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词：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 投稿：熊祟祠
[修回日期：2012-09-13][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0-0116-16把地缘政治和南极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地缘政治似乎已经成了…
[修回日期：2012-11-25][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2-0004-22一引言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中，霸权是兼具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的重要研究对象，与霸权有关的理论或学派也非常多，各种观点之间…
[摘要]目的初步确定并验证一种适用于下颌四类无牙颌的印模技术。方法对20名四类无牙颌志愿者分别使用常规印模技术和具有组织终止带的印模技术取下颌印模，对比其将松软组织推开的能力以及相应暂基托的舒适度，随机选用其中一个模型完成总义齿制作，检查并记录总义齿…
作者：陈玉刚周超秦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02期
[修回日期：2012-09-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0-0116-16 把地缘政治和南极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地缘政治似乎已经成了一门过时的学问，其对权力中心或权力枢纽的强调和将世界分裂的图景，已不符合全球一体的需要；另一方面，极地问题日益升温，吸引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它既预示着新的潜在冲突源，又似乎含有世界问题解决的一个方向。一旧一新，一降一升，造成了这个主题时空错位的印象。 但是，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的诞生赋予了地缘政治学的重生，它不只是对地缘政治学的简单延续和发展，而是革命性的改造。南极地缘政治的最新发展可以说是对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好注解，因此本文主要想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并从中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希望能对我们的南极战略思考有所启示。① 一 批判地缘政治学：知识与观念的系统 在笔者看来，地缘政治学的革命或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遵循了两条基本路径：一是采用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二是采用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也被称为激进地理学。它们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思考地理空间，“力求理解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了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造成这种分裂世界的推进器；只有用各种共同合作的社会结构来取代资本主义才能使这个分裂世界得以重合”。②这一派产出了大量的成果，如世界体系论、中心-外围地带理论等。 福柯思想的影响非常广泛，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引发了地缘政治学的革命。福柯的知识权力的理论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学说认为地缘政治叙述的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的形式。受福柯思想的影响，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学应批判性地重构，应把它看作一种叙述性的活动，思考国家战略的知识分子借此把国际政治空间化，通过特定形式的地方、人和剧本来表达世界。③ 两条路径尽管在批判上不同，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改变了对权力和地理或空间的理解。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权力意味着对地方及其之上的人和物的直接控制，地理或空间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存在，是权力要作用的对象，是国际事务赖以存身的静态结构，强调通过考察领土边界、地理环境及其资源分布，评估其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而在批判地缘政治学看来，权力存在于系统当中，知识和叙述隐含着权力，地理或空间是社会实践、知识和叙述的构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关系中的空间既是物质实践，又是观念表达，或者主要是表达。正是在这一点上，地缘政治学的革命发生了，批判地缘政治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学决裂。由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与极地问题关联不直接，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强调知识权力的这一派批判地缘政治学。
批判地缘政治学兴起的一个大背景是战后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发展，一方面，非殖民化运动解构了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创建的领土帝国；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下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推动了跨国的自由流动。不过，如果领土真的变得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地缘政治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指出，每一个非领土化实际上又创造了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条件，通过使用信念、习俗、实践和对分裂的旧世界秩序的叙述等碎片，使得秩序再领土化了。通过对国家、领土和共同体的新的想象，努力在全球流动中重新稳定和再领土化认同。④ 因此，认识者及其位置(location)两者合起来也可理解为特定立场就成了批判地缘政治学讨论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或者说它们的假设。认知、想象和叙述依赖于思维主体。