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模式及其对非洲国家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8-06-05 04:04

本文选题：外国直接投资 + 工业化雁行模式　；参考：《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摘要】：通过对中国投资模式的解析,本文试图探索一种观察中非关系的新途径。在理论方法上,作者倾向于案例研究,因为这是在一套复杂的、较难把握的国际事件中理清“如何”及“为何”等问题的较好方式。在学界尚未建立相应研究模式的情况下,选取恰当的、具有代表性和科学价值的案例来进行分析,这不失为一种研究问题的合适方法。马达加斯加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有价值的案例：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状况优于大部分非洲国家(详见第1章第3节),这部分缘于两国人口亲属关系的不断增加,但马达加斯加工业化进程中并未引入“雁行模式”。此外,马达加斯加是非洲少数几个被归为“资源匮乏”却又吸引了众多提炼行业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的国家。本文的案例分析采用嵌入式方法,其分析单位为中小企业、勘探业跨国公司以及纺织业出口加工区。通过对马达加斯加及上述嵌入单元(纺织业、勘探业、采掘业)的分析,本文将对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运作模式进行解析,将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纺织业、勘探业、提炼业投资作为具体的案例研究对象,并使用网络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同时,本文将以马达加斯加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领导下非洲大陆的“雁行模式”发展做出预测。在这股浪潮中,非洲各国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必须确保自己的国家不会错失中国给非洲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商业模式对非洲来说可以是有益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非洲各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非洲正在改变且需要改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下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担当非洲“领头雁”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外交政策的整体情况来讲,中国与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在非洲发生政治危机后的处理方式存在原则上的差异。目前,不干涉原则对于非洲来说是最有利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及其不干涉内政原则为马达加斯加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希望。而马达加斯加与美国签订的特惠贸易协定中有明显的附加条件。马达加斯加在政治上可以逐渐摆脱联合国等传统的援助机构,并向中国倾斜——中国的崛起可以通过“雁行模式”给马达加斯加的工业化发展带来机遇。如果马达加斯加可以这样做的话,其他非洲国家同样可以。本文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投资者为何、以及如何来到了马达加斯加这样一个资源并不丰富、政治较不稳定且工业基础设施较不完善的国家? 中国在马达加斯加乃至整个非洲的投资分别是怎样运作的?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项目大多为采掘业的国有大型企业,此外也有一些私有-国有复合型企业及中小型企业。关系(Guanxi)一种贯穿于中国和非洲官员之间的商业网络联系也在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活动的中国商人有一个显著特点：他们逐渐定居在马达加斯加,并不再被视为外国投资者。中国为何要到马达加斯加乃至非洲来进行投资?马达加斯加纺织业的特惠贸易协定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此外,非洲范围内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尚未被开采的矿产和油气资源也是吸引中国的一些重要因素。以下是对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结论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适合中国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投资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开始对非援助,将其作为外交手段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但这种援助行为并未涉及到马达加斯加,因为马达加斯加在拉齐拉卡总统当政期间(1975-1991)承认台湾的合法地位,直到1992年马达加斯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实现关系正常化。目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仍大多集中于矿产采掘业,但与此同时中国公司已开始积极扩宽投资领域。2009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结构如下：采掘业(包括油气资源和矿产品)所占比重最大,达到29.2%；接下来分别是制造业(22%)、建筑行业(15.8%)和金融业(13.9%)。1这种比例也与2006年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结构十分类似。而现在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模式变为：通讯行业占83%、制造业占1%、金融业占15%。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12003年到2008年问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大多流向南非,马达加斯加从中国的投资中只获得了1%的份额。但若将非洲国家的数量划定在50多个的范围内,我们会发现马达加斯加已跻身中国对非洲投资额排名前十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的政治危机使马达加斯加国内工业遭遇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公司永久撤离了马达加斯加)。但在危机后不久的几个月里,许多部门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这表明,在一个结构性政治危机频发的国家里,投资者了解风险与收益的辩证关系,并会选择在可靠的投资领域里继续经营下去。这种结论在中国投资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就像巴克利的经验主义所揭示的那样。2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者更像是被政治风险所吸引,而不是被吓跑。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政府的投资在秩序较差的国家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而在市场较发达的国家中显得则相对弱势。马达加斯加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在过去的十年中,政治上的动荡常常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到来。结论2：只要得到非洲领导人的认可,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运作模式可以为非洲带来诸多收益中国对非洲资源的需求是十分巨大的。失去这些资源,中国的经济难以维持较高的发展速度。简而言之,中国离不开非洲。非洲的领导人应该抓住这一有利形势,利用中国对非洲的资源依赖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非洲雄狮应该借鉴中国巨龙对外招商引资的方法,以此为经验来维持与中国的贸易联系。 “安哥拉模式”诞生于“石油换援助”这样一种协定。中国政府提供援助,而安哥拉政府可以灵活的决定如何使用这些中国援助。这些援助旨在为安哥拉国内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规划提供必要的资金,然而去追踪这些援助的最终用途及去向却是极其困难的。由于缺乏透明性和必要的监管措施,这种援助方式的实际效果值得商榷。对于用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协议安排,东道国可以讨价还价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所需要的是敢于这样做的政治意愿。现在,马达加斯加的过渡政府在一些声明中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政治意愿。现实可以向我们揭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如何对待“资源诅咒”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想法。