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

  本文关键词：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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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5-03-30

摘要：新时期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力度，体现出多重属性的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和积极进取的外交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和战略建设，丰富了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运筹和发展方向。然而，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在外交理论、战略和实践上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不能犯重大错误。未来中国外交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更加系统，在战略思维方面需要更加缜密，在政策举措方面需要更加周全，在舆论引导方面需要更加超前，争取在外交工作上取得更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即本文中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力度，体现出社会主义、发展中和全球“三重性”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思维，以及积极应变和主动促变的外交实践。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政策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需要在善用机遇、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充实、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以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历史背景和时代呼求

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根据崔立如研究员的定义，重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就当前而言，全球时代转型和亚洲形势嬗变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国内改革和社会发展进入换档期、叠加期和攻坚期则是中国需要应对的内部新挑战，内外形势的快速发展要求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大探索创新力度。

(一)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首先且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政治和经济体制持续进步，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国家内政和外交相互联动、互为因果。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国内环境要求中国外交思想更加周全，外交战略更加与时俱进，外交实践更加成熟，要求中国外交实现全面现代化，要求国内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不断夯实。总之，中国外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心民意，更加有效地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更加有力地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亚洲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亚洲的主要地区大国，中国外交理应对亚洲进步作出更大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亚洲国家经历了民族觉醒、国家独立和经济政治发展三个历史阶段，涌现出许多推进历史前进的领袖人物和引领时代的思想。在印度有甘地和甘地主义，在越南有胡志明和胡志明思想，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李光耀思想，在马来西亚有马哈蒂尔和马哈蒂尔主义等。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集体，推进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整个亚洲而言，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洲价值观”、“东盟共识”和“上海精神”等外交思想，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正在从亚洲走向世界，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近年来，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的政治和战略作用日益增长，但某些亚洲国家也出现了逆时而动的右翼思潮和极端主义思潮，因而更需要发展和提振具有亚洲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当前，亚洲特别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创新安全观念，建设安全新架构，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排除各种域内外干扰，营造亚洲和平发展的新环境。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国家行为体的大多数，是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的亚非会议、万隆精神以及后来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求改变战略被动局面，加强战略主动，积极谋划符合当代世情和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迄今尚未形成内生和全面的外交理论体系、共同一致的战略目标、相互呼应的政策举措以及与其体量相称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增强自身软实力，也期待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外交理论建构、战略运筹和政策规划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世界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述“四化”全面阐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要在“四化”中增加正能量并实现合作共赢，就需要树立新思想、制定新战略、实施新政策。在当前各种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建议和计划中，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理论实践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尽管动机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日益从经济物质方面向思想文化、理论战略和舆论引导等方面扩溢。同时，中国要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贡献，也需要深化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研究，强化全球意识和大国责任感，增加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自觉性。

二、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传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外交思想，发扬了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当前内外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和社会环境迅速变化，以及中国多重国际身份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外交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任务，探索和创新成为当前中国外交思想建设的重点。

(一)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建设。在西方仍主导着国际社会外交思想的今天，建设具有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尤为重要。

1．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内涵不断丰富。两年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依法治国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为中国外交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增加了国内改革和国际发展的联动性、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性。苏长和教授认为，本届领导集体在加强外交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重视思想基础的建设，增强中国人民的自信心，以自强、自立、自信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为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此外，面对西亚北非动荡以及日益突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外交思想更加重视党对外交的领导、国家总体安全，以及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价值观的自信。所有这些都为处在国际风云变幻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积累和经验。

2．社会主义中国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极其重要的基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中国初创时期，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赢得了道义支持。在冷战结束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防止美西方冲击的外交原则防波堤。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在诠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提出“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公平正义”，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增强的自信心和进取意识，并致力于“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3．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增加了非西方道路的新选择。在国内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西方道路以外的选择，为多元化世界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实践。与冷战结束初期相比，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元素，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国梦”、“新义利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理念，为世界贡献了符合多国国情的“升级版”发展道路选择。

(二)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建设。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其政治和外交基础根植于发展中世界。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思想方面息息相通，中国外交思想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诉求和方向追求。

1．体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亚洲是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中国外交思想中含有显著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征。当前，亚洲发展中国家外交思想集中表现在地区合作方面，即通过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提高亚洲及亚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中国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而非军备竞赛，为此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务”的思想。中国在自贸区和金融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意识建设等领域的努力，集中体现了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因而具有很大的积聚效应和指导意义。中国提倡的“亚洲梦”和“亚太梦”，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亚洲共同的发展方向。

2．体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冷战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不结盟”外交思想，提出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外交目标。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又形成了地区和领域“联合自强”的外交思想，使之逐步体现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重组发展之中。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先后建立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中国—南太岛国论坛、中拉(丁美洲)合作论坛等，实现了同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机制的全覆盖。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中国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在外交思想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合作，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其共建与时俱进和兼顾近远利益的外交思想，正在为时代潮流注入新的思想和理论内涵。

3．体现发展中大国的外交思想。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异军突起，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2009年6月，中、俄、印、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启动“金砖四国”机制化合作。2010年12月南非加入该机制，“金砖四国”正式更名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机制逐步完善，合作内容更加具体，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有鉴于此，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发展中大国在中国发展“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前进方向和途径树立了新的标杆，增添了新的时代意义。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代表了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心声。巴西法阿琵综合大学(FAAP)国际关系学教授马库斯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发展中大国是改变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重要力量，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三)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建设。2008年后，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1．树立大国外交的思想范式。过去，中国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相当有限，处于世界舞台边缘，自然属意于“低成本、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外交思想。随着自身国际地位和作用的转变，中国正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哲学思想方面坚持“和为贵”与“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在外交利益方面倡导“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大国外交胸怀；在外交理念方面强调以大国视野看待天下、应对天下和筹划天下，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担当，提出了“同乘发展快车”和欢迎各国“搭便车”的新理论。

