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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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专稿　2010年第1期

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

理论架构

[英]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　区别于传统安全研究的思考方式,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于国际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相互关联问题领域的基础之上。作者着重分析了各类国际安全研究必然涉及的、且能对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做出区分的五个基本问题,并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国际安全研究做了时间上的排序分析。在分析了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问题驱动的内/外维度、安全的领域、安全政治的观点和安全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五个基本问题后,作者论述了大国政治、技术发展、关键事件、学术争论和制度化这五种驱动力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关键作用,并探究了这些因素何时以及如何在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分化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　国际安全研究;战略研究;和平;权力;认识论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BarryBuzan),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0)01-0113-21＊本文系“TheNexusofTraditional＆Non-TraditionalSecurityDynamics:ChineseExperiencesMeetGlobal＊＊Challenges”国际会议的论文(该会议由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18～20日主办)。本文的思想和内容主要基于以下成果的撷取:BarryBuzanandLeneHansen,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Defining-RedefiningSecurity”fortheISACom-pendiumProject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SectionVolumeonTheoreticalDebates,2009。读者可以通过查阅这两部图书以获得更详细的历史与文献知识。同时,作者授权《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独家以中文(简体)刊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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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界定的传统安全主要是一个西方主题,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解读大多依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视角的理解。早期安全文献主要包括战争研究、军事与大战略、地缘政治学,主要作者有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路易斯·福勒·理查森(LouisFryRichardson)、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相比于早期安全文献,1945年以来的国际安全文献呈现出三种特点:第一,把安全而不是防御(或战争)作为核心概念,概念的转换带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议题,如凸显了社会凝聚力、军事与非军事威胁的关系以及社会脆弱性(对安全)的重要性。第二,核武器之类的新问题导致了国家发生了从战争到避免战争的转变。第三,从重视早期的军事与战略转向了重视企业公民(civilianenterprise),并引入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文职专家(civilianexperts)参与研究。文职专家的参与集中反映了国际安全研究在民主国家的兴盛,而在非民主国家,国际安全研究的战略思考则更多地停留在对军事的控制以及对战争研究的扩展上。

一　国际安全研究在学术语境中的定位

学界把国际安全研究分为传统安全研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区分在现实中显得很不容易。首先,这种区分带来了安全主题上的争论,即什么应当或者什么不应当被视做安全主题。其次,和平研究、情报研究、民主和平理论、军事行动研究应从国际安全中单独分离列出,还是应当被列入国际安全研究?最后,如果把某些部分(如传统安全研究或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分离出去,国际安全研究是否仍是一个在理论上前后一贯的领域?除了国际安全研究内部分化的问题,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国际安全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研究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国际安全研究可以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法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联。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另外一个国际关系的重要次领域而诞生,并强调其与国际安全研究的差异性。事实上,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次领域相互关联,前者强调冲突和相对获益,后者则强调合作、绝对获益,两者共同扩展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

虽然国际安全研究总体上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次领域,但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边界难以划分。冷战后的起初十年,不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大体只是聚焦于武力的使用。在国际安全研究的传统视角中,“武力的使用”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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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军事武力在国家间使用”,且国家面对的威胁主要是军事武力。然而,即使如此明显的狭窄框架仍然具有很宽的适用范围。武力的使用涉及战争以及各种军事力量的部署方式;涉及军事武力的各种基础(如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涉及多种国际冲突的原因(如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形成、维持以及动用武力实现目标等),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经济问题,而且还产生了包括环境和认同等问题。传统类型的国际安全研究有着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并以国家间权力斗争为基本假定,以重视专门军事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为核心路径,这类研究所包含的敌对军事力量之间互动的驱动因素有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技术发展的影响等,因而存在复杂现实被过于简化的危险。新现实主义在思考国际体系中的“极”如何影响体系稳定与大战略方面,很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简化的危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武力使用”越来越不合时宜,其价值仅仅在于它提供了聚焦于生存性威胁和层次分析法的分

①析模式。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开始扩展,“武力使用”的研究模式显得过于狭窄(大量学者均这样认为)。于是,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国际安全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国际安全的前提假设和国际安全概念的理论深化。

应当强调的是,虽然国际安全研究受到国际关系的强大影响,但它也受到其他分支学科的影响:某些一流的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硬科学家(hardscientists)”都纷纷卷入关于核不扩散的争论,至少博弈论在冷战期间大大影响了威慑理论。国际安全研究的概念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于90年代,并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发展理论家、人类学家、传媒理论家纷纷加入讨论。与古代帝国一样,国际安全研究也没有与其他研究领域清晰地划定边界。相反,它的“边疆区域”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政策分析和政治学理论等日益交叉融合。

本文从广义角度对国际安全研究及其方法做了相关分析,也包括对安全研究分支理论的分析,如人的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国际安全研究的关键是能否着力于澄清安全的概念,这在研究之初似乎很难。在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那些挑战战略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审视安全的概念,而是对和平概念或者对裁军、军控、和平运动、世界秩序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讨论。在冷战期间,安全概念在使用中并未被充分质疑或扩展,而是作为与和平研究相对立的概念常被现实主义者用来进行学术讨论或政治辩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安全概念得以被越来越清楚地表述,也被更多的批评者所接受。批判安①BarryBuzan,OleW?verandJaapdeWilde,Security:ANewFrameworkforAnalysis,Boulder:LynneRienn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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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研究(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奠基于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PRIO)的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把《和平倡议》(BulletinofPeaceProposals)杂志改名为《安全对话》(SecurityDialogue)。这并不意味着“安全”是一个没有异议的概念,事实上,它比以往更具歧义,它在超越以往视角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争议。