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环境属于客观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地理形态中立的观察，发现人类政治活动的客观规律，并对之做出“科学”的理论阐释。而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角中，地缘政治研究者并非价值中立的个体，其对地缘政治进程的描述必然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存在论和世界观的强烈影响，因此地理不单纯是客观的对象，而是一套社会建构的知识话语。它在国家发展和扩张谋划中发挥作用时，往往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最终发展成为权力-知识复合体。 在信息和技术的推动下，认识主体也在多元化，且互相竞争知识供给和叙述权威。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围绕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关注“治国之术”或“强国之道”，强调国家和政策执行人的地缘政治实践。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造成了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都介入到了地缘政治的形塑中，因而在批判地缘政治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由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构成：(1)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应用的地缘政治(practical geopolitics)”；(2)学术研究者的学理构建和战略研究形成的“正式的地缘政治(formal geopolitics)”；(3)媒体、民众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地理、政治及两者关系认识所形成的“大众化的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⑤ 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和理论体现了话语性权力关系和话语性政治的内涵，“任何知识和理论都是特定权力关系的反映”。“只要有人把某种语言或社会秩序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或把意义说成是毫不含糊、一成不变的，那么，与其说是在揭示真理，不如说这是一种显示权力的行为，即某一社会团体借助冻结语言文化意义而将其自身的意愿强加于人的能力。”“对知识基础和严格概念的追求总是以社会压制为代价的；追求真理的意愿总是与追求权力的意志相互纠缠。”“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主要的社会权力。”⑥
这样，批判地缘政治学就十分重视知识和地理的结合分析，也可称为知识地理学。传统认为，知识与一般商品无异，它们在观念市场进行交换，最好的知识最终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知识的专业化积累机构中进化性地竞争而出。根据这种观点，知识的社会学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知识都被赋予了同等的真理性，因而我们要关注什么知识获得了支配性地位，什么知识被边缘化了，而这又和谁在生产知识、在哪里生产联系在一起。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既有社会性，又有地理性。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各种空间(以及时间)观念冲突的历史，获胜的一方把它们对世界的认知图式强加给了其他方。⑦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应更多地关注地理知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精英、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证明并解构凝结在制度、技术和物质形式上的地缘权力，质问全球空间是如何被那些权力和权威中心不断地重新想象和重新叙述的。这当中，媒体、技术和全球政治经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⑧批判地缘政治学“集中关注的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社会化建构的过程、特定历史和特定视点的情景性以及地缘政治学话语和文本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⑨ 概而言之，可以把批判地缘政治学简单地归纳为，地缘政治是观念作用于地理的结果，这当中知识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形成了某种知识秩序，主导性、支配性的知识被奉为科学。接受一种政治地理的叙述，也等于是接受了一种权力关系。为此，地缘政治的竞争也就演变成知识和话语的竞争，地缘政治的冲突也表现为各种观念系统的冲突。不过，由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构成非常繁多复杂，这样的归纳最多只能体现其最核心的一些内容。 二 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 人类正式踏入南极大陆已经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与南极有关的问题进入国际关系的视野则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南极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南极的地缘政治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被给予了不同的解读，而不同的意义演绎版本又隐含着不同的权力关系运动。下面笔者尝试从三个大的阶段变化来阐述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 (一)领土驱动阶段：《南极条约》签订前 18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想被广为信仰，及至20世纪拉采尔提出“国家有机体”的概念，这些都促使各国掀起了一股对外探险、征服和扩张领土的热潮，以在全球更广泛地区获取更多的权力、声望和安全。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下，自19世纪中下叶起，人类深入南极大陆探险成为了欧洲向外进行空间扩展和殖民扩张的一部分。
