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2）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2）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的官方解读不足，受众意识不强以及对外媒体发展相对滞后。其核心症结在于目前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论证与可操作的路线图，并不具备成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需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支撑。中国学者亟须加强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

三、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存在的问题

那么，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何在？一般认为，影响话语效果的主要变量有话语主体(谁说)、话语客体(对谁说)、话语内容(说什么)和话语平台(如何说)。在这四个方面，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分别存在什么问题呢？本节将主要就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和话语平台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话语内容的理论论证是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的核心症结所在，是最迫切需要改进的因素，本文将另置一节详细讨论。

1.话语的官方解读不足

战略性外交话语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定位和发展目标，决定其必然由最高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话语都开始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外交部门则担负具体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然而，“在外交部门日益行政事务化、权力渐趋萎缩的当今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与外交部门的关系也许并不比与商务部、国防部甚至农业部等部门强很多，而都是由最高领导人所发表的国家国际定位宣告或外交宣示。”(32)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西方民主社会一般更容易接受学者的意见，其次是普通民众，最后是政府。因此，话语传播需要学者和普通民众的有效参与。如果学者与公众可以为外交话语提供准确的解读和有力的论证，将会更有效地提高话语传播效果。但是，国内经常出现学者和公众对话语的解读与建构主体不一致的现象，这有损于外交话语的建构效果。例如，“韬光养晦”为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所建构，但因为缺乏官方对话语本身含义的正式解读，也未对韬光养晦作为“政治话语”和“历史话语”进行区隔，国内不同的话语传播者对此的解读不尽相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原意是“冷静、谨慎，长期埋头苦干，集中精力干中国自己的事，在国际上不当‘头’”，(33)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内心的强大。但是，有的学者和网民把“韬光养晦”解读成“外交软弱”，呼吁中国要更“强硬”。这对于外界正确解读“韬光养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江忆恩指出，虽然话语多元化具有积极意义，但可能会影响政府声音的权威性，“中国需要注意不让话语的多元化导致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34)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官方解读，为学者与公众提供权威性的解释，引导他们把战略性外交话语准确传播出去。

对于“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话语，政府加强了官方解读。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中对此进行详细阐释，中国还两次发布关于“和平发展”的白皮书。但是，因为政府在目标实现的具体路径和话语的系统性论证上仍存不足，外界更多地把“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看做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好理念，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宣示，而怀疑这些价值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2.受众意识不强

在当今世界的西方文化霸权体系中，“与主流相符合的话语就容易产生权力，而与主流有差别的话语就会被审视或否定，难以产生权力效果”。(35)要得到对方的认同，需要研究“对方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接受习惯”。(36)

但是，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的受众意识还较为薄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谈话最初只是针对领导层的小范围讲话，并没有要传递给国外。大家对“韬光养晦”的理解有默契，因此，没有斟字酌句。后来，“韬光养晦”公开化，却没有具体分析国外受众的特点，也没有对话语进行界定和重构，因此，容易产生误读。“韬光养晦”作为对外战略，西方人不太理解，“因为西方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是以务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37)他们甚至把“韬光养晦”翻译成“战略欺骗”。如果提前分析受众特点，主动给出英文翻译如“modest and prudent”或“self-restrain”，就会有效减少因文化差异或语言隔阂所产生的误解。(38)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英文翻译为“harmonious world”，也同样存在一个中西文化差异与衔接的问题。因为美国人认为“harmony”是个音乐名词，一般不用在政治上，政治上他们习惯用的是法律用语“公正、平等、法治”等。(39)

要加强外交话语权，需要对国际民意进行实证调查，如果“不了解国际民意，就会出现面对世界，我们只会中式思维、说中式外语”，难以达到好的传播效果。(40)然而，话语权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的权力，如果事事需要迎合受众，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是难以真正获得话语权的。因此，需要在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加强对受众的分析。

