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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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 | 时间：2014-11-19｜阅读数：

　　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与美国利益攸关。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其主要精力被牵扯在中东的反恐战线，导致美国对亚洲的关注程度有所降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出了名为“亚太再平衡”的新战略，试图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亚太地区。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它的一些基本特点也逐步显现出来：第一，虽然再平衡的本意是美国在亚太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调整力量部署以取得适应新形势的平衡状态，但在亚太内部同样也需要进行再平衡，美国官员相关表态的重点几乎都集中于如何兼顾亚太内部不同力量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上。第二，虽然这一战略事关亚太，但美国显然是以“亚”为主、以“太”为辅，在重点关注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同时也适当兼顾小国。第三，这一战略提出至今，各界质疑美国无力兑现承诺的声音不断，但美国政府始终坚称其目标不会动摇。[①]第四，几乎所有美国政要均强调亚太各国必须尊重现行国际法规与行为准则，以和平方式而非单边行动解决争端，表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维护亚太现有秩序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第五，所谓再平衡意味着美国原本追求平衡，但针对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失衡局面，美国需要使其重新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因此，有观点认为，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基于防守而非进攻的姿态，维持现状才是美国的真实意图。为了达成再平衡的战略目标，美国必须在亚洲内部调整其力量部署和与有关各国的关系，而如何处理与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如何塑造亚洲的格局使之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需求，就成为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中国和日本

　　再平衡战略致力于提升美国的影响力，这必然会触及美国在亚洲的相对地位及其对中日这两个“亚洲超级大国”的再定位，其结果决定了再平衡战略将如何实施。

　　(一)美国对中国重在防范

　　中国无疑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关注重点。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Menendez)直言道，尽管再平衡战略不只与中国有关，但它无疑涉及中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L.Armitage)认为：“政府说这不是针对中国，其实这完全是针对中国，中国对此很清楚。”尽管美国行政部门一再否认该战略是针对中国，但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Panetta)宣布要将美国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还专门谈及发展反击所谓“拒止战略”的能力;美国国防部则公开提出“海空一体战”，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的拒止战略;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R.Russel)则宣称“华盛顿提供的安全伞已经使这一地区保持和平数年之久，在中国的自信和影响上升之时，再平衡只是加强了这一承诺”。这一切显然无法用再平衡并非针对中国来解释。美方认为中国正变得愈发自信(assertive)和有挑衅性(aggressive)，不断采用所谓“切香肠”的方式来扩展利益诉求，已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所以美国对华不满在不断上升。

　　但是，美国现阶段仍主要通过要求中国遵守既有规则来应对其发展，奥巴马在2011年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和东亚峰会上以及2012年2月在白宫，分别对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发出了“中国应该遵守国际规则”的明确表态。与此同时，美国也一再宣称“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能够有助于给这一地区和世界带来稳定和繁荣”，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有条件地接纳中国的崛起。此外，美国重返亚太原本就有借助中国经济增长带动自身发展的明确意图，全面与中国为敌、对华进行遏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在增强对华威慑的同时，美国也在尝试深化与中国的接触交流，努力避免与中国的正面对抗，争取维持美中关系的基本稳定，延续其一贯的“对冲(hedge)”战略。但近来美国对华疑虑和担心明显提升，再平衡战略虽然同时强调对华接触与防范，但更侧重于防范，或者说追求在防范基础上的合作。

　　(二)美国对日本重在利用

　　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中，日本占据重要地位。既然其用意是提高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存在感，那么在所谓“亚洲安全基石”——美日同盟中的盟友日本自然成为美国最有潜力的协助者与合作者。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Auslin)注意到，必须有强大的伙伴愿意分担维护亚洲地区稳定的重任，再平衡政策才能维系下去。而在美国所有的盟国和伙伴中，唯日本看起来能应对这个挑战，唯日本拥有物质财富而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对于崛起的中国，没有强大的日本就没有可见的对冲，事实证明印度不可能发挥日本的作用。”由于韩国和印度均无法胜任，“美国需要日本成为其在亚洲最好的盟友”。因此尽管很少公开谈论，但美国国务院官员私下承认美国可能不得不忍受安倍晋三的不得体言论，因为日本对美国在该地区核心利益的贡献将大幅增加。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J.Burns)也承认：“毫无疑问，我们与日本的条约联盟是我们的战略转向亚太地区的支点。”显然，无论从能力还是意图上看，日本都是美国实行再平衡战略需要借重的支柱性国家。

