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奎：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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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奎：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问题分析

作者：刘作奎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3-05-28 09:23:28

    摘要：2012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中东欧地区，提出了中国和中东欧友好合作12项举措[1]，大力推动中国和中东欧经贸合作尤其是双边投资问题。随着9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在北京正式启动，双方关系进入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同中东欧的投资合作迎来重要机遇期。本文以此为背景分析中东欧对中国的投资机遇、中国目前在中东欧投资的主要特点、面临问题和挑战，并对未来中国在该区域投资政策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中东欧友好合作  投资关系  窗口期  政策建议

    2012年9月6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成立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和中东欧关系发展迎来了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和中东欧经贸合作的逐渐增多[2]，关系日益发展，其中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中东欧投资已经成为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窗口期”的出现

    一国投资气候的改善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外部直接投资的增加。但重大的投资机遇往往发生在某国家或地区经历重大转型、变革或者具有资源禀赋的国家因国家动荡而重新洗牌（如西方对战后利比亚能源格局的重新分配）等。事实上，中东欧国家自苏东剧变之后，向中国展示出一次较大的投资机遇，即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时期，中东欧大部分国家纷纷进行私有化改革，实行市场开放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对外资提供优惠，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以后随着“回归”西方步伐加快，这种机遇期也随之结束。但是在中东欧转型时期，中国由于投资能力有限而没有出台相应的整体投资战略，只是投资移民积极参与到转型期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开发[3]，并以短线投资为主。从2005年至2011年尽管中国对中东欧大部分国家投资存量保持增长态势（见图1[4]），但基数较低[5]。

图1：中国在主要中东欧国家投资存量情况（20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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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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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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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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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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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面铺开以及“十五计划”期间（2000—2005年）“走出去”战略的启动，中国开始在全球市场寻找投资机会。但中东欧国家一直把欧盟内部国家作为主要吸引投资对象，同时囿于对欧盟市场规则的不熟悉以及对中东欧国家的模糊定位，中国一直难以在该地区找到合适的投资机遇。但“十一五”期间（2005—2010），中国的投资在中东欧地区逐渐加强，中东欧的投资潜力开始得到中国投资者的关注和重视。[6]

    2010年日益严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欧元区持续动荡，进而对中东欧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就投资机遇来说，中东欧向中国展示了一个“窗口期”，具体表现为下列两点：

    首先，债务危机直接促成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变。2010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直接伤害到中东欧区域，导致该区域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联合国《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针对2011年的调查指出，在欧洲经济发展前景持续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以及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采用吸引外部直接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使得2011年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的投资环境非常有利于外部投资者。据统计，比之2010年，对外部直接投资采取限制性政策国家的比例明显下降，约从32%下降到22%，而针对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具体政策越来越指向一些具体产业，如电力、天然气和水供应、交通运输和通讯等。[7]中东欧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纷纷把投资促进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受此影响，对该区域的外部直接投资意愿显著增强。联合国贸易和开发会议2012年对世界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新欧盟12国（10个中东欧国家+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成为投资的热点之一，紧随东南亚、欧盟15国、北美、拉美之后，其后则是东南欧和独联体区域国家（该区域包含8个未入盟的中东欧国家），领先于西亚、北非、下撒哈拉非洲和部分发展中国家。[8]

    其次，受债务危机影响，欧元区在中东欧的投资国希腊、意大利等的部分投资行为难以为继，造成大量经营不善的资产，这些为外部投资介入提供了机会。同时，欧元区危机的外溢已经严重影响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中东欧国家由一味“西向”开始“东张西望”，向东方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寻求更密切的合作机会来推动经济增长。中东欧国家将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电力等清洁能源建设、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通讯产业作为主要吸引投资的政策领域，鉴于中国在上述领域投资基础较好以及部分先发优势，且拥有的丰盈的外汇储备，一些中东欧国家纷纷争取中国的投资，各种投资论坛和投资促进活动在中国和中东欧多次举行。中东欧与中国的投资互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平。

    需要强调的是，影响中东欧投资环境改变的主要因素是欧债危机，对欧债危机前景的判断会直接影响到对中东欧的投资定位。欧债危机事实上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根本性挑战，而主要只是欧元区内部的结构性危机，尽管危机仍在持续，但经过欧元区内部结构调整与磨合，欧债危机的严峻形势预期未来几年会有所缓解。形势好转了，欧元区对中东欧的联系、互动甚至控制会再度恢复，中东欧对欧元区的依存度会再度提升，它们向外界展示的投资机遇将逐渐消失。因此可以说，中东欧这一轮投资机遇只是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窗口期”。

