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政府对中国首次核试验的认知与反应（1964—1966）

发布时间：2020-06-04 01:46

【摘要】： 本文以约翰逊政府对中国首次核试验的认知与反应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大量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深入探究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和核不扩散政策的演变过程,并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探询这些政策演变的深层动因。在约翰逊政府看来,中国核试验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心理影响,并会引发世界其他国家的核扩散倾向。为此,约翰逊政府在对中国首次核试验作出应对时,一方面极力安抚亚洲“自由国家”,强调美国的集体安全承诺;另一方面,调动舆论工具极力谴责中国的核试验,希望把中国的“核扩散”行为推向国际道义的对立面。约翰逊政府认为中国会利用核试验的政治影响以“颠覆”的手段对周边小国实施间接侵略,寻求在亚洲的霸权。在对华政策方面,约翰逊政府一方面通过“升级越南战争”来强化对中国“扩张”的遏制,另一方面固守将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立场,以免被认为“鼓励侵略”。但是,在中国核试验的影响下,国际社会要求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呼声空前高涨。两难之下,约翰逊政府在1966年做出了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调整。在核不扩散方面,面对中国核试验促动下,许多国家出现的发展本国核力量的动向,约翰逊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实施严格的核不扩散政策,甚至不惜向盟国施压,向苏联示好,促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订立,向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从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视角进行分析,美国具有“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民主国家”身份,“大西洋联盟领袖”和“亚洲反共阵线守护者”的类属身份,以及“阻止核扩散的核大国”的角色身份。这几种身份在应对中国首次核试验这一重大国际事件时被同时激活,表现出不同侧面的国家利益。约翰逊政府面对多种身份建构出的不同利益,在是否“孤立”中国问题上,游移不定,难以取舍。“遏制而孤立”的对华政策,其实质就是对这种两难困境作出的应对。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D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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