　　但从小泉纯一郎离任后美日关系就波折不断，在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甚至一度出现令美国恼怒的路线之争。[②]虽然安倍再次上台后将强化日美同盟视为自己的外交重心，在美国关注的基地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安保合作指针等问题上都予以积极配合，但安倍根本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③]而其设想并非全都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一直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日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审慎国家，甚至是一个准和平主义国家。但日本过去几年针对中国和韩国的行动(尤其是安倍再度担任首相以来)引发了对上述假定的严重质疑。美国需要非常留意，不要让日本把美国拖入具有毁灭性的不必要的争端中。尤其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明显的挑衅姿态已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形成冲击，导致当前的美日关系并非如两国官方和媒体渲染的那样稳固可靠，而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般的“职业化”关系。[④]因此美国既希望敦促日本发挥出更大的合作潜力，帮助美国实现再平衡的宏大目标，也需要提高对日控制力，防止其自主行为干扰美国的统一部署。只是由于当前美日面临的外部挑战趋同、共同利益超过分歧，所以美国对日外交重点仍是合作与利用。

　　(三)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带来了复杂影响

　　如何界定中国与日本的地位，涉及美国对自身地位与能力的判断。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战略以来所取得的具体成果甚至实现相关目标的能力都受到广泛质疑，[⑤]这既是美国财政赤字带来的后果，也与世界其他地区局势依然动荡导致美国难以脱身有关。亚洲更为错综复杂的局势也加剧了美国的窘境。在中国愈发坚定自信地追求自身利益和日本极力试图成为“正常国家”这两大趋势面前，美国单靠一己之力已难以从容应对各种直接和潜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助理司令约翰.帕克斯顿(JohnM.Paxton)上将宣称：“海军陆战队履行其全球责任需要54艘两栖舰只，但计划部署的只有38艘，而且这个数字还可能缩减，目前存量仅有29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Locklear)也同样向国会坦陈了两栖和登陆舰艇的不足已影响到海军陆战队完成使命。助理国防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KatrinaMcFarland)甚至直言“正在对重返亚洲战略进行重新评判，因为坦率地讲，它不可能成真”。美国追求的是一对看似矛盾的目标：一方面，由于财政支撑的不足而被迫削减国防预算，因而不得不鼓励亚洲盟友在自我防卫和维持地区均势方面分担更多责任;[⑥]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影响力下降时维持自身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力不从心的现实导致美国既对各种现有和潜在挑战更为敏感，也对强化同盟的期待更为迫切，同时对卷入于己无关的争端也更为谨慎。

　　(四)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对华和对日关系的协调

　　首先，美国在亚太战略中兼顾中日是其外交传统。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对于美国来说非敌非友，但中日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均至关重要，且非任何其他国家可比。2013年年底日本外务省在美国进行的民调显示，当被问及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伙伴时，35%的民众和39%的专业人士回答是日本，39%的民众和43%的专业人士回答是中国。[⑦]而中日之间的对抗性及其导致的共同对美期待常常使美国面临复杂敏感的局面，在处理对华和对日关系时，美国时常要协调这两对关系，将其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考量，无论是关于东亚的表态还是出访，美国政府都会以适当方式兼顾中日，根据需要向两国表达出相同或不同信息，从三方的互动中获取美国想要的结果。

　　其次，美国关于再平衡的官方表态几乎总是同时触及中日。2012年5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洛克利尔提出五大亚太战略规划要旨，其中前两条分别是：(1)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强化区域同盟与安全伙伴关系;(2)维持并改善美中军事交流。

　　2013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Donilon)阐述了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五个支柱，其中第一个是加强与日本等盟友的关系，第三个是发展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积极推动再平衡战略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应维持以与日本紧密合作和继续与中国对话为核心的重返亚太战略。这表明中日都是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实施再平衡战略需兼顾二者，缺一不可。