    对中国乃至中欧经贸关系来说，抓住这一“窗口期”殊为重要。当下投资中东欧是中国实现出口产品升级和投资价值链延伸的重要机会，错过这一时机不但错过了占有该市场的机遇，而且错过了借助欧洲市场实现产业发展模式转变和价值链提升的重要时机。欧债危机导致欧盟国家实体经济萎缩，进口需求下降，也直接影响到欧盟对中国的进口。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持续下降，进入2012年则出现负增长，第1季度负增长1.8%，第二季度负增长0.8%。[9]2012年第1季度欧盟非能源产品进口增速0.8%，而中国对于欧盟的非能源产品出口增速是-2.28%，中国对欧盟非能源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下降是1季度对欧盟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杂项制品（主要包括家具、服饰及配件、鞋制品等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和机械与设备出口是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两大类产品，这两类商品在欧盟市场份额增速早在2004—2005年期间就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杂项制品市场份额绝对值在2011年开始下降，机械与设备产品市场份额绝对值目前还有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增速已经趋近于零。[10]上述趋势说明，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下降已经积累一段时期了，是中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出现下降导致的后果，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欧盟市场上出口竞争力已经在衰退，即便是资本密集型的机械与设备出口品竞争优势也几乎耗尽。要想改变这种下降趋势，不能指望或等待欧盟经济的复苏来找平损失，而是中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竞争力提升和推动向产品生产价值链上游转移。加快出口产业升级，进而增进对欧投资就成为弥补中国最大出口市场负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着眼点。而中东欧地区人力、资本、产业等投资基础较好，并且获取欧盟技术和市场也较为便利，是能够产生诸多附加值的投资地。

    二、目前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的主要特点

    首先，注重投资布局的整体性，强化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链的整体迁移。

    目前，在中东欧的交通运输（港口、机场、道路）到本地组装和分销网络（建设产业园）以及后勤设施（海运、航运投入以及集装箱公司建设、电信网络建设）建设领域，已经能够看到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身影。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布局以具备整体性特点，从原来只注重人员集中和静态销售的贸易城、贸易中心建设到更看重投资产业的多样化和价值链开发。随着中国在中东欧绿地投资、并购、合资等日益增多，中国企业已经尝试将具体的生产模式落地中东欧（如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制造、信息和服务业以及化工、农产品开发等），把中东欧作为产品升级、销售（分销）中心，实现中国产品生产、流动、销售和品牌塑造在中东欧本土化进而“欧洲化”， 并以中东欧为跳板进入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市场。这不仅是目前而且是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中东欧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

    其次，特色投资产业逐渐形成。

    中国目前在中东欧的特色投资产业基本成型，其投资方向基本上围绕着中国的技术、人力资本比较优势以及长期积累的先发性优势，并结合中东欧国家有实际投资需求的产业展开。这些投资产业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与通信技术建设与研发、清洁能源投资（主要是技术投资）和机械加工与制造等。

    2010年4月中国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与塞尔维亚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泽蒙—博尔察跨多瑙河大桥项目合同，这是双边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尽管有投资波兰A2高速公路失利的教训，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东欧发展势头较好，已经遍布中东欧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华为和中兴投资几乎遍布整个中东欧国家，业务覆盖范围广泛，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清洁能源的投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水电站、核电站、火力发电站等方面加快了资本和技术投资。在机械加工与制造方面，中国在中东欧多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投资电器、汽车及重型机械生产线。如2012年1月底陕西柳工并购波兰工程机械企业HSW。HSW是东欧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之一，在重型工程设备方面具有相当高的行业地位，其产品出口80余个国家。而柳工收购该企业，可获得其全部知识产权和商标，还可以在波兰建立制造和研发基地，可以以波兰为中心辐射到欧洲市场。作为上述优势产业的集成成果，中国也加大对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园或工业园建设，以鼓励和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扩大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影响力。