国际安全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对安全概念进行仔细与明确的重新界定,这将忽略大多数冷战期间的安全界定,也会难以解释那些源于冷战期间的和平研究、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为何能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方法路径上取得拓展。如果要完整地探讨冷战期间的国际安全研究,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安全研究曾经界定过的安全概念与它们引起的学术批评一并纳入,否则,国际安全研究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将不可避免地被过度同质化。笔者建议从三方面来理解“安全”:第一,通过一组互补概念(如战略、威慑、遏制、人道主义等)来揭示安全问题的特质与含义。第二,通过一组平行概念(如权力、主权、认同等)来揭示广义的、政治层面上的安全含义。第三,通过一组与安全研究对立的概念(如源自冷战时期和平研究中的“和平”,或者21世纪广泛讨论的“风险”或“例外”等)来替代安全的概念。

另一个不同但相关的问题是,安全边界的划定必然涉及安全的“前缀”,但这一点通常未被纳入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围。明显的例子有“社会安全(socialsecurity)”、“计算机安全(computersecurity)”或“网络安全(akacyber-security)”。社会安全经常被认为是讨论财富、收入分配和国内正义的一部分,而不是“专属安全(securityprop-er)”;计算机安全作为一个技术词语是由计算机专家用在处理硬件与软件问题时所使用的词汇,针对的是计算机意外故障或遭受外部的恶意攻击等情况。国际安全研究的通常回应是,认为这些加前缀的安全概念缺乏国家或国际安全的紧迫性与场景性。就“社会安全”来说,它只处理国内的个体性问题;就“计算机安全”来说,它只是一种“技术”威胁而不是政治的或军事的威胁,尽管在语义上它们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有相似的含义,但它们是不稳定的、不实在的安全概念。

这样的回应在两个方面看来也许是准确的:第一,这些概念确实缺少国际安全所需要的特征。第二,这些概念没有必要被纳入国际安全研究。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国际安全研究是一个具有活力的领域,这一领域在过去20年已经十分显著地拓展了它在概念上的合法性。我们也必须知道,某些安全概念是否属于国际安全研究范畴并不是奠定在国内/国际的本质区分之上,而是奠定在国际安全研究如何随着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基础之上。那些通过政治行为体和学术行为体的不断努力而获得承认的国际安全概念总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环境安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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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国际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围,而现在把它排除在主流研究之外则是难以想象的。就像环境安全的前缀———“环境”———一样,这种概念化过程表现为那些作为前缀的词语在现实中不断地被安全化,表现为某些人物或事件、健康或疾病被媒体和政府官

①员建构为安全问题。还有一些带前缀词的安全概念则是通过质疑它们曾经被研究

者排除出安全议程之外的方式,从而进入安全议程的。最近由马克·尼古拉斯(MarkNeocleous)所做的分析揭示,20世纪30年代曾经被排除在安全议程之外的国内经济威胁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内经济威胁就十分自然地

②进入了国家安全议程。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笔者认为,国际安全研究以不同研究视角出现的时间大致排序如下:

其一,战略研究(strategicstudies)。其经典文献出现于1945年之后,研究主题限定在政治-军事领域,聚焦于军事的驱动力,也包括它的次领域如战争、核扩散、威慑理论、军备竞赛、军备控制等。其特征有:方法路径上的强物质主义,以国家中心主义为标准立场,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联系紧密。总体来说,战略研究盛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但是与法国研究传统不太一致。

其二,和平研究(peaceresearch)。与战略研究相对立的经典规范性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力求减少或消除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强调和批评存在于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中的危险,批评把个体安全置于一边、或者无视个体安全、或者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做法。在军备控制与裁军、军备竞争、某些安全的分支领域、数量分析与博弈理论应用等方面,和平研究与战略研究有重叠之处。和平研究的影响力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国家(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在内的北欧地区);在德国和日本也备受重视并被制度化;在英国相对要薄弱些;在美国则有不同的理论导向。它们的和平研究横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之间。

其三,早期扩展派(conventionalwideners)。这类研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在80年代初达到高峰。它的主要努力是超越军事领域来扩展安全议①OleW?ver,“SecuritizationandDesecuritization,”inRonnieLipschutz,ed.,OnSecur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5,pp.46-86;BarryBuzan,OleW?verandJaapdeWilde,Security:ANewFrame-workforAnalysis,Boulder,CO.:LynneRienner,1998;SusanPeterson,“EpidemicDiseaseandNationalSecuri-ty,”SecurityStudies,Vol.12,No.2,2002,pp.43-81;StefanElbe,“HIV/AIDSandtheChangingLandscapeofWarinAfrica,”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4,No.2,2003,pp.159-177;ColinMcInnes,andKelleyLee,“Health,securityandForeignPolic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2,No.1,

②2006,pp.5-23.2006,pp.363-MarkNeocleous,“FromSocialtoNationalSecurity,”SecurityDialogue,Vol.37,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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