　　再次，美国表现出借力日本应对中国的明显意图。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2010年5月公布了“海空一体战”构想，并被美国防部采纳。该中心副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表示：日本有必要提高在形势日益紧张的东海的警戒监视和空防能力，为使美国最大限度发挥作战能力，日本应该做得更多。[⑧]哈格尔表示，现在美军的关键在于少花钱多办事，办法是帮助友好国家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以及依赖军队质量而非数量。希拉里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美国重视亚洲的战略提出的背景之一，同时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几乎全部指向日本”。因此希拉里强调“(日本)在寻求变化时与美国展开紧密合作显得至关重要”。有日本学者指出，日美以前的分工是日本是盾、美国是矛，，日本实行的是专守防卫，今后的分工将逆转为日本是矛、美国是盾，美国无意与中国直接发生冲突。[⑨]

　　最后，美国对中日的政策依事态演变而不断调整。美国提出再平衡战略时的重点针对目标是中国，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R.Biden，Jr.)曾表示：“我们努力使自己与中国的关系走上正确的道路，满足正确的标准……为使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要借助于投入资源适当的和成功部署的再平衡，使这一地区也同时走上正确的道路。”可见当初盟友的作用主要被设定为协助美国应对中国。但随后事态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表现，联合对华施压的局面激发了一些盟友如日本借机满足私利的欲望，随着日本在对华外交中变得过于主动和富有挑衅性，美国原本期待的局面出现反向失衡的迹象，即有时日本而不是中国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麻烦。[⑩]为了维持理想的平衡状态，美国不得不按照事态演变不断对其对华和对日政策做出适当调整。按照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说法，管控东北亚一触即发事件的主要任务是约束日本、阻吓中国。

　　二美国在各领域对中日的综合举措

　　自从美国开始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来，其在不同领域分别对中国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既不是一边倒的“挺日遏华”，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借华压日”，而是从整体战略需求出发，在不同议题上各取所需、区别对待。

　　(一)在安全领域的举措

　　第一，加强对日理解和支持，提升日本配合美国战略的积极性。首先，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态逐步倾向于日方，令日方“受到鼓舞”。其次，在福岛大地震后美国派出航空母舰赶赴灾区参与救援，颇令日方感动。再次，奥巴马政府将棘手的驻日美军基地调整问题与美军整编分开处理，美日于2012年5月达成协议，首先完成9000名驻日美军的转移，将腾出的土地及设施移交给冲绳地方政府，同时在基地调整问题上也不再对安倍政府强硬施压。最后，2014年4月当中国决定不邀请日本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后，美国也拒绝派出舰艇参演。美国的这些举措提升了对日本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日本政府和民间的对美好感，强化了日本“危机来临时只有美国可以依靠”的意识。当哈格尔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宣称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改变钓鱼岛的现状后，日本防务大臣随即表示“欢迎”和“支持”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第二，与日本协作提升对华施压力度，进一步将日本纳入美国的亚太整体规划中。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美国首先表示不接受，派出军机闯入这一区域，日本迅速跟进，两国还商定在国际场合共同倡议谴责中国。在2014年5月举行的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和日本首相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并一起对华施压，被中国代表称为“一唱一和”。[11]美日还于2014年5月在东京举行首次网络安全综合对话，声称源自中国等的网络攻击成为国家安全新威胁，将讨论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可以采取的对策。美国政府还公开支持日本通过保密法以便双方开展更多情报合作。今年美日还将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据称其重点就是转向应对中国。

　　第三，帮助提升日本独立应对挑战能力的同时，防止轻易因日本而卷入对华冲突。中日领土争端升级后，美国政府继续在其官方文件中渲染中国军力增长和“不透明”对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挑战，增加邻国对华的紧张感，强化日本的遏华意识。美国还与日本多次举行(有时甚至是主动邀请)以夺岛为目的的军事演习，不断扩大演习规模和涵盖领域，还通过特殊兵种的联合参演来弥补自卫队的相关技战术缺陷。但美国政府一直避免直接插足日中争端，一再要求日本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从来没有将在同盟框架下协防日本的原则具体化，甚至在日本媒体渲染美国制订了协防钓鱼岛的方案之后，美国防部还明确予以否认。