    再次，注重对中东欧地区重点国家的开发与合作，以点带面。

    中国发展同中东欧关系不追求一步到位，在整个区域全面铺开，而是更看重投资优势较为突出或各种综合指标较为均衡的国家，尤其是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地缘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水平等。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跳板”和“桥头堡”作用是中国尤其看重的，如匈牙利、波兰以及与中东欧邻近的希腊（购买港口）成为中国的重要选择地点。目前，匈牙利是中东欧地区中资机构和华商最为集中的国家，中国在匈投资涵盖贸易、金融、航空、化工、物流、地产、咨询服务业、通讯和电子制造等行业。[11]2010年和2011年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连续两年以总计12.63亿欧元收购匈牙利宝思德化学公司96%股权，成为中国对中东欧最大一笔投资。中国对波兰的直接投资多年来一直较少，直至2007年中国投资者才开始注意到强劲发展的波兰经济。从2007年开始到2011年中国投资波兰经历了快速增长，投资涉及到机械制造、通讯技术、矿产开发、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12]从中国政府统计数据看，2010年和2011年中国的投资重点主要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这几个国家。投资存量匈牙利最高，分别为4.657亿和4.7535亿美元，其次是波兰（分别为1.4031亿和2.0126亿美元）、罗马尼亚（分别为1.2495亿和1.2583亿美元）、保加利亚（分别为1860万和7256万美元）、捷克（分别为5233万和6683万美元）。[13]对这些国家的重点投资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中东欧整个区域的投资。

    最后，对中东欧投资的软环境部分得到改善。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中国和中东欧的文化交流，开办各种投资交流论坛，派遣“投资促进团”到中东欧国家来推进投资，加强信息交流与经验共享，尤其是邀请中东欧国家主管官员来华交流与培训，了解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投资政策等。[14]中方还设立中国和中东欧文化交流机制以及研究基金等推进对中东欧地区的了解。

    三、中国在中东欧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借投资将产业链整体迁移到中东欧，把中东欧作为产品升级、销售（分销）中心，实现中国产品生产、流动和销售在中东欧的本土化，借此打入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市场，这是中国投资中东欧的主要作法，但这种作法存在着一定的投资风险。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关注中国这种投资动向，一些欧洲议会议员明确表示，中国的投资如果能够为中东欧国家提供工作岗位并带来收益，将受到欢迎。如果只是把之看成是出口集散地或者销售中心，欧盟国家会强烈反对。中国和中东欧部分国家产业趋同性进而形成的竞争性也不容忽视。波兰、匈牙利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欧盟内部缩小版的中国，都以加工工业为主要特色来供给欧洲市场。[15]

    关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品价值和市场容量问题是中国投资者们一直非常关心的。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诸多优质资产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期间因私有化而被西方国家所消化，，目前其大部分优质资产仍把持在西方那些“捷足先登者”手中。中国企业很多时候获取的是西方投资者在中东欧经营不善的产业。[16]同时，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相对有限的市场容量难以使中国的投资有比较大的收益。此外，中东欧国家市场规则与欧盟接轨增加了中资机构介入的难度。加之部分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国家灰色经济泛滥、腐败盛行，法律法规有时难以落实到位，这些因素都给中方投资带来风险。

    其次，与中东欧密切联系的利益攸关者对中国进入中东欧市场表现出忧虑，进而进行限制。这里主要包括欧盟、俄罗斯以及中东欧一些有影响力的商业利益集团。欧债危机发生后，中国对中东欧地区的介入已经引起了欧盟机构以及德国等的高度关注，猜测中国试图“分裂欧盟”，组成另一个“中东欧集团”。 2012年中国同中东欧会晤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事先呈送给欧盟机构审议，欧盟官方坚决反对公报提出的中国和中东欧关系“长期化”和“机制化”的提法。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对中国同中东欧单独搞双边会谈表示忧虑。[17]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欧盟机构、相关成员国可能会设置障碍。与中东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也对中国的做法表现出狐疑态度，担心中国势力逐渐进入其“后院”，挤占其贸易机会和政治影响力。中东欧国家的商业利益集团也是阻碍中国进入中东欧市场的重要力量，它们本身与中国在采购、招标问题上存在竞争关系，中国企业的进入势必对其生存构成挑战，因此，也会时常要求政府以保护本国企业为由在准入规定、招标条件、签证、拘留等方面施加各种限制。

    第三，媒体和智库的负面宣传对中国的投资行为构成压力。在中国进入中东欧时，当地部分媒体开始指责中国滥用公平交易规则和价格倾销来实行不公平竞争。一些智库建议，中东欧需要团结搞好经济外交，与中国进行砍价交易，防止中国利用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来获取更大收益，中东欧和欧洲只有团结才能正确应对中国的经济“入侵”。[18]还有智库认为中国的投资政策是受到了政治利益的驱动[19]，中国需要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的支持来对欧盟大国发挥影响力，在欧盟内部组成支持中国的中东欧联盟可能会推动欧盟实施有利于中国的决策。部分智库还认为，中国针对中东欧国家搞“划线外交”，经济潜力和政治态度与中国投资具体国家密切相连，如波兰和捷克通常得到来自中国与其实际规模不成比例的投资，因为政要们经常接见达赖喇嘛，批评中国人权。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对中国采取全力支持态度而获得了不菲的投资回报。媒体的宣传，加上中东欧国家民众对中国不了解，而且转型后国家对中国制度的不认同，推动了部分中东欧国家舆论环境对中国投资的不利。