3.对外媒体发展相对滞后

发达的对外媒体可以为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对外传播提供平台，增加话语的音量。目前，中国领导人通常利用在国际场合或大学讲堂的演讲，阐释战略性外交话语，例如，胡锦涛在亚非峰会、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除了公开讲话，政府还通过发布白皮书，对外系统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念。

战略性外交话语需要媒体的报道传播，以便被受众所接收。“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41)外国媒体缺乏对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报道和阐释，或者即使报道，也只是简单提及“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等语词，鲜见进一步正面、客观的解读和分析。相反，外国媒体不时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对非殖民主义论”等话语，而对于中国领导人或外交部发言人的驳斥，以及对“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进一步阐释，外国媒体则又很少报道。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改变自身对外媒体不足、滞后的局面。

其实，中国的对外媒体迄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环球时报》英文版等通常在第一时间报道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关于“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讲话，并且配发评论文章，宣传中国的对外战略。领导人或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在答记者问中遇到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问题的提问，媒体也能及时准确地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以期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但是，中国对外媒体的受众面太小，西方媒体又很少转载，中国的话语仍难以传递出去。另外，大多数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比较浓厚，而“西方受众对政府创办的媒体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42)因此在西方公众眼中，中国对外媒体仍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的效果如何，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产生话语权力，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选取“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三个比拟性的战略性外交话语为分析对象，探讨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开始影响国际议题设置，进入国际新闻、学术、官方议题。国际社会部分认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概念，也基本认同其目标，但是对于它们是否可以实现存有疑虑，认同度较低。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的官方解读不足，受众意识不强以及对外媒体发展相对滞后。其核心症结在于目前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论证与可操作的路线图，并不具备成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需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支撑。中国学者亟须加强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

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的自我国际定位、内外发展战略对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格局至关重要。在国际社会利益调整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相对缺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并反复炒作“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使中国处于一个“话语暴力”的拟态环境中。中国要扭转话语劣势，需要明晰自我的国际定位，把中国的战略性外交话语准确地传达出去，以消除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无端猜测。

冷战结束后，中国先后提出“韬光养晦”、“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战略性外交话语。从严格意义上看，这些话语并不完全符合作为“外交战略”或“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基本要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外交战略”或“战略性”外交话语的某些因子。因此，探讨这些话语的建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未来加强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重要命题的研究仍然非常缺乏。国内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外交话语权问题。张志洲探讨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尤其是话语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路。①几位学者对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变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②话语权分析的方法，话语权与软硬实力或文化外交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③此外，还有学者从语言学或传播学的角度对一些涉及外交话语的文本进行了话语分析。④不过有的研究虽然冠以“话语”或“话语权”之名，但却没有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目前，特别缺乏对中国战略性话语建构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就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效果及其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战略性外交话语

讨论战略性外交话语需要从话语及外交话语的定义谈起。话语不仅是特定语境下的语言，而且背后反映一定的权力关系。根据话语的社会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俄国社会语言学把话语分为机构话语和生活话语。生活话语发生在日常的社会交流过程中，随意性较强，机制化程度低。机构话语指“发生在社会机构中、构成机构组织一部分的话语”。它包括教学话语、宗教话语、科学话语、政治话语和医学话语。⑤机构话语具有特定的交际语境和交际目的，是一定的机构利益的反映，比一般的话语更讲究言语策略，因此机制化程度较高。

外交话语，，“就是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表达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它主要“存在于国家的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国家间的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之中”。⑥外交话语是代表国家的特定的言语行为，其“本质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取”。⑦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外交话语不能反映和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国家会产生新的外交话语来取代它，以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目前，中国处于一个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霸权体系中，自己意见不被表达或被歪曲，经常处于“失声”或“扭曲”状态，非常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国外交话语要反映国家利益，需要重新设置议程，以“生产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话语意义’”。⑧

外交话语可分为专门性外交话语和战略性外交话语。专门性外交话语是指导某一具体领域的外交工作、只对局部外交产生影响的外交话语，如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使用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对亚非拉国家施行援助过程中使用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使用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话语。