早期活跃于南极及其周边海域的国家并不多，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瑞士、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及德国等，其中英国最为积极，它通过早期在南极的捕鲸活动，逐渐加大对南极探险、科考的投入。按照当时英国政府的计划，其最终目的是获得对整个南极大陆的控制，但当时南极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捕鲸场所，英国迫于压力采取了蚕食策略，希望逐步获得对南极的控制权，1908年，英国率先对南极部分地区提出领土主权要求。英国官方还积极支持国内官方部门、公民在南极开展科研考察、捕鱼等活动。据统计，在1901-1958年间，英国政府支持、组织了多达十次的南极探险考察活动。⑩在此期间，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国、比利时等也在南极开展了一些活动。美国也不甘落后，到二战前，美国考察、测绘了占南极总面积达80%以上的土地。(11) 1908年后，一些长期在南极活动的国家也步英国后尘，相继对南极部分土地提出了领土主权要求。截至1943年，世界上有七个国家基于“扇形原则”对南极公开提出主权要求，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阿根廷和智利。这七国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区域约占据了南极大陆总面积的83%，其中，除挪威对北界没有限定外，余下国家将北界限定在南纬60°。具体主张如表1所示。
上述七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英国、法国、挪威等根据所谓“首先发现”原则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在1926年的帝国会议上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南极大陆上到那时还没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地区应该属于首先发现那些地区的国家；二是作为英联邦国家，受英国所谓部分领土转让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是与南极最接近的智利和阿根廷。它们当中，以英、法、澳、新、挪五国为一方，形成“五国集团”，智利和阿根廷则处于另一方。“五国集团”之间在南极领土主权问题上相互合作，并达成了默契。从其主权领土要求的分布来看，五国所要求的领土紧密衔接，不仅没有重叠，而且还有“加楔”，如在澳大利亚的南极领土要求区域内，塞入了法国的一条窄窄的“楔子”。同时，这五国之间在外交上也相互承认彼此的领土主权要求。而阿根廷和智利则受到“五国集团”的排斥，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两国在主权领土要求上不仅分别和英国存在着重叠和争端，而且两国之间也互有冲突。 对于划界的“扇形”理论，国际法学者克里斯托弗·乔伊纳(Christopher C.Joyner)曾批评道，一些国家在南极的扇形领土要求都是基于发现、占有、地理上接壤或者似是而非的行政管理行为，在南大洋并没有天然的基线可以划一些扇形。这些基线不过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划界的结果，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扇形理论的缔造者们主要是在政治上图其方便，以为其本国在极地地区的政策主张提供合法性工具。(12)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当时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对南极的领土主权问题采取了模糊的态度，一方面申明不承认任何国家对南极的领土主权要求，同时保留自己将来对南极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权利；另一方面又通过诸如科研考察、建立基地等实质性的行动为日后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创造条件。例如，苏联为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在国际极地年期间先后在他国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南极扇形上建立了八个考察站，而美国则在各国领土主权要求的终点——南极点建立了考察站。 各国除了明确地对南极相应地区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外，还通过在南极开展科学考察、建立永久性基地等行为来强化对相应地区的领土主权要求，以实现领土主权要求的事实化和合法化。二战期间，英国在南极半岛建立了基地。紧随其后，智利和阿根廷也相继在南极建立了基地。一时，各国相继在南极建立基地、开展各种科考活动，相互之间形成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并时而爆发各种矛盾和冲突。 突发的二战打断了各国在南极的计划，二战一结束，一些主要国家便立即恢复了在南极的活动。各国重新返回南极，使一些国家之间在南极的冲突不断，并愈演愈烈。1952年，为争夺南极的霍普湾基地(Hope Bay)，英国与阿根廷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 作为一个转折点，1957-1959年的国际极地年活动以搁置主权、科研考察为旗帜，创造性地有效缓解了各国在南极的领土冲突，成功协调了各国在南极的行动，为当时国际社会解决南极问题提供了启发。于是，在借鉴国际极地年活动的经验基础上，各方经过妥协，于1959年12月签订了《南极条约》，成为以后协调南极事务的基本条约。条约于1961年正式生效。 (二)科考和资源驱动阶段：《南极条约》签订至冷战结束 《南极条约》最大的贡献在于暂时冻结了对南极的领土主权要求，使得南极地缘政治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里首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条约为什么能在冷战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签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解释：第一，领土要求已和当时的时代主流不吻合。二战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非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实现民族独立，殖民帝国一个一个分崩瓦解。领土扩张不得人心，这时再纠结于南极的领土问题已为时代主流所不允许。第二，领土主权要求国大多在二战中遭受重创，国力已大不如从前，无力也无心在领土问题上一逐到底。第三，当时两个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对领土问题政策暧昧，它们有能力制止领土争端的恶化。第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意在冷战的主体氛围外创造一个“反例”，把南极塑造成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区域。《南极条约》第四条规定，“为了人类的利益，南极应该只用于和平和科学目的，而永远不应该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在联合国，自1983年起美苏就同意将南极问题从东西方对抗中(包括美苏之间的核对抗)剥离出去。美国代表在联合国表示，“这里(南极)没有军事竞赛，没有逐步升级的核军备竞赛。这里是和平区和无核区”。苏联代表对此也表示支持，认为“(《南极条约》)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整块大陆而非某个单独地区被宣布为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地区”。(13)第五，对南极的具体价值当时认识还不够，还有待于更多的科学考察去探明。