西方国家始终强调政府的有效管理,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在2011年世界银行和欧盟对非洲的发展援助计划中,“政府管理”和“民主”两个词被视为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西方国家看来,“资源诅咒”国家摆脱困境的方法也与这两个关键词息息相关：通过增强政府透明度和责任监管,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而在中国看来,经济发展应该被放在首位,政府管理水平的高低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的领导人并不认同“资源诅咒”这个概念。中国的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视角在非洲国家内部产生诸多反响。就矿产采掘业而言,中国不认为责任监督和提高透明度可以提高效益、减少风险,因此对“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和“资金支出公示”(PWUP)也显得不以为然。1 中国文化及国民性格具有独特的含义,其人际关系网的建立与西方惯例也有着很大不同。在商业网络的筹建中,人际背景和企业家都是很重要的,而关系网的建立更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当西方企业家运用西方惯例去开拓中国市场时便难免遇到诸多困难。结论3：非洲在改变,中国在发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可以在下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担当非洲发展的“领头雁” 如今中国所步入的发展阶段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所面对的历史机遇。为了在工人薪资竞争力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保持经济活力,中国不得不效仿上述几个亚洲“领头雁”的发展模式,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收入国家。2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到2009年,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很大一部分(93.3亿美元)已经转向制造业(22%),仅次于排名第一的采矿业。此外,中国已在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建立了6个经济与贸易合作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10年),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其在产业升级方面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它的经济规模已超越了先前那些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中国有大约8500万工人在制造业从事工作,且大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加快,很多此类劳动密集型工业将转移到劳动力充足且价格低廉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带来机遇。这样一来,中国对这些低收入国家来说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跟随者模式中的“领头雁”,而将成为一条真正的“开路龙”。非洲正在经历5个根本性的改变：更加民主和负责任的政府、更加明智的经济政策、债务危机的结束和非洲与援助者关系的改变、新技术的扩散、新一代决策者与商业精英的出现等等。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论证的观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历的政治动荡是向更好政府迈进的过渡阶段,只要非洲政府转型成功,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对非洲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将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后盾。拉宾诺维奇曾说,主流经济学家对“东盟三国”和“雁行模式”的首肯是有原因的。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者,正在越来越多的对国家干预(尤其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控)持接受态度,并开始借鉴“东盟三国”的市场和国外投资经验(世界银行,1993年1月)。1 在生产活动方面,中国的投资大多指向潜在的纺织品和制糖出口国,马达加斯加因各种国际协定和对工业国家关于出口配额的贸易协定而获得一定收益。同最近的政治动乱相比,马达加斯加的贸易自由区更多的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响。政治制裁和贸易协定的短期性是两个很致命的因素。在马达加斯加的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贸易自由区的成功进一步支撑了利用出口加工区来发展非洲制造业基地的观点。结论4：中国和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对非洲政治危机的反应存在一种原则上的差异。对现在的非洲而言,“不干涉政策”是最为有利的马达加斯加纺织业的发展可以印证“领头雁”模式的有效性,戴博拉·布罗蒂格姆对此也曾建议将毛里求斯的纺织业向马达加斯加转移。1这种发展思路本来可以获得成功,但却因2009年马达加斯加政变后美国强加的政治制裁而毁于一旦。这次制裁也向人们证明,贸易协定(在此为《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并未能约束经济、社会力量强大的外国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尽管哈夫纳·波顿和蒙哥马利认为社会力量强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力量也同样强大。对马达加斯加来说,民主制度的缺失在美国看来是最大的问题,这促使美国采取政治制裁并最终扼杀了纺织业的发展势头。后来人们看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历的政治动荡是向更好政府迈进的过渡阶段,只要非洲政府转型成功,中国在“不干涉”原则下对非洲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将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后盾。 ‘不干涉”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并被中国政府持续贯彻。在结论部分,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并无本质差异,二者都觊觎非洲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不同的是,中国在投资过程中坚持“不干涉”原则,这可以从“北京共识”中得到体现；而西方国家对非洲坚持民主原则,这在“华盛顿共识”中也有所体现。中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不会歧视那些被西方列为“流氓政权”的国家。西方国家对此曾评价说中国很“伪善”。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在非洲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中国政策的持续性,以及在资源换取基础设施时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在对待中国商业投资的态度上,究竟将其视为短期“寻租”还是作为非洲持续发展的助推力,这种选择权掌握在非洲领导人的手中。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援助加以定性,也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公司正在攫取非洲乃至全世界的资源。中国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有效投资,吸引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非洲大陆可以提供一种相对优势。中国在非洲舞台能否上演成功的一幕取决于各位演出者的表现。这如同马达加斯加所提供的案例一样,或者成功——就像马达加斯加纺织业和武汉钢铁公司在当地开发铁矿石那样,或者失败——中国国际基金未能在马达加斯加石油开采方面取得进展。此外,某些在西方国家看来因原则问题而难以入手的项目,却被中国公司抓住了机会,而其最终结果如何仍取决于非洲领导人的决策。在机会面前,非洲能否有效把握取决于它自身的行动。非洲可以借鉴“雁行模式”,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出口加工区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为非洲提供了机遇,非洲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化发展打下基础。
[Abstract]:......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D822.3;F125.5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