2．重视当代大国的外交理论建构。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主导了大国外交理论500年。传统的大国外交理论大多集中于大国博弈、地缘战略、陆权海权和赢者通吃等方面，服务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致力于在指导原则、战略思维和政策规划等方面建立具有前瞻性、甚至超前性的大国外交理论架构。在“中国梦”和“亚太梦”的理想追求进程中，中国先后提出中俄“战略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大国”、“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从时代转换、国际关系内涵和中国重新定位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框架和理念。

3．阐释中国的大国外交思想。在信息化时代，外交需要强有力的宣传依托。中国在践行大国外交时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宣传推介工作。两年来，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阐释中国大国外交思想，积极帮助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大国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大国外交的思想传播起到深层次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认同。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时代特性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外交战略为此在分析形势、确定目标、规划途径、运用手段、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时都特别重视这一时代特性。

(一)与时俱进的战略指导思想。2008年，中国成为“20国集团”的主要国家之一，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列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和外交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关注对象，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对象，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加强战略思维，坚定战略定力，具有战略耐心，增加战略投入。在一系列重大国务和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主席从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当代国际战略思想的渊源、布局和原则指南，提出了国际总体安全战略思想和总体外交战略思想。中国因时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框架，统筹国别、地域和领域战略，以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战略思想指导着中国外交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时代发展。

(二)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新内涵。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追求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既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也是战略途径。就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战略途径而言，中国强调“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三)充实与更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外

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国同关系重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程。20多年来，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现已进入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标志的“升级版”阶段。两年来，中国与12个国家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双方在全球和/或地区秩序建设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有些战略伙伴关系还涉及安全和军事内容。此外，中国还与8个国家升级为“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用结伴但不结盟的全新实践诠释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维护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今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还需要推进全球领域合作和民间合作等。中国在互利合作网络、伙伴关系网络以及在各领域和民间合作建设上，要密切联系国家全球战略，形成建设性互动，形成正能量积聚效应，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加强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赢。

四、中国外交实践的新特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了把握大势、主持公道、平等待人、务实亲民等优秀传统，同时在新形势下形成了新的特点：

(一)动态继承和务实调整。中国外交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本届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坚持了动态继承。面对近年来国际和周边形势的新发展，中国连续两年加大对周边高访、高晤的全覆盖，全面推进“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友好睦邻政策。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中国在俄美关系日趋对立的形势下，及时调整中俄美三边关系，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处理中美关系难点时，通过“内线”整合和“外线”作战，调动中美关系形成建设性互动，以气候变化和金融贸易合作维护中美全局稳定。在中日关系上，通过两年多的原则斗争，抓住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的主场优势，通过达成“四点协议”实现了中日关系的部分转圜。在南海权益争端上，通过“双轨”外交和重点应对菲律宾、越南，稳定了南海局势。

(二)明确底线和说到做到。外交是门艺术，有时需要模糊，有时必须清晰。中国在处置外交难点和热点问题时，坚持把问题摆上桌面，讲清道理和利害关系，使外交承诺和外交警告都做到言而有信，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可信度、执行度和可预见性。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在对外场合开始多次强调“底线原则”，这体现出中国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和明确和平发展前提条件的决心进一步增强。例如，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同时，也不断强调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不会拿自身核心利益作交换，这就是底线原则。在和平发展问题上，中国强调有关各方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中国既讲努力的方向，也讲坚守的底线。两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言必信、行必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首脑外交的崭新风格。两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以崭新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外交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接待各国宾朋，遍访亚洲、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数十个国家，出席了许多重要多边会议。特别是2014年5月和11月在中国举行的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更是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在主场外交中的主持和引领能力，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中国国家领导人勤政亲民、自然朴实、温文尔雅的外交形象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而且还使后者对中国继续发展进步充满更大的信心。此外，中国主席夫人和总理夫人也因其特殊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外交增添色彩，成为展示中国外交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四)讲原则和重情义。与美西方国家外交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相比，中国外交既讲原则又重情义。在西方国家持续制裁津巴布韦的背景下，中国更加珍惜两国的传统友谊。2014年8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高度评价中津传统友谊及穆加贝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中国人民重情义，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中国和罗马尼亚曾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后来各自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外交虽是国家间关系，但并不排斥个人感情因素。习近平主席更是把国家关系和个人感情融为一体。2014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理蓬塔时说道，“谈到中罗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友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早就受到中罗友好的熏陶。那时候，罗马尼亚的优秀影片在中国家喻户晓。中罗双方始终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患难与共，中罗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情义观，也是中国外交得到国际社会好评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和战略建设，丰富了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运筹和发展方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在外交理论、战略和实践上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特别不能犯重大错误。因此，中国今后的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将随着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而继续发展：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更加系统，加强各种新概念、理念和思想的内在和相互逻辑关系；在战略思维方面需要更加缜密，加强战略目标、条件和底线的综合平衡；在政策举措方面需要更加周全，加强其双向、多向和逆向互动关系；在舆论引导方面需要更加超前，加强内外宣传的计划性和推进力度。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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