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

发布时间：2017-01-04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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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在华盛顿召开,东盟正式向美国提出关于东亚经济核心；①望获得美国的理解；1994年7月25日,东盟以在举办首次东盟地区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消极态度有所改变；②进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构想”,对日本进行强力牵制；1995年3月,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出席于4月；③部长会晤；织的发展走上了轨道,开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必要性；④体化

　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

在华盛顿召开,东盟正式向美国提出关于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立方针的书面议案,希

①望获得美国的理解。

1994年7月25日,东盟以在举办首次东盟地区论坛(ARF)前有必要同与会东亚各国沟通意见为由,邀请中、日、韩三国外长赴泰国参加非正式外长会晤。虽然此次会晤未被冠上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名义,但实际上是由最初设想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国参加的外长会议,东盟开始谋求使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为既定事实。此时的日本正处于细川政权和村山政权时期,一边倡导“成熟的日美关系”,一边对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构想表示理解。而且,考虑到这次会晤只是外长会晤而非经济部长会议,不会遭到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日本时任副总理兼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决定出席这次非正式会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消极态度有所改变。对于日本的消极姿态,1994年11月29日,马哈蒂尔在会见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时表示,“即使没有日本参与,也要推

②进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构想”,对日本进行强力牵制。

1995年3月,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出席于4月30日在泰国召开的非正式经济

③部长会晤。对此,日本正式表明了不参加该会晤的方针,其理由是由于亚太经合组

织的发展走上了轨道,开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必要性正在减弱,况且美国对亚洲一

④体化心存不安,而东盟的构想又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排除在外等。这是日本

首次主张东亚区域内组织框架应该向区域外扩大。后来,这种“扩大外交”成为日本东亚外交的行为模式之一。

此时,中国清晰地表达了积极姿态,“关于日本不参加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问题,中国认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各国间的交流与协商,某个国家是否

⑤参与并不是重要问题”。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朝着开展多边集体合

作外交、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转变。

综上所述,1990-1995年虽说只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提出阶段,但却形成了此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力学结构雏形。首先,各相关国家的政策形成了一定的框

⑥架,东盟力掌主导权,中国积极支持,韩国姿态积极,日本持消极态度。而且,在东亚

地区中,日本与中国的对外形象逐步形成:日本的对外形象是,重视美国的意图和情①②

③

④「東アジア経済グループ(EAEG)への道」,。『日本経済新聞』,1994年11月30日。『日本経済新聞』,1995年3月19日。『日本経済新聞』,1995年4月6日。

⑤趙宏偉編:「東アジア地域統合の歩み」,『平成18年度-19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東京:日本国会图书馆藏2008年,22頁。

⑥マハティール:『成功の原点に戻れ　日本人よ』,東京:PHP研究所2004年,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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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赞成赋予东盟主导权、倡导区域合作向太平洋地区扩大、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中国的对外形象是,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努力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

其次,对于马哈蒂尔和东盟而言,为了拉态度消极的日本“入伙”,中国的积极参与成为成功的关键。东盟这种对中国的所求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追求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中国外交不谋而合。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东盟与中国(10+1)的市场一体化取得了有效进展,在此基础上还逐渐形成了以“10+1”为核心,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第一圈,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0+

6)为第二圈的东亚区域一体化结构。

最后,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虽然强烈反对日本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对中国的领导作用提出反对。

三　走向必然的趋势: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型(1995-1998年)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助跑阶段,中国积极改善同东盟的关系,为构筑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创造环境。而日本依然没有出台关于东亚区域一体化和日本领导地位的外交战略。所以,中日之间的博弈仅限于1997年出现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

1996年是中国外交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从以双边外交为中心,开始转变为以多边的集体主义外交为中心。

1996年7月,中国提出“新型安全观念”的新概念,表述了中国重视多边外交的外交理念。事实上,同年4月,“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建立,这是中国主导建立的第一个集体合作组织。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份加入该机制,六国首脑举行首次会议,通过宪章并决定在北京成立常设机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从2005年开始,该组织进一步发展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等四个观察员国家,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两个会议主席国客人以及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两个对话伙伴国,覆盖了伊朗、白俄罗斯以东的欧亚大陆。对中国而言,这构成了其北方的区域

①性集体合作体制。

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94年秋天。那一年,中国首次就南沙问题同东盟展开多边对话。1997年3月,在北京由中国和菲律宾共同主持了东盟地区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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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安全保障分会。会上,中国进一步细化1996年提出的“新型外交观念”,提出了

①以“新安全观”命名的外交理念。同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国会发表演说时,

将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机制这一多边合作组织作为实践“新安全观”的成功事例进行了说明。可见自1994年9月,江泽民就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外交理念向集体主义外交的根本性转变,积极决策并实施“上海五国”的政策构想。在此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江泽民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首脑多次交流意见,并在签署共识文件的基础上,邀请各国首脑齐聚上海,成功确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

