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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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时光依旧
1 楼 2016-01-06
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
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
任何历史哲学都具有自身的历史界限，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哲学都能自觉到这一点，而且，某些历史哲学为了强调历史的一般性而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自身的历史界限，以致成为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是如此。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意识到了历史的主体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但由于不了解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实践本质而并未能真正明确其历史界限。只有马克思历史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史上明确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即通过把历史哲学还给“历史”本身，真正开辟出了一条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全新历史哲学道路。
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超历史”论证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并且是以“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种理论形态问世的。所谓“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是从某种抽象范畴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先验、抽象的描绘、设计、理解和说明，即遵循历史之外的尺度来编纂和理解历史的哲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之所以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主要在于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向人们提出了从整体上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客观要求，又向人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历史的经验材料与宏大视野。dash;—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螺旋式复演（归）过程。
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说明和理解人类历史，创立了历史哲学的理性主义体系。无论是首次提出“历史哲学”概念的伏尔泰，还是杜尔哥、孔多塞、孟德斯鸠以及爱尔维修等人，他们都把人类历史抽象为了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过程毫无关系的理性进步过程，即把抽象的理性当作理解和编纂历史的唯一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2] （p229）
康德则在充分肯定启蒙运动的基础上，把理性改造成历史理性，建构了一种“普遍历史观念”。康德用“allegemeine geschichte”一词来表述“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即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3] （p18） 就是为了给人类解释历史提供一种“超历史”的“指导原则”。
在康德看来，历史发展以“自然的合目的性”为先验基础。历史进步不过是“自然的计划”的实现。人类的自然秉赋——“人类社会中的对抗性”[3] （p6） 是历史进步的根据。这种“对抗性”，亦即理性的内在矛盾。大自然通过赋予人类以理性，即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 （p8） 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和全体人类的共存共处，从而保证自身计划的实现。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即从“各民族的联盟”进入“世界公民状态”，就是所谓普遍历史的形成。“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3] （p18） 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历史的“范导性”原理。
黑格尔在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基础上，通过把历史归结为哲学的历史，即理性的自我外化、自我否定、自我复归的过程，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思辨表达。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理性不仅支配世界历史，而且也认识世界历史；理性不仅是历史本身，而且是历史的自我意识。他断言：“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4] （p8）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绝对理性自我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具体现实。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理性的线性逻辑链条。“世界历史民族”或者“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作为绝对理性发展“阶程”的世界历史的起点。换言之，“世界历史民族”和“民族精神”是“精神”具体展示自身意识和意志的“现实”。所以，世界历史行程表现为“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世界漫游。民族精神的更替是普遍的“精神”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理解的“总体性”过程。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的逻辑发展的结果。这样，黑格尔也就将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理解历史的“超历史”思维路向推向了顶峰。
不难发现，把历史看作某种实体根据某种终极目的或遵从某种普遍计划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并通过对人类生活“过去”的一般回溯与逻辑追认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永恒性，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全部秘密。把“历史”抽象为与“现实的历史”无关的“过去”，并从纯粹客体角度来看待“过去”，遮蔽历史呈现自身以及历史认识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思辨构造与说明，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一旦人们注意到历史是“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必然走向破产。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范式
随着历史的经验材料的增加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人们对黑格尔推向顶峰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越来越反感，因而通过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开辟出了新的历史哲学道路。这就是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主要包括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两种基本方向。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则又大致可区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基本范式。
（一）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基本观点和特征集中体现在其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中。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也就是孔德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即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通过经验归纳和数学演绎方法来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实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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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魁