战略性外交话语则是一个国家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以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国际环境与秩序以及全面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为目标，为明晰本国的国际定位、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设计具体的可操作路径，而提出的具有明确性、统摄性、全局性、目标性、中长期性的外交话语。战略性外交话语首先涉及国家的国际定位和外交目标，然后是国家如何通过外交活动，贯彻具体的外交方针和实施具体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如此看来，中国外交仍缺乏真正具备“战略性”要素的外交话语。“战略”一般是指全局性的、具有明确目标的、长期性的谋略、方针和对策。目前中国对国家的国际定位并不明晰，也未能提出明确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国的对外话语更多地强调中国“不要”什么，而非中国“要”什么。中国政府以及国内外学界经常把“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作为“外交战略”来提，有时也会提“睦邻外交战略”、“不结盟战略”、“独立自主战略”等等。在中国“外交战略”相对缺失的语境下，国内外所讨论的“中国外交战略”并不具备成为“外交战略”的基本要素，而只是包含了作为“外交战略”的个别因子。因此，本文所指的战略性外交话语，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具有某些“战略性”因子的外交话语，可以称为一种比拟性的“战略性外交话语”。

具有“战略性”部分因子的外交话语主要有“独立自主”、“不结盟”、“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其中，“独立自主”与“不结盟”是在冷战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外交话语，面对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和国家利益，需要对旧的战略性外交话语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话语，以获得话语主动权，因此，本文并不对这两个话语进行讨论，而是选取冷战结束后中国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三个话语为分析对象，来探讨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及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1)“韬光养晦”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时间相对较长，中西理解差距最大，目前在国内外仍备受争议，对于探讨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和平发展”是中国有意识地提出的扭转中国话语被动、颇具针对性的一场话语建构的努力，对于消除“中国威胁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和谐世界”则是体现中国国际战略的最新思维，并较快得到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同，转化为话语权的一次话语努力，同时，“和谐世界”的话语中也包含了“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外交理念。

二、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效果

福柯曾提出“话语即权力”的命题。战略性外交话语要产生权力，必须得到受众的认同。话语要产生权力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首先，话语要为人们所使用，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其次，话语的含义需要被认同。⑨其中，得到受众的认同是实现话语权的关键。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话语权，需要具体考察其是否进入并影响国际社会的议题设置，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1.“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是，中国政府面对国际孤立和西方制裁，对中国“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的应对。“韬光养晦”是否是“外交话语”，在学界存有争议。邓小平刚开始提出“韬光养晦”，只是内部宣示，是为了统一党内领导同志的思想，并没有对外公开。⑩邓小平也没有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外交战略进行过表述。1998年8月，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把“韬光养晦”作为对外的战略方针，不过他的讲话是对中国的驻外使节而言，也不是在国际场合上的对外政策宣示。(11)虽然从严格意义上，“韬光养晦”是否是“外交战略”存有争议，但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的对外方针，国内外不少学者也把“韬光养晦”当做中国的“外交战略”，因此，本文把它视为一种比拟性的“战略性外交话语”。

在国际社会的议题中，虽然经常提及“韬光养晦”，但很少专门讨论。在更多情况下，这一话语只是出现在一些讨论中国崛起或中国外交的文章中。随着媒体和学者经常提及，自2002年，美国国防部每年发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均提到“韬光养晦”。因为缺乏专门的讨论，“韬光养晦”只是进入了国际议题，但对国际议题设置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在这些新闻和学术文章中，国际社会经常把“韬光养晦”解读为负面含义，把它翻译成“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隐藏实力，以待时机)，“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wait for revenge”(隐藏实力、以图报仇)、“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隐藏实力，假装微弱)，“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隐藏野心、收起爪子)，“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掩盖真实意图)。(12)其实，邓小平所指的“韬光养晦”是指中国不当意识形态的头，不争论，保持低调，谦虚谨慎，踏实发展经济实力，并不存在隐藏实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战略意图，更不存在等待“复仇”之说，或者存在所谓的“战略欺骗”。