《南极条约》生效后的最初十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南极问题自提出后的短暂平静时期，这一时期主导南极事务的主要是科学研究。各国进行的科考活动，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实际上是不言自明的，诚如克劳斯·多兹(Klaus Dodds)所言：“认为《南极条约》组织的创建就能让南极在政治上彻底转型以有利于科学考察与国际合作的想法是幼稚的，在许多政治领导人看来，科学、政治与技术是紧密相联的。”(14) 南极的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派遣南极科学考察队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某一项或几项科学研究；二是在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建立常年的南极科学考察站，进行各个科学领域的全面研究。南极考察站在南极科研中虽然承担着后勤保障和综合基地的任务，但它也毋庸置疑地加强了考察国在南极的政治存在。例如，美国的阿蒙森-斯科特考察站就建在南极的“极点”上，这样，根据扇形原则，任何国家的扇形“领土”都要经过位于南极“极点”上的美国考察站。这样一来，虽然美国并没有对南极提出自己的领土要求，，但是如果发生南极利益分割，各国就不得不考虑到美国的存在。此外，南极还有一类特殊的考察站，名义上是科考站，实际上却不执行任何科考任务，唯一的任务就是“占地”，苏联、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家都建有类似性质的考察站。南极科学研究还直接服务于南极的政策制定及国际谈判，为《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制定南极政策和法律规范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在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一国掌握更多关于南极的信息、数据，无疑更有助于提高其在南极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性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的一份《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对资源耗竭的恐慌，中东战争以及阿拉伯国家因此对西方实施的石油禁运更加剧了人们对资源问题的担忧。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走到了尽头，在70年代经历了漫长的经济滞胀，迫切需要找到突破经济低迷的出口。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政治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是在海洋法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对霸权国的海洋活动形成了一定约束，石油禁运更是显示了它们手中的资源武器。这些问题都和南极有着直接的联系，资源恐慌让人们想到了南极这块世界上最后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南极的开发利用对于低迷的西方经济来说也许是个新的增长点，而围绕海洋权益的斗争更是直接关系到南极问题。 于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开始对南极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测，为将来在南极从事资源开发做准备。以资源为中心的南极地缘政治竞争，其主要矛盾冲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南极条约》体系成员国内部，领土主权要求国与非领土主权要求国(以及美国和苏联)之间围绕南极资源是否应该被开发利用的问题展开；二是《南极条约》体系成员国与体系外“第三方”之间，主要围绕着南极事务的治理权限问题展开。
在《南极条约》体系内部，围绕着南极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南极资源不应该被开发利用，开采利用南极资源与《南极条约》的宗旨“保护南极环境”和“进行科学研究”相悖。持这种观点的国家主要是对南极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七个国家。由于资源的所有权最终附属于领土主权基础之上，就南极而言，一旦资源被各国机会均等地开发利用，这七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要求将被大大削弱。而另外一些体系成员国则认为，开发南极资源属于“和平利用”的范畴，并没有违反《南极条约》的宗旨。持这一观点的国家主要是《南极条约》协商国中非领土主权要求国，尤其是科学技术发达的苏联、美国等国家。最后，各方经过协商，首先就较易达成妥协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问题缔结了一项公约。但在矿物资源问题上，从1982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开始审议南极矿物资源的管理机制建设，历时六年的谈判，于1988年方达成《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并开放给各方签字。然而，由于受环境运动兴起的影响，澳大利亚和法国在关键时刻改变态度，致使该条约流产。 南极作为潜在资源宝库的地位推动《南极条约》体系外国家关注南极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在南极资源的开采、利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例如，1975年，斯里兰卡代表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提议，将“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制度适用于南极大陆，作为处理南极事务的基本原则，以打破《南极条约》组织的封闭性，增加其国际化程度。1976年，几内亚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上便向《南极条约》体系成员国发难，质疑《南极条约》体系通过设置条件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南极事务之外这一做法的合法性。 虽然在界定南极“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地位和推翻《南极条约》体系在南极治理方面的主导性上最终未能成功，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坚持南极事务由其治理的前提下做出了部分让步，允许南极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同时注意吸纳联合国大会的部分建议，满足了体系外国家的部分要求。