　　第四，增强对日本的控制力。美国提出再平衡战略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美日同盟的举措，如调整驻日美军基地、加快美日军队混编、频繁开展联合训练、加强信息共享水平、向冲绳派驻新型战机、在日本部署新的远程雷达、迫使日本购买美制F-35战机等。这些举措除了有助于提高同盟应对外部挑战的效力，还能将美国的影响更深地嵌入到日本内部，强化日本对美的依赖，提升美国对日的控制力。2014年1月，美国还以安全防护条件不足为由，要求日本归还了部分钚和高浓缩铀。

　　第五，增强与中国军方的接触。近年来，美国多次表态希望加强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合作，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专门谈及建立新型两军关系的问题并得到双方的共同响应，中美军方高层频繁互访并直率表态，还相互开放有代表性的敏感设施和装备，2013年中国军队首次受邀在美国国土上参加联合演习，2014年还首次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第六，极力防止中日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官员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所有表态中，几乎都会敦促中日双方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随着中日冲突的加剧，美国一再表示希望两国保持克制，减少可能诱发冲突升级的任何举动，鼓励中日建立危机防范机制。美国政府还派出前任官员组团访问中日以了解双方思路，希拉里还多次表态称美国愿意帮助促成中美日三方的会晤来讨论中日争端。

　　(二)在经贸领域的举措

　　在安全领域，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始终稳固，但其在经贸领域地位的下降已很明显。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强化安全领导地位的同时，提升美国与亚洲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水平，以实现全面“重返”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实施。研究表明在TPP成员之间，看不到因为签署该协议而出现的巨大商业利润或福利收益。特别是对于美国，TPP的最大成效是那些没有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享有了优先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力，美国是相对利益受损的国家。显然，美国加入TPP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达成该协议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巩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二是结合在欧洲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该协议将把美国置于一项“伟大事业”的中心。这项伟大事业就是制定未来一百年管理全球经济的各项规则。因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E.Rice)在乔治城大学的演讲中声称，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就是完成TPP谈判并获得国会的批准，而TPP对中日的不同效应将有助于实现美国在亚洲的经济目标。

　　对于日本，奥巴马政府千方百计敦促其加入TPP。日本民主党政府由于担心国内敏感产业受到冲击而一直采取的谨慎应对的态度招致了美国的不满。自民党重新上台后，安倍政府将加入TPP视为改善对美关系的重要手段。2013年2月安倍访美时，与奥巴马就各自在敏感产业上的关注进行了交流，3月日本即宣布加入TPP谈判。在谈及安倍访美的意义时，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公开宣称，美日之间最重要的议题是加强经贸合作，而非外界所认为的强化安全合作。[12]而在奥巴马2014年4月的日本之行中，出于对美日最终签署TPP协议的期待，美方还罕见地推迟了《美日联合声明》的发布时间。

　　而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加入TPP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就颇像例行公事了。美国贸易代表曾表示，TPP是开放性机制，中国无须邀请只需自主决定是否参与TPP。[13]2013年5月，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iscoJ.Sanchez)在访日期间表示，如果能承担得起和先加入成员国同样高水准的自由化义务，美国就欢迎中国加入TPP。[14]不过TPP协议中包含了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便利化及具有约束力的环境与劳工标准等多项高标准条款，不仅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满足，而且此前这些条款一般也不被纳入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范围。虽然不能断定美国积极推进TPP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的加入，但客观上其准入条件对中国来说门槛颇高，至少从近期看，中国不可能具备加入TPP的资质，因而也无法参与TPP规则的制定，以后如果加入将不得不被动接受这些规则的制约。