国际社会对“韬光养晦”概念的负面解读，与中国文化背景中“韬光养晦”本身包含歧义有相当大的关系。成语“韬光养晦”本身有“隐藏才能，不使外露”的意思，它也经常与“卧薪尝胆”用在一起。2006年版《新世纪汉英大辞典》把“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200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对照《生活中的中国智慧》一书，将“韬光养晦”解释为“一种为人的策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13)可见，“韬光养晦”一词语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其在被看做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时，的确易于生成歧义，甚至被国际社会负面解读，对中国产生战略怀疑。

“韬光养晦”虽然实现了中国不当头、淡化意识形态争论、低调发展的目标，但是并没有把中国的战略目标清晰传递到国外，也没有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战略怀疑。在中国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国际社会开始出现并盛行“中国威胁论”，并形成话语霸权，使中国处于极为失衡的话语弱势中。(14)

2.“和平发展”

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等西方话语的泛滥，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15)“和平崛起”的提法很快为中央高层领导所采用。而后，因为国内对“崛起”的提法有分歧，政府决定官方层面不再使用“崛起”的概念，但学者可以对此进行自由讨论。(16)和平发展表明中国“决心走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17)和平发展既是中国的对内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

“和平发展”话语的提出，很快引起国外媒体、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这主要表现在对“和平发展”有关言论的翻译、报道上，(18)媒体和学界还进一步探讨和平发展的内涵、背景及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19)和平发展的话语也为一些官员所引用，2012年2月，奥巴马在会见到美访问的习近平时，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0)这些情况表明，“和平发展”话语已经进入并影响西方媒体、学界和官方的国际议题设置。

对“和平发展”的概念，国外人士基本有准确的解读，但是，他们还是倾向于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它比四平八稳的外交式的话语‘和平发展’更加准确地概括了事实”。(21)国际社会不少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基本认同，认为和平发展是一个“有价值的、高尚的目标”，赢得和平发展的目标“将具有历史意义”。(22)不过，对于中国是否可以真正和平发展，国际社会的认同度并不高，还存在很多的质疑。(23)虽然一些学者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等理论出发，认为中国是可以和平发展的，但是只是存在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有不少人依然坚持现实主义思维，怀疑“和平发展”只不过是一个口号，是在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的权宜之计。

“和平发展”的话语努力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国威胁论”的话语霸权，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中国威胁论”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在减少使用“中国威胁”的话语。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他们更多地使用“问题”、“挑战”、“关切”等词汇。在东南亚，也一度出现“中国机遇论”的声音。国际社会开始寻找新的话语，如“中国责任论”、“G2”、“中美国”等来替代“中国威胁论”。

3.“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的提出则是中国国内建构“和谐社会”的国外延伸。“和平发展”回答的是中国将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和谐世界”则是要回答中国的国际战略观问题。

“和谐世界”话语一提出，很快就进入了国际议题设置之中。美国《新闻周刊》、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印度教徒报》等国外著名报刊均对“和谐世界”进行了积极正面的评价。(24)国外的媒体和学术刊物对“和谐世界”进行了直接报道，产生了一些以“和谐世界”为主题的学术文章，例如，讨论包含和谐世界理念的儒家思想如何进入国际社会，和谐世界的含义及其与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和谐世界”对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关系的影响。(25)2007年7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等机构专门召开了一个以“和谐世界：中国内政外交新思想”为主题的国际会议。随后，郭苏建和简·马克主编了《“和谐世界”与中国新的外交政策》一书，就“和谐世界”提出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战略的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和谐世界”的作用展开讨论。(26)“和谐世界”不但影响国际媒体和学术议题，还进入国际文件中。2005年7月，“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7)，第一次被确认为国家之间的共识，并且逐渐进入国际法律文件。