《南极条约》协商国将其关于南极问题的讨论内容逐步公开，其关于南极事务的决策逐渐透明化，并邀请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作为观察员参与《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南极条约》协商国还开始吸收新的成员国，借此削弱国际社会反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力量，维护其在南极事务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20世纪70年代南极地缘政治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国家行为体对南极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开始兴起，尤其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南极条约》体系也顺应了这种发展变化，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会议。《南极条约》体系之外的其他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系统从70年代开始对南极的关注也在增多。
环境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南极地缘政治的转变。这一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不过当时主要是和“反战”尤其是“反核”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国际社会对冷战的一种抗议表达。70年代环境运动更多地体现为对资源问题的担忧，而80年代人类开始把环境和生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成功地把环境运动引导到生态保护的方向上来。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常活跃，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在南极建立世界公园基地，极力反对开采南极的矿物资源，先后走访数个考察站以确定科研考察对南极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要求将南极宣布为“世界公园”或“地球荒野”，建议设立南极环境保护机构以加强对南极的环境保护等。 这样，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南极地缘政治发展呈现出了《南极条约》体系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三方力量的博弈，后两者力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南极地缘政治的转向，其结果是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的签订。 (三)环境生态驱动阶段：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签订后 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签订带有里程碑意义，该《议定书》的宗旨就是保护南极自然生态。《议定书》规定，严格禁止“侵犯南极自然环境”，严格“控制”其他大陆的来访者，严格禁止向南极海域倾倒废物，以免造成对该水域的污染，禁止在南极地区开发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与此前分散的环境保护条款不同，《议定书》在南极环境保护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1)统一了南极环境保护的行为规范，协调了各条约之间的关系；(2)弥补了南极环境保护中的空白领域；(3)终止了关于矿物资源开发利用的争论。 其他隐含的争论也因《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的签订而暂时得以平息。首先，一些国家希望对历年来《南极条约》协商国批准的各种环境保护的建议进行更新和发展，从而为南极环境保护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机制，以有效地推动南极大陆环境的保护。这些国家主要是南大洋国家，如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等国。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与南极大陆相邻，担心南极环境遭到破坏，其本土大陆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其次，矿产资源开发更多地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澳大利亚等于是借环境保护之机，禁止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勘测，以维护其在南极的领土主权要求。《议定书》以环境保护的名义禁止了各国在南极开采矿产，从而暂时缓解了各国围绕南极资源问题展开的争论。最后，《议定书》也满足了条约体系外国家的目的，因为有实力实质性在南极存在的国家都已被吸收到《南极条约》体系中，停留在体系外的国家自身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又担心有能力国家根据“投入与收益相匹配”原则先行从南极开发中受益，《议定书》对开发的禁止基本上也缓解了它们这方面的担忧。
这一重大转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国际大背景。首先，从全球来看，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使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降低到相对次要的位置，各种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全球环境生态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更是直接推动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南极地区生态系统尤其脆弱，在80年代由于矿产资源开采问题引发的讨论将南极问题引向“国际化”，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 其次，随着人类在南极活动的增加以及全球生态的影响，南极自身也面临着一些亟须解决的环境问题。随着到南极进行科考、参观的人员数量的增加，南极所承受的生态压力日益增大。大量的科考和旅游等人类活动对南极的地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南极观察站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产工具的使用改变了地形地貌，破坏了南极地质环境。如对罗斯岛西岸的阿德雷企鹅栖息地的监测表明，由于大量游客毫无限制地自由参观，其生态环境已遭到破坏，导致阿德雷企鹅数量快速下降。