2 楼 2016-01-06
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摘 要：本文主要是以张西堂先生的《诗经六论》为依据，介绍了其《诗经》研究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他在对《诗经》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诗经》，也体现了张先生那种严谨朴实扎实的学风。
关键词：张西堂；《诗经六论》 ；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 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W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 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 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一、概括的书写，
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 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鏞”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鏞”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 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代做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历史局限
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
参考文献：
[1]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
[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
[3]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作者简介：段兰兰（1987.3-），女，河北省，贵州大学，学生，硕士（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追爱27
3 楼 2016-01-06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西方人性哲学有感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西方人性哲学有感
引言：
黑格尔指出：“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不确定的，其中还包含着人的非凡的规定；人要把自己当作目的，这里面包含着非凡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这是作为思维的人，假如将这一点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真，就是善。”
一、苏格拉底：“为道德正名”
苏格拉底看来，因为人性的本质在于理性，所以，人生的最高目标就应当追求正义和真理。因此，苏格拉底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理性基础上为道德“正名”，批判智者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观，探求本文由收集整理人的内在道德本性，确立社会生活中人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一点，就是苏格拉底的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二、柏拉图：“正义”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续了他的老师关于人的特性在于理性的观点。所不同的是，柏拉图把理性上升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高度加以论述。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中的理性来源于宇宙灵魂中的理性，只是人的灵魂中的理性的纯洁度较差，属于第二、第三等的理性。这是因为在人的灵魂中，除了理性 以外还有感觉、欲望和情绪，这都是由外界的火、气、水、土等因素所造成的混乱。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正像在国家中有统治者、卫士和工农群众一样，个人的灵魂也有三个部分，即理智、激情和欲望。WW其中，理智是聪明的，起着领导的 作用，激情服从它，成为它的助手。音乐和体育的教育可以加强理智，并且使激情平稳。欲望在灵魂中占据最大部分，它贪得无厌，必须受到理智和激情的控制。假 如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和谐相处，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与欲望服从而不违反它，这个时候灵魂就处于最佳状态，这个人就是能够自制的人。因此，柏拉图认 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做到各司其职，和谐协调，那么灵魂便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秩序井然，这就是个人灵魂的正义和健康的表现；反之，假如它们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
三、亚里士多德：“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人性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 假如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就是说，人天生具有合群的倾向。不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第二，义理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辩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 义理的结合。”（《政治学》）又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假如不讲礼法、违反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政治 学》）这说明，人类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即义理性或趋善性。
第三，理性。人类为什么能够知道义理，趋善避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因为人性中还包含着一种可贵的特性，即理性。他说：“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 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凭借理性，人类才懂得善恶，过一种幸福生活，理性是最重要的。
第四，欲望与兽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性中不光有理性、社会性等特性，而且还包含着欲望与兽性的因素。只要是人，难免都有欲望。只要加以理性的引导和调节，就是正常、合理的。假如不加节制，就可能造成危害。亚里士多德把这种能够造成危害的欲望称之为兽欲或兽性的因素。
四、马基雅维里：“人性恶劣、易变”
马基雅维里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并为此出谋划策，精心设计了一套 所谓“非道德主义”的、“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君主统治权术。
马基雅维里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人性易变”。他说：“人民的性情是轻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轻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 就困难了。”基于此，他告诫君主说：“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预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马基雅维里熟悉到，君主之所以为君主， 是以民众作为基础的。所以，君主必须注重观察和调控民众对自己的态度。这样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即选择被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畏惧好？马基雅维里的回答是：“最好是两者兼备，既让人爱戴，又被人畏惧。”但君主要做到两者兼备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马基雅维里的选择是：“取被人畏惧，舍让 人爱戴。”这是由于“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马基雅维里解释说：“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轻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就是说，人性易变，轻易忘恩负义，所以“爱戴”是靠不住的。
想爱就要爽
4 楼 2016-01-06