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起点地位等一贯说法,首次将倡导“振兴中华”的孙中山作为第一代伟人,他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②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又讲道:“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③可以认为,江泽民把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坚持“三个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党,把振兴中华作为建党以来的一贯使命,当然包括外交在内的所有政策都是振兴中华之策。

2002年7月31日,在文莱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中国提出了“完整版”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其中将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同东盟的关系称为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这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将构筑南北两个区域性集体合作体制

④作为战略目标。而且,中国所提倡的区域性集体合作秩序并不仅仅涉及政治和安全

的合作,还必须包括经济一体化,把参与者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实施东亚经济一体化政策,并不是像中外舆论广泛喧嚣的那样是汲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才开始的;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确立了“新安全观”,并在北方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同时,以东盟为①②

③潘光:《三个代表与新安全观》,载《解放日报》,2003年2月13日;《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载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民日报》,2003年8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论述新安全观》,载《京华时报》,2005年6月6日。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笔者有一篇论文也论述此问题,参见趙宏偉:「3つの代表論と中華本流の復興」,中国研究所编:『中国年鑑2003』,東京:創土社2003年,60-65頁。

④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作为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论文中称,“南边的东盟+中日韩、北边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区域性协调机制的两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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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点构建其南方的区域性集体合作秩序。中国积极主动地构筑同东盟的全面合作机制,这与东盟方面构筑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较之消极的日本,东盟首先与中国积极进行了战略和战术的磋商以及外交行动的相互协调。

对于东盟而言,日本对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赞成与否成为最后的障碍。为拉日本加入其中,东盟采取的战术是不断重复召开由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以造成既成事实。如前所述,1995年4月,东盟遭日本拒绝而不得不取消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经济部长会议。但是,东盟在同年的7月和11月,以原定来年召开的第一次亚欧会议(ASEM)为借口,提出东亚各国需进行事前洽商。东盟提议举行由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参加的外长午餐会和经济部长午餐会,两会在日本

①参加的情况下得以如期举行。在此次成功后,东盟在1995年12月召开的东盟首脑

会议时有望接纳中南半岛各国和缅甸,扩大为十个成员国的背景下,又提议在1996年年底召开第一次东盟十国首脑会议时,邀请日、中、韩三国首脑,实现东盟+中日韩(10+3)会晤;但是,因为日本再次表示不打算参加而作罢。东盟锲而不舍,1996年2月,在第一次亚欧会议开会之前,又以需要洽商为借口,提议并成功举办了由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参加的外长午餐会和首脑午餐会。这一时期,东盟为了抓住日本共设计了五次午餐会。

1997年,马来西亚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在以往五次午餐会外交所积累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动性,于同年3月和5月反复邀请中、日、韩三国首脑出席年底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最终,日本接受了会议邀请。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东盟+中日韩(10+3)首脑会议并不是像中外媒体所广泛报道的那样,是由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促成的,而是在东盟特别是马哈蒂尔的主导和中国的支持下,这一首脑会晤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达成了约定。

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帮助了日本政府内的亚洲派。1997年8-11月,在日本,以时任财务大臣宫泽喜一和财务省官员神原英资等人为中心的一派官员,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并对东盟和中韩做工作,但其结果却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而遭

②遇失败。

1997年12月,第一次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以东盟首脑会议扩大会议的形式①

②『毎日新聞』,2000年5月22日。榊原英資:「アジア版IMF構想で根回しミス」,『日本経済新聞』,200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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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召开。1998年12月,又在越南召开第二次会议,并决定以后将每年举行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

四　主轴的确立:《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1999-2004年)

　　截至2010年的13年间,“10+3”机制基本上都是以论坛的形式存在。①其中,中国以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FTA,简称自贸区)为中心积极构筑其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关系,并使其占据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战略中心。而日本,依然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和日本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持消极态度,但是究其原因,却已不再是因为从属于美国的政策,而是意欲实施“牵制外交”以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牵制外交”成为日本的外交行动模式之一。美国虽然反对日本争夺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但对于中国的相关行动却没有反对言行。

这一时期,中国在实施对东亚外交的过程中,显现出一些新的外交行为模式。第一,在构建东盟+中国的区域性集体合作体制进程中,中国坚持每年都要有所前进,追求年年有进步。②中国非常重视维持同东盟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之势,并借此形成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将东盟十国都拉入其中。1999年以后,中国逐年完成的工作可列举如下:

1999年,在积极开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同时,开始就构建东盟-中国的自贸区进行事前疏通。

2000年,向东盟提议进行“自贸区共同研究”。

2001年,和东盟就启动自贸区谈判达成共识,并在海南岛设立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签署《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就构筑“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达成共识。2004年,取消对东盟的农产品关税,并签署东盟-中国自贸区《货物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东盟承认中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2005年,开始减免货物关税,并推进湄公河流域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2006年,就东盟-中国自贸区《服务协议》达成共识,并开始推进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①マハティール:『成功の原点に戻れ　日本人よ』,12頁。

②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999-2010年相关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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