(15)此外，随着人类在南极活动的增多，一些突发性事故的发生率也大为提高，增加了南极地区环境破坏的风险。 最后，各种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越来越频繁的介入也是推动南极环境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缘政治焦点的重要因素。各种环境组织积极介入南极的环境保护，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Green Peace)等都在积极推动政府的南极环境保护立法，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对南极的环境保护。 尽管环境生态已成为南极地缘政治发展新的主要驱动力，但这一表象背后仍隐藏着大量传统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因素。以环境生态保护为由，除了科考站外，各种生态保护区在南极纷纷设立，它们共同加强了有关国家在南极的存在。保护区的设立不只是在南极大陆，也延伸到了南大洋，其生态保护之外的含义值得深思。1993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带来了外大陆架的问题，对冻结南极主权问题的原则形成了新的挑战，澳大利亚在2004年，英国、挪威、阿根廷、智利都在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提交了涉及南极的大陆架申请案或相关信息。科学和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南极地缘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两股力量，它们力量的国家分布其实是很不平等的，大国在这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它们的知识供给和舆论制造主导了南极地缘政治的生态。巴西、印度、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作为南极问题的后来者，参与南极问题的势头强劲。
三 批判地缘政治学视野中的南极 纵观南极地缘政治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我们发现批判地缘政治学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早期，受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影响，领土意识是南极地缘政治的核心，南极问题的国际斗争围绕主权要求展开。但是，从第二阶段中期开始，新的南极概念开始出现在南极地缘政治中，直接推动了南极从单纯的领土问题向更广泛的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等意义系统的演变，而国际科学界、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等力量在这一转变背后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地理空间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批判地缘政治学指出，地理空间远非客观的、被动的存在，它同时也包含了在其基础上的社会实践，而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又促进了相关的概念构建和知识生产。在早先历史上，南极被当做“无主”的新大陆看待，适用于“发现”和“占有”原则，可以转化为“私有”的空间。不过，鉴于它和文明大陆的距离及其不适合人类活动和居住的条件，对南极的领土占有最终未能成为现实。而在冷战爆发后，出于国际大地缘政治的需要，南极又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塑造成了“和平区”、“无核区”、“科学区”，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提出“冷战从未波及南极”的判断。(16)这样，南极的领土意义就让位于对冷战这一大格局的“反衬”或“点缀”意义，无论政治领导人或科学工作者，关于南极地区的空间表达多为“天然科学实验室”或“和平与科学之大陆”。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逐步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其政治诉求在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中也得到了一定反映。印度先后于1956年和195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南极在性质上属于“公有物”，所有国家对其应联合进行治理，但任何国家对此不得主张所有权。(17)印度总理尼赫鲁还提醒世界注意，南极可能成为核试验基地，从而危及南半球国家的安全。(18)这一主张引起了其他南方国家如南非的共鸣。南极“公有物”思想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讨论中得到了延续，阿拉伯国家和巴西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提出将“南极问题”纳入会议议程，认为应将“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应用于南极地区。1982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郑重提出，“《南极条约》应当被一项国际协议所取代，如此，各国对南极的主权声明这样的历史插曲才不会成为既成事实”。(19)在马来西亚的努力之下，1983年11月，“南极问题”被正式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其结果是形成了1984年的联合国南极研究报告(The 1984 UN Study on Antarctic)。但是与马来西亚的期望相反，这份研究报告肯定了《南极条约》的价值，认为这一条约的存在“使得南极在50年代后期得以避免冲突的发生”，“维持了南极地区25年的和平状态”。⑤对于马来西亚等非条约成员国与《南极条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研究报告也只是予以确认，并认为应当将这些问题留待以后的联合国大会解决。最终，马来西亚自己也于2002年9月开始参加《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并于2005年直接推动联合国结束了关于南极问题的讨论。
