil, Londom: 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1950, p.74.

Koebner,R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Realm Henry VIII: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Polydore Vergil,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6 ,1953, p.29.

Higham.N.J,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2,p.236.

Hay.D the Anglica history of Polydore Vergil, Londom: 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 1950,xxxv.

Jones,E The England Nation The Great Myth , Stroud : Sutton Publishing 1998.

Flower,R “Laurence Nowell and the discovery of England in Tudor times ” 1935 reprinted in E.G.Stanley(ed)(1990) Britsh Academy Papers on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sh Academy 1-27.

Warwicke,R.M The Laurence Nowell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5:201-12,1979.

Roberts,R.J John Dee and the matter of Britain Honourable Society of Cymmroddorion Transactions: 129-44.1991.

Smith,J. C
The Poetical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3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09,p.62.

Finke,L.A
‘Spenser for hire:Arthurian history as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Faerie Queen’ in M.B.Shichtman and J.P.Carley(eds) Culture and the K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211-33.

Gillies,W Arthur in Gaelic tradition. Part II:romances and learned lore Cambridge Medieval Celtic Studien ,1982,3:41-75.

Allan,D ‘Arthur Redivivus’:politics and patriotism in Reformation Scotland,Arthurian Literature, 1997, 15:185-204.

Wormald,J ‘The creation of Britain: multiple kingdoms or core and colon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92,2:175-94.

Higham.N.J,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2,p.239.

Higham.N.J,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2,p.240.

朱迪斯·M·本内特 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05页。

基尔丁汉姆
格里菲斯著：《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沈宏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323-324页。

基尔丁汉姆
格里菲斯著：《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沈宏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