    最后，中国对转型后的中东欧国家不了解和不熟悉。

    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首要任务是巩固民主，融入西方并加入欧盟。中国主要致力于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双方战略发展主导方向的不同导致双方曾经密切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疏远。中东欧地区国家众多，语言、文化、民族、宗教和历史发展复杂多样，加上与中国地理位置遥远，国家变化较大，这为中国了解中东欧平添了难度。

    四、中国在中东欧投资的主要案例与警示

    2009年9月，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公开招标，该条高速公路从波兰华沙直通德国柏林，是为开办2012年“欧洲杯”所筹建的重要工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迅速应标。最终，以中海外为首的联合竞标体以13亿波兰兹罗提（约合4.72亿美元，30.49亿人民币）的价格获得A、C两个标段的合同，成为中国公司在欧盟国家获得的首个大型基建项目。中海外公司一直想进入欧洲基建市场，A2高速公路无疑是个很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但2011年6月这项工程最终以波兰政府解除与中方公司合同告终，中国基建中东欧“第一标”以失败收场。对于中海外投资波兰问题，国内媒体认为其盲目入市导致惨败收场。事实上，对于中海外的投资案例应该辩证、客观而全面地分析，方可对中国公司今后投资中东欧提供较为丰富和全面的借鉴。

    首先，需要看到中海外投资波兰过程中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1）投资竞标时，正好赶上2009年金融危机，原材料价格相对较低。竞标成功后，由于天气原因（不可控因素），工期拖后，在这期间，波兰经济很快复苏，并且开始大量兴建基础设施迎接2012年欧洲杯，各种基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仅一年多的时间，部分原材料和挖掘设备的租赁价格上涨了5倍以上，基建工程成本直线上升，使得中方承担的工程一开始面临亏损的窘境；（2）中国投资该工程得到波兰官方的明确支持。波兰执政党之一的农民党急于创造业绩，并且非常相信中国企业的“中国速度”。另一方面，欧美承建商对波兰基建的要价一直太高，出于压低价格的目的，波政府也倾向于中国企业进入，政府代表几次到中国游说。[20]中方的过低报价没有引起波政府官员的怀疑。而中方则认为，先把工程竞标下来，在遇到困难时可要求波政府出面帮忙。事实上，当中国公司真正遭遇困境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向中方期望的方向发展。2011年6月波兰总理图斯克坚决拒绝中方提出的报价调整要求，并终止了与中方的合同；（3）投资方波兰公路管理局在投标过程中操作不规范，刻意隐瞒部分施工难度，竞标程序也不公平和透明。[21]考虑到上述因素，中海外投资波兰失利有其特殊原因。

    其次，中海外投资失利也有自身方面的直接原因：（1）盲目入市，不了解情况。在投资初期过于相信个别波兰专家的意见，不充分了解当地基建具体情况；不了解欧盟方面的一些特殊规定，如高速公路上必须建设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门通道，承包工程要雇佣当地劳工，与当地原材料供应商不熟悉等，凡此种种导致项目预算严重超标。（2）内部管理不善，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没有理顺合作伙伴之间的工作关系，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3）技术把关不严。在投标时波兰提供的项目功能说明书描述不清，中方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也不了解承建工段复杂的地质情况，中方技术人员在投标前并没做好足够的准备“功课”就匆匆应标和报价。

    再次，把中海外投资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这一更大的背景下来考察，更能看到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面临的部分深层次问题，其中就包括投资配套措施不健全问题。中海外赶上“欧洲杯”这一全欧范围内最关注的事件，欧洲国家上至总理或首相、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关注欧洲杯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在波兰的“烂尾工程”，使得事件的负面影响超乎预期地被放大，中方则对此毫无准备。它反映了中国企业危机预防意识和公关能力的严重缺位，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投资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五、中国在中东欧投资政策建议

    （一）明晰中国对中东欧投资战略意图，即通过与中东欧合作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和欧盟合作。