尽管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地塑造一个全新的南极意义，但这一运动的结果却是促成了《南极条约》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开放、透明和负责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大幅扩大条约体系成员国。《南极条约》于1961年生效，其12个原始条约成员国自动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尽管《南极条约》对加入条约体系也做出了规定，但直到1977年波兰加入《南极条约》体系，此前一直没有吸纳外部国家加入。整个80年代，共有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秘鲁、乌拉圭、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瑞典、西班牙、韩国、意大利、芬兰等在内的12个国家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为《南极条约》体系吸收成员最多的一个十年。二是《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开始吸收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比较活跃的参与南极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达30多个，主要有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南极洲和南大洋联盟(ASOC)、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等。三是促进了南极生态意义的构建。 生态南极的概念虽然不能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等同，但鉴于生态概念的全球性，两者之间意义的区别也不是很大，只不过后者已成为一个国际法的概念，而生态概念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可解释的空间。如前文所述，生态南极概念构建的直接成果是《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的签订。 不仅南极的空间意义在不断被构建和重构，不同意义的南极地理边界也处在变动和相互竞争当中。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第六条在法律和政治上将南极地区的范围限于南纬60°以南这一特定区域，包括一切冰架在内，但同时又声明本条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妨碍或以任何方式影响任何国家根据国际法对该地区内公海的权利或权利的行使。从措辞上看，这一条的实际效果是将南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地区，并创设了两种制度，一种制度存在于南极大陆和类似陆地的地区，一切军事措施和核爆炸应禁止；另一种制度存在于南极海域，公海制度决定该海域的法律规范。(21) 1964年的《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72年的《南极海豹保护公约》适用范围与《南极条约》没什么不同，1980年的《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则为保护南极周围海域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突破了《南极条约》的限制，不仅适用于《南极条约》地区，而且还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南纬60°以南地区至南极辐合带之间的水域。198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明文规定该公约豁免适用于南大洋，因此当相关国家援引这个条约时，必然与整个南极地区的生态范围产生交集重叠。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来看，科学和观念的力量在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中已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南极问题的早期阶段，科学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地理的探险和测绘上，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地理暴力，通过这种暴力，全球每一寸空间被探险、测绘，并最终覆于其掌心”。(22)而在后面的演变中，科学直接塑造着新的南极意义，例如，1955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备会计划协调各国在南极已有的科研活动，并为各国在南极大陆建立科学考察站确立相关原则，这可以说是直接推动了后面《南极条约》的签订。克劳斯·多兹把科学知识看成各国在南极地区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硬通货。(23)如《南极条约》对成员国标准的规定就是在南极洲有“实际”的科学研究。 在这方面，“南大洋”的概念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概念英国1914年就提过，但之后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习惯认为南极大陆被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三大洋所包围。由于海洋学发现其有重要的不同洋流，于是国际水文地理组织于2000年确定其为一个独立的大洋，成为五大洋中的第四大洋。不过科学界对此仍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把它作为独立的洋，缺乏洋脊作为边界；支持者认为考虑到该水体的物理特性及其中供养的同一动物区系，可以把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域单独看作一个大洋，以“副热带辐合线”为其北界把它和其他三大洋区分开。显然，当人们把南极大陆及其周围海域放在同一个概念下来思考时，南大洋概念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在这一意义上，在关于全球的地理想象中，南极地区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流动空间，这一空间并非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认为的仅是国际政治赖以展布的静态舞台。相反，就像福柯曾警告世人的，世界从未以清晰的面目(1egible face)呈现其自身。沿着这一理路，批判地缘政治理论集中关注关于世界的各种表达和阐释如何影响并作用于国家的判断和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关于世界的表达以及在这一意义上针对南极的理解并不是自明的，亦不能脱离观念和知识的影响。 四 结论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对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进行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首先，如果仅从控制、存在、影响等方面看，南极地缘政治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但是，批判地缘政治学可以引导我们去认识围绕南极问题不断出现的一些新的讨论和表述，揭示“科学”表面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对其深层含义和有关方面的实质意图保持一个清醒的判断，对所有表述、科学、观念系统都应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和分析。