　　如果目前的TPP谈判可在短期内完成，则包括美国、日本以及与中国存在大量双边贸易关系的亚洲新兴国家在内的亚太国家的经贸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TPP的框架下运行，中国在亚太经贸领域中的地位必然会受到冲击，而美国和日本的影响力将得到明显提升，同时主导经贸规则的制定也将赋予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可持续性”的影响力。鉴于日本的经济规模与合作意识均非他国可比，所以日本就成为美国推进TPP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没有日本加入TPP，美国的亚洲战略将是不完整的”。

　　(三)在政治领域的举措

　　第一，避免在中日领土之争中选边站。近年来，领土争端的激化使得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明显恶化。虽然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提升日本的作用并增强对华压力，但它对于中日间具体争端的介入一直非常慎重，虽然在钓鱼岛行政权问题上的对日支持力度逐步提升，但在主权归属这一最敏感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中立，同时还不断公开强调中日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平解决争端，避免给任何一方留下已经选边站的印象。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有个不断调整的过程，目前为止对华最强硬的表态是“反对第三方通过单边行动改变日本对其的行政控制权”，而令日本最担心的则是

　　“美国会坚持其一贯主张”。在野田政府“购岛”前，美国曾非常强烈地建议其不要走得太远，因为那可能触发与中国的危机。但在美国国会2012年年底通过的新财年拨款法案以及希拉里离任前的表态中，可以发现美国对日支持力度又明显增加。而克里继任初期曾有意无意地避免重复其前任的表态，白宫发言人甚至宣称没有听说希拉里发表过强硬言论。2013年2月，在美日首脑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奥巴马甚至只字未提钓鱼岛，克里在会见安倍时还赞扬日本政府的克制态度。总的来看，美国政府态度的调整往往随局势的演变而变化，如果认为中方加剧了紧张局势就偏向日方，如果对日方的咄咄逼人不满就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姿态，始终在走中间道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首次作为总统宣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和中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美方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没有划设红线”，“日中不能开展对话是很严重的问题”，保持平衡的意图仍非常明显。对此，日本外务省的相关人士失望地表示：“奥巴马的提议听上去像是要求日本与中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抵消了适用于安保条约发言的效果。”

　　第二，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态度渐趋积极。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态度变化明显。2013年2月安倍访美时，曾希望美国在解禁问题上给予明确支持，但美方以“担心刺激中国、导致局势不稳”为由拒绝。[15]之后美方对此表态均采用“这是应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的内部事务”的说辞。2014年后美国政府改变了态度，奥巴马、拜登、哈格尔等均公开宣称“欢迎和支持日本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考虑”，同时“鼓励日本以透明方式行事，并与其保持接触”。而原本主要对中国反应的顾虑也转向了对韩国。[16]

　　第三，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增大对日施压。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分歧，美国行政部门一般拒绝明确表态。但安倍上台后表现出篡改历史解释的明确意图，奥巴马政府对此的关注和担心也逐步增强，一再通过公开和不公开渠道对安倍试图修改“村山谈话”精神、否定慰安妇问题的存在、扬言参拜靖国神社等动向表达不安和不满，希望约束其言行。当前美方尚不认为安倍政权的企图是打破战后体制，而主要担心其在历史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会干扰美国亚太战略的布局，尤其是美日韩同盟的效能以及无谓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迈克尔·格林(MichaelGreen)认为，日美关系需要谨慎处理，因为两国都认为对方是不可预测的。鉴于安倍的反复无常，尤其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一再忽视美国的表态而强行参拜，美国觉得“有必要稍稍倾斜一点”，奥巴马政府首次公开对其表示“失望”，并一直坚持这一定性来保持对日压力。[17]

　　第四，对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半推半就。在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初期，奥巴马政府既不公开反对也不明确赞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在过去数个月的高层对话中，美方已经听到了一系列有关新型关系的讨论，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如何来定义这种新型关系。”[18]庄园会晤后美国逐步接受了这一概念，但在其内涵方面与中国的认识存在差异。近来又出现了美国以“中美新型关系”用词来取代“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向，据称这都是因为顾虑到盟友对中美联合主导国际秩序的担心。[19]美国非常清楚日本对于中美关系的敏感程度，当年“中美共治”(G2)的概念就让日本政府忧心忡忡，由于中国在就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表述中从未提及日本，如果美国对此反应过于积极，可能令美日关系出现无谓的波折。因此，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动倡导的这一概念反应谨慎。