    中国投资中东欧有产业链升级的意图以及生产本土化的诉求，但基本是一种经济行为。应通过相关政策阐释让欧盟认识到，中国投资者是本着互利共赢、遵守欧盟法律法规的原则来运行。中国的投资对于推动中东欧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在欧盟框架下促进东部欧洲和西部欧洲更加均衡发展的有益推动力量，对于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是不错的机遇和尝试。

    鉴于中东欧与欧盟的紧密依赖关系，在推动我与中东欧双边合作进程中，不宜将欧盟的角色和作用排斥在外，这是加深中欧全面了解、排除欧盟对我无端猜疑的有效途径。应部分创造条件，在不淡化中国和中东欧合作主旋律情况下，让欧盟机构和部分成员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把中国和中东欧合作变成适度开放和包容的多方合作平台。

    （二）妥善处理好投资中东欧地区的风险规避和危机管理问题。

    投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当地政府、民间机构的支持，因此应做好配套性工作。借投资之机，广泛联络当地机构，加深了解与合作。为规避风险以及提高危机管理能力，应创造条件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或投资风险分析团队）和由地方精英组成的基金会等机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目的是为投资搜集信息，深入调查，总结意见，避免盲目涉足不熟悉的领域。建立地方性的基金会主要目的是进行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企业首先应该让部分地方精英成为中方投资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一旦遭遇到投资失利或者投资阻碍，基金会可以出面公关，化解危机。

    （三）国家应加强对投资行为的引导和扶持。

    在投资方式上，政府应引导企业根据项目的具体特点灵活选择恰当投资方式，除绿地投资外，积极探讨采取合资、并购、参与私有化等方式；对金额大、关注度高的项目，可探索与跨国公司合作投资的可能性。

    一些中东欧国家设置的具体技术障碍需政府主动站出来加以推动解决：一是中方劳动签证、工作许可和居留难，影响到对中东欧投资的扩展；二是社保问题。我国与中东欧国家未签署社保协定，在当地中方企业人员须缴纳养老和失业保险，而工作期满回国时，所缴纳的保险费又不能退回，给企业造成了额外负担；中东欧国家为招揽投资一般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体制的掣肘而落实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政府出面敦促中东欧国家政府加大相关政策实施力度。

    （四）中方提出的加深双方友好合作的12项举措应作为政策核心加以实施。同时应积极总结经验，修正部分政策措施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在其他地区实践，积极探讨富有内涵的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新模式，力争成为继中非合作之外，中国加强同相关区域国家合作的新典范。为此，中方提出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应集中在此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广泛吸收政界、学界、商界精英探讨我同中东欧合作的新模式并加以推广。

    （联系 刘作奎：liuzk@ca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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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十二项举措主要包括：成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中方向中东欧国家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专项贷款、中方发起设立“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方向中东欧派出“贸易投资促进团”等，详细内容见新华网。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统计，自2008年至2011年，中国与新入盟国家（中东欧八国加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贸易总额持续稳定增长，从380多亿美元增长到540多亿美元。中国与西巴尔干六国贸易总额也呈增长态势，从2008年的7亿多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4亿多美元，2011年增长到29亿多美元。据商务部欧洲司统计数据：。

[3] 李明欢：《东欧社会转型与新华商群体的形成》，《世界民族》2003年第2 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7—8页。

[5]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对中东欧16国投资存量截止2011年总计为10.0877亿美元，远不及对瑞典一国投资（15.3122亿美元），与对欧洲主要投资国法国（约37亿）、德国（约24亿）、俄罗斯（约38亿）差距更大，对第一投资国卢森堡（约71亿）和第二投资国荷兰（约66亿）差距有6、7倍之多。数据来源同上。

[6]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7]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p.xix.

[8]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Prospects Survey 2010-2012, p.12.

[9] 见商务部统计数据：。

[10] 数据来源于Eurostat并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整理数据。

[11]

[12] 毕马威：《波兰作为中国商业伙伴之地位：中国投资者如何看波兰》，2011年，第5-6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37—8页。

[14] 据笔者了解，邀请中东欧国家官员来华进行培训主要由商务部出资，外交部牵头执行，产生了较好效果。

[15] 波兰央行行长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2012年7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

[16] 当然在一些中东欧国家尚有私有化不彻底的国营产业，中国企业有较好的介入机会。

[17] 上述材料来自笔者对中国相关决策人士的采访。

[18] Marta Golonka, Bartek Nowak, Daniel Timoner, ed., Partners or Rival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2,

[19]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Analysis: Facing the Risks of the “Going Out Strategy”, (2012) ,

[20] 资料来自笔者据波兰相关人士的采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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