国际社会对“和谐世界”概念的理解，与中国所阐释的含义基本一致。沈大伟指出，“和谐世界”理念“强调中国将不威胁或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此来试图让那些对中国崛起存在忧虑的人士放心，消除他们的疑虑”。不少学者也认同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约瑟夫·奈指出，“建设和谐世界为人类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图景”。(28)有学者指出，和谐世界“暗示中国支持全球发展、自力更生和多边主义”。(29)“和谐世界”在东南亚、日本、韩国都带来对中国更正面的看法，并且让非洲、拉美地区变得更为和谐。(30)但是，与“和平发展”话语类似，一些学者对于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能否实现“和谐世界”抱有怀疑，特别是他们认为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较难实现“和谐”。因此，国际社会在“和谐世界”的可行性方面的认同度还比较低。

战略性外交话语要实现话语权，首先需要被国外的受众听到，还要被听进去，进而被使用，甚至得到他们的认同，成为大家的“共有知识”。随着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更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比“韬光养晦”取得了更好的话语效果。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尼、越南的调查，每个国家平均有9％—25％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听过“和谐世界”的概念。(31)概言之，一方面，伴随国力的提升，外交话语意识的增强和话语建构能力的提高，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所产生的效果正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在影响国际议题方面表现较为显著，但是，在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态度和认同方面效果仍不理想。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3）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的官方解读不足，受众意识不强以及对外媒体发展相对滞后。其核心症结在于目前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论证与可操作的路线图，并不具备成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需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支撑。中国学者亟须加强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

四、加强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

“话语的逻辑性越强，在不同时机和场合越具有一致性，其说服力就越强。”(43)战略性外交话语要对国外受众产生影响，得到认同，需要以严密的逻辑、学术的面貌出现，才能提供更强大的说服力，产生权力。目前，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并不显著，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支持，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路线图，并不具备成为“战略”的基本要素。

战略性外交话语涉及国家的国际定位、国家的内外发展方向和目标，其建构主体必然是国家最高领导层。国家领导人并非理论工作者，建构战略性外交话语，需要社会科学的繁荣为其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有力的学术支持。“和平发展”、“和谐世界”都首先开始于学界的探讨，而后为最高领导人采用。“和平崛起”话语对外的宣示，源自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的“和平崛起”概念。而以“和平发展”的概念替代“和平崛起”，也与学者们对“崛起”概念的争论有很大关系。话语提出之后，也需要学界的进一步阐释、论证和积极传播，以增强话语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因此，要加强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构建，需要学者的系统论证和理论创新。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够显著，很大的原因在于其理论论证的不足。“韬光养晦”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缺乏理论论证。虽然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论论证，但是，还面临来自西方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挑战。

1.传统理论论证及其挑战

中国学者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大体可分为传统文化派和马列主义派。传统文化派学者借助中国“和”的传统理念，来论证中国必然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学者们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论证“和”思想包含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平衡，不同事物、不同观点的相反相成，并因此产生新的事物。“和平”、“和谐”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在一定的秩序下，矛盾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进而产生新的事物。(44)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之间可以通过政治相互尊重、经济相互合作、文化相互借鉴、安全相互信任把冲突降到最低。

马列主义派学者则从马列著作中的“和平”思想中寻找理论渊源，认为“和谐”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虽然和谐与冲突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但和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主要发展方向。他们认为，“和谐”同样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谐与冲突都是物质本体，是由经济利益所决定，而非理念本体。(45)

传统“和”文化的论证视角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江忆恩提出中国战略文化有两条主线，除了“和”文化外，中国还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强现实主义”文化。(46)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存在兵家思想，讲求权谋，古代也发生了很多战争，与儒家“和”文化不符。(47)

马列主义派的论证视角也同样受到挑战。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疑共”、“恐共”心理，对于共产主义有一种天然的心理抵触。很多国家信仰有神论，对于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信仰并不认同。