　　三美国对中日进行的再平衡

　　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为了巩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兼顾其与传统盟友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与以日本为代表的盟友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均存在共同利益和战略分歧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将中日两国都整合进其亚洲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协调处理与两国的关系。因此，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洲的针对对象并非单一国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对一国的政策也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会根据美国政府对该战略的理解和需要，在不同领域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对策，通过复杂、综合和微妙的运作争取达成自己的核心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日三边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对华和对日关系就成为美国亚洲政策中的两个支点。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日矛盾的不断激化，美国试图在中日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思路也不断强化。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认为，对美国而言，关键政策在于如何在权力平衡之下处理美中日关系。这种平衡既包括利用与日本的合作来抗衡不断壮大的中国，也包括利用与中国的接触来影响步入修正主义轨道的日本的演变方向和程度。作为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域外平衡者”，美国既不希望因为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对抗而失去其既有优势地位，也不愿因为自身对中日争斗单纯的消极旁观做法而在亚洲催生出一个新霸权国。因此，帮助实现并维持中日之间可靠而有限的相互牵制，就成为既有助于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又不至于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两对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理想选择。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美国愿意找到一种办法，在支持日本的同时也不疏远中国，这是一种很难的平衡动作，尤其是在中国假定美国的插手能从中日交恶中获益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也曾表示：“中国明显是我们最重要的亚洲大陆伙伴，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太平洋伙伴。这是一种平衡术，我们要想偏向任何一方也都很容易。这种平衡是小心翼翼维持住的，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平衡体系，现在运作得非常好，我没有看到任何使之停止的理由。”[20]近年来，尽管中美日三国的战略目标和力量对比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亚洲的基本现实仍在继续支撑着美国在中日间维持平衡的战略构想。

　　首先，美国依然是实力远超中日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美国是日本唯一的盟友，也是唯一有能力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力量。因此中日两国均极端重视对美关系，甚至产生了相互竞争对美影响力的潜在意识，这就赋予了美国根据自身需求来协调其对华和对日关系的空间和能力。其次，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紧迫性甚于中美和美日之间，[21]东亚历史上首次两强并立的局面导致中日两国互不适应并对抗，而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又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两国依靠自身力量去化解冲突比较困难。在中日两国都不希望陷入战争的背景下，一个相对中立的外力出面帮助维护一种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至少在一定阶段内将是中日都能接受的局面，而现实中这一外力只能是美国。因此，美国有条件继续发挥域外平衡者的作用。

　　奥巴马就职以来，由于亚洲格局的迅速变化，美国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现实压力更为迫切。与历史上的其他追赶国家(如苏联和日本)的单一性增长不同，近年来中国的国力增强是全方位的，在政治、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影响力都大为提升，在外交领域的主动性也明显增强。而日本经济增长不稳，国家债务不断攀升，政府独立意识明显提升，着眼于未来的否定历史的行为也更为系统化。中日各自的复杂变化使得美国在亚洲各领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其一直所追求的内部平衡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迹象，这种失衡在各领域方向不定、程度不等。中日这两个被平衡对象均表现出对美价值与挑战同步增强的复杂态势，在美国自身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是否能够控制局势的演变将关系到美国在亚洲的未来。面对这一困局，美国急需在中日之间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以提升影响、减少风险、降低成本，从而确保未来更容易预期。