其次，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来看，批判地缘政治学为我们揭示了三个关注的重点：一是不同话语系统背后的认识主体，包括领土主权声明国、《南极条约》体系成员国、体系外发展中国家等，它们制造出各种不同意义的南极，力争在关于南极的话语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关于南极话语制造、竞争和传播位置或场所的变换转移，从纯粹的相关国家的国家间政治到联合国的介入再到最后联合国的退出，《南极条约》体系协商国会议确立起主导地位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科学协会、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上升等；三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最终体现，即南极本身意义的建构和再建构，从“无主地”到“和平之地”、“科学之地”，甚至未来人类资源宝库，再到环境生态意义的突出等。 最后，南极地缘政治越来越表现为各种概念、符号、知识体系和意义系统的竞争，因此，除了实际的存在能力、科学技术等因素外，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南极相关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国际传播，实质性地参与和共同塑造对南极的认知和意义构建，从一个知识的消费者向创造者、供给者和传播者转变。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北极一方面与南极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其问题又有性质上的区别，因此本文不讨论整个极地问题，而主要关注南极问题。或者说，按本文讨论的观点，北极问题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分析范围，南极则已进入到批判地缘政治学可以解释的阶段。 ②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167页。 ③Gearó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59. ④Gearó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p.230.
⑤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3-44页。 ⑥孙相东：《地缘政治学：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视角》，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45页。 ⑦John Agnew,"Know-Where: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Vol.1,No.2,2007,pp.138-148. ⑧Gearó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p.249. ⑨孙相东：《地缘政治学：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视角》，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45页。 ⑩详见 。 (11)郭培清：《南极冷战：大国资源争夺战》，载《新闻天地》，2009年第2期，第29-31页。 (12)Christopher C.Joyner,Antarctica and the Law of the Sea,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92,pp.56-58. (13)Peter J.Beck,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ntarctica,Chichester:Croom Helm Ltd.,1986,pp.312-313. (14)Klaus Dodds,Geopolitics in Antarctic:Views from the Southern Oceanic Rim,Chichester:John Wiley &Sons Ltd.,1997,p.125. (15)陈杰：《人类活动对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载《极地研究》,2000年第3期，第62-74页。 (16)Klaus Dodds,Geopolitics in Antarctic:Views from the Southern Oceanic Rim,p.213.
(17)Sanjay Chaturvedi,The Polar Regions:A Political Geography,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 Ltd.,1996. (18)Adrian Howkins,"Defending Polar Empire:Opposition to India's Proposal to Raise the 'Antarctic Ques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56",Polar Record,Vol.44,No.1,2008,p.39. (19)Klaus Dodds,Geopolitics in Antarctic:Views from the Southern Oceanic Rim,p.39. (20)Peter J.Beck,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ntarctica,Kent:Croom Helm Ltd.,1986,p.292. (21)Frank Pollone,"Resource Exploitation:The Threat to the Legal Regime of Antarctica",International Lawyer,Vol.10,No.2,1978,p.547. (22)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3,p.225. (23)Klaus Dodds,"Post-Colonial Antarctica:An Emerging Engagement",Polar Record,Vol.42,No.2,2006,p.62.
作者介绍：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周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秦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 200433
[修回日期：2012-09-13][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0-0116-16把地缘政治和南极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地缘政治似乎已经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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