中国学者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还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西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和谐状况的”。(48)权力转移也是难以和平的，会引发战争。自由主义虽然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合作，但是认为合作是人为努力，而“和谐是一种状态，行为者的政策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这种自动和谐是难以达到的。(49)建构主义的“康德文化”(国家间相互视为朋友，建构友谊)可以是国家间的一种“和谐”。但是，一般西方所认为的“和平”与“和谐”只存在于民主国家之间，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到“和平”与“和谐”的状态是存有怀疑的。

中国也指出中国“和”文化并非没有冲突，“和平”与“冲突”是对立统一，“和平”是主流。不过，西方人因为固有的思维和理解方式根深蒂固，不一定可以很快被我们的话语所说服，这需要中国有足够的耐心。中国也需要更多地考虑受众的信仰，同时去挖掘他们信仰当中存在的“和平”与“和谐”思想。

2.理论借鉴与创新

因此，进一步完善战略性外交话语的自我的理论论证，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这需要注意我们的表述是否容易被对方所接纳。我们宣传与肯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需要承认自身文化中存在的不足，这样更容易为外界所接受。强调中国文化“和”的特殊性，外国人可能会误以为他们的文化是“冲突”文化，从而产生抵触心理。(50)

只有当“‘和谐世界’成为普适性的、为世界各国和各种文明所共享的价值观时，才有实现的可能”。(51)其实，西方文明中也早已存在“和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圣经》认为，“世界本来就是和谐的，有着正义、秩序”。(52)《圣经》中“和谐”概念的核心在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人的内在和谐、人际和谐和世界和谐。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即和谐”，“天体和谐”。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和谐城邦”思想，认为生产阶级、护卫者阶级和统治阶级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才可以建立正义与和谐。(53)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有“和谐的制度”思想。傅立叶提出的“和谐社会”、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魏特林的“和谐、自由与共有共享制度”，都可为中国“和谐世界”话语提供理论支持。(54)因此，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不但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吸取营养，也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容纳西方元素。

中国学者需要努力加强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以提供更具说服力的中国声音。例如，中国学者朱锋和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合作主编了《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一书，加强中外知名学者的对话与合作，从一些新的视角如国际机制的增加、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条件，包括地理因素、极化特点和武器科技水平的变量，来探讨权力的转移问题，并且认为这些变量有助于中美权力的和平转移。(55)秦亚青、张小明与巴里·布赞就英国学派展开理论论辩，从而使双方达成了中国可以和平发展这一共识的理解，尽管他们对于其实现的困难程度存有一定的争议。(56)

总体上，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还处于被动状态中，容易陷入西方理论与逻辑的“陷阱”之中。要夺得话语权，不但需要我们借鉴西方的概念与理论，更需要我们建立与发展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例如，唐世平从社会进化论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他认为，与自然进化一样，社会也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通过学习，中国的安全战略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进化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且不可能倒退回到以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57)秦亚青从中国哲学传统出发，提出理解中国崛起的过程视角。他认为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两个对立物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它们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可以互相转化。根据过程视角，中国的国家身份在变化，中国已经从体系外国家转变成为体系内的新兴大国，并因此具有更多的和平特征。(58)区别于结构建构主义，秦亚青运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过程”和“关系”这两个重要理念，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以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59)这些对西方理论的发展与超越，以及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的探索，对于提升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学界话语论证的逻辑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可为最高领导层建构战略性外交话语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外交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需要加强与学界的良性互动，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提供良好的科研软硬件配套，鼓励学界进行前瞻式探讨，大力支持学界积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中国需要跳出西方的话语框定，主动定义中国的国际定位，设置国际议题，赢得话语主动权。这是一个长期的对外战略目标，同样也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

(作者对于外交话语权问题的探讨，最初得益于与北京大学张植荣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胡键研究员的讨论带来的启发，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教授也提出了大量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本文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