　　在美国的亚洲布局中，中日具有不同的价值。原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认为：“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国觉得日本不可信，但可以控制;而中国可信(说话算数)，但不可控制。美国在亚太地区要维持一个问题的现状，就找日本;要解决问题，就找中国。”[22]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作用的提升和日本相对国力的下降，美国政府在处理三边关系时又显露出一种新的原则，即“需要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就找中国，需要解决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时就找日本”。具体到亚洲内部，这意味着在保持美中关系基本稳定以便在亚洲和全球议题上争取中国合作的同时，美国主要借助于日本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如此就可以充分利用好中日各自的价值，既能尽量满足美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利益需求，也更容易实现美国在亚洲内部的区域战略构想;既能利用中日的相互竞争来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也可以利用美国的特殊地位来阻止这种竞争演化为美国强烈希望避免的战争;既能相当有效地帮助维持美国长期追求的亚洲均势，又可以大幅降低美国管控亚洲局势所需的成本。而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对美中和美日两对双边关系适时、适量地主动进行调控，根据需要在不同议题上，时而认同中国，时而支持日本，以便在中日之间始终维持一种势均力敌、相互牵制、不战不和的“利美性”的平衡状态，使两国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显而易见，维持这样一种美国乐见的理想状态并不容易，现实中的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干扰甚至阻碍其实现。首先，美日之间利益的冲突将会增大美国实现目标的困难。两国各自在亚洲的政策重点不同，美国期待维持现状，而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实际上是要打破现状;美国期待日本在同盟的框架下发挥作用，而日本追求独立的势头已经难以阻挡;美国希望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以免干扰其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而日本篡改历史解释的举措已经成为其“国家正常化”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美国利用日本的难度加大。其次，中国的国力变化和战略调整也必将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带来冲击。一方面，美国这一战略是以中日的力量基本均衡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美国才能发挥平衡者的作用。但随着中日相对国力的演变，中日差距拉大而中美差距缩小已是大势所趋，客观上的力量失衡导致美国利用日本来平衡中国的可操作空间在逐步萎缩。另一方面，中国不会任由紧张的中日关系始终为美国所利用，而可能会主动着手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改善中日关系，这也将导致美国平衡中日的根基受到削弱。最后，即使外部条件都能具备，这一战略也对美国自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美国必须始终在硬实力领域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同时确保对华和对日关系的基本稳定以免两国或两国之一因感觉受到背叛转而冒险与美为敌，要具备掌握接触与防范、合作与控制的分寸的相当娴熟的技巧，还要有能力避免国内政治对实现这一外交战略产生过于明显的干扰和制约。在这一所有相关行为体都在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刻，是否能够始终对中日保持足够的影响力，是否能协调好自身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以保证外交战略的基本稳定，将是对美国政府的一个严峻考验。

　　四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日本追逐大国诉求的加速，美国急需构建一个稳定的东亚均势体系，以便把这两个充满不同活力的国家引入其中。一方面，使每个大国的最低要求都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考虑和满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一体系促使两国以和平方式相互制约，使美国保有足够的力量来从容应对任何一方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对亚洲进行有限的巧妙干涉，以便以和平方式维持现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需要加大对亚洲的关注和投入，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是为了优化美国在全球的资源配置以确保其对亚洲的影响;而为了实现再平衡战略在亚洲的目标，美国更需要优化其在亚洲内部的资源配置，具体来说就是在客观评估中国和日本在不同领域给美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在三边关系的框架下综合规划美中和美日关系，通过在不同领域、不同议题上具体清晰而有分寸的举措，最终促成中日之间的平衡状态。

　　虽然美国政府在有关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官方表述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中日进行平衡的明确内容，但美国政府认为中日都很重要的原则立场，美国官员对中日的选择性出访和言论，美国在中日争端问题上时急时缓、时左时右的兼顾性表态以及对其在亚洲的外交部署与军事姿态进行的微妙调整，都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其系统性平衡中日的战略意图。目前来看，美国的规划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只要中日之间的紧张状态没有消除，美国在中日最关注的议题上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那么至少在一定阶段内其平衡中日的战略意图就始终会有得以继续实施的空间。如果处理好了这两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就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但换个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和日本某种程度上都在经历尚无先例的历史性变化，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局面会呈现出愈发复杂微妙的图景，走强且积极的中国和衰退却激进的日本都会给欲在亚洲维持平衡之道的美国带来更多的冲击，而美国自身的国力及其国内亚洲观的变化也会在无形中增加其按照自身意志行事的难度。虽然美国在短期内尚有足够能力和条件实施自身的战略，但中美日三国未来的变化和互动必然会给美国此举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要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中日之间的平衡，显然不会让客观上相对实力已经下降而主观上控制东亚的意图并未减弱的美国感到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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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