我为什么翻译《西方哲学经典》
我为什么翻译《西方哲学经典》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充实自已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经常用列宁的这句话激励自己。
“夫人虽秉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这句古训，时常在我耳边萦绕。
我1955年出生在原阳县黄河滩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当农民，一有本文由收集整理空就读书、练字、画画。1974年5月，一位素不相识的技术员到我们黄河滩区搞避水台测量，看到我的字写得好，就介绍我到他所在的原阳黄河修防段当临时工。高中毕业后，我的理想是当正式工人。当上f临时工，向我当时的理想迈进了一步。我所在的原阳黄河修防段工务股，除我之外，其他人都是从黄委会、河南黄河河务局下放的工程技术人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鼓励我努力学习。《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人民文学》、《诗刊》……那是一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真没想到，几年之后，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我被郑州大学中文系录取。
进入大学的我，没有找到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这个丑小鸭变得更丑了。入校时，有的同学已经用英语记日记了，可我却只会用英语背一句“毛主席万岁”，连写都不会。有的同学谈起外国文学如数家珍，而我当时连美国首都在华盛顿都不知道。我虽然没有要超过同学们的胆量和野心，但却有接近他们的强烈欲望。这是一种自觉的学习、快乐的学习。4年之后，我被分配到《河南日报》当记者，这是组织上对我大学学习成绩的肯定。彼时的我，已经超越了当初刻骨铭心想当工人的理想。但是，上大学时那种丑小鸭的感觉，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参加工作后，业余时间的学习，是我减轻这种内心痛苦的一剂良药。1983年底，到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工作后，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成了我的一大嗜好。当别人告诉我他在某某报刊看到我发表的翻译文章时，我会从中得到社会对自己学习成果承认的愉悦。我学习英语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在步步接近知识比我渊博的人的过程中获得天天进步的快乐。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45岁的时候，会通过全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出国培训英语考试，在郑州大学集中学习半年后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培训半年。更没有想到，在我47岁时会考上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2005年元月，我拿到了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和毕业证书。为继续提高哲学素养，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精读我在美国学习时从一家旧书店买的英文版《西方哲学经典》。这本书收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16位西方顶级哲学家的28篇代表作，篇篇
都是精品。为进一步学深学透，我开始把它译成中文。2009年底，全书译完。又打印出来逐字逐句修改一遍。这是一个十分艰苦也非常愉快的漫长学习过程。翻译这部书，用了我5年时间。5年，1825天，我的业余时间全部贡献给它了。我尽心尽力了。我希望它完美无瑕。
我在《西方哲学经典》中译本后记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博士论文发表时我说过，把取得博士学位作为起点。尽己所能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当走完人生历程回首往事时，没有愧疚和遗憾。翻译出版《西方哲学经典》，就算我取得博士学位后为国家和人民作的一个小小贡献吧。”
《西方哲学经典》（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共151.8万字）出版后，见到的人都说好。有人告诉我，两口子晚上在家争着读，有人说要写体会文章，有人说要给孩子买，有人问哪里有售。我听到这些消息。心里感到很幸福。
“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在不断追求知识中获得满足的人生才是充实的人生。”这是十几年前我给某杂志写的世纪寄语，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我的人生格言是：“学海无涯乐作舟！”
DD小桐
5 楼 2016-01-06
浅析西方哲学中的实体观念
浅析西方哲学中的实体观念
希腊在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贡献就是孕育并发展了哲学，西方哲学体系里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观点都可在希腊哲学里找到其根源。新康德主义者，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说“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终极本原问题。”[1]具体说来是古希腊唯物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某一种或几种物质构成的；以理念论为代表的唯心论哲学家则认为精神性的一般本质是世界的本原。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体观念。
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念
亚里士多德完成了从神话语言到形而上学语言的转变，这在西方称为斯塔盖拉事件。作为形而上学主要对象的实体，自然是这次事件的主角。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实体这一观念作了详细的阐述：“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本文由收集整理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2]这就是第一实体，它自身是主体与基质。“第一实体之所以最正当地被称为第一性实体，是因为它们乃是其它所有其它东西的基础和主体”[3]。“还有那些作为种而包含着属的东西也被称为实体。”[4]这就是第二实体，第二实体是第一实体的“种”或“属”。总结他对实体的这个定义，我们发现他实际认为存在两种实体。第一种实体是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第二种实体是个别事物之所以为个别事物的原因，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共相。在《形而上学》中，他对实体又作了解释。他把实体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简单的物体，如水、火等；第二种是内在于那些不表达主体的东西中，如灵魂对于动物；第三种是内在于事物之中，限制他们并使它们成为个体，部分消灭整体便随之消灭，如面相对于体；第四种是本质，即也是每个事物的实体。在后面的解释中，实体则成了永恒不动的神。此外，亚里士多德又将实体分为三类，即质料、形式，两者的结合物，他认为形式比质料更是实体。探讨到最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体是具体事物，形式、本质、神，质料被他从实体中驱逐出去了。
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有一些混乱。但无论如何，他第一次提出实体概念，并建立起了实体学说，且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亚里士多德对的实体对后来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中世纪的实体观念
中世纪的实体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直接继承了亚氏的实体就是神的这一观点。因为神无法直观，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其作精密的与无可辩驳的论证。最著名的是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与阿奎那的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安瑟伦认为，上帝的性质是一种完全的存在，从这个定义就可得出上帝存在；阿奎那通过依据事物的运动，事物的动力因、事物完善性的等级、自然的目的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这五个方面的论证而得出上帝存在。经过这些证明，上帝是唯一绝对的实体，万物都由上帝创造，都依赖于上帝。
三、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实体的观念
1.经验论派的实体观念
机械唯物主义，也是经验论哲学的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东西都是有形的物体，即物质实体。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神学家所说的上帝，天使、灵魂等，存在的只是物体。但其学说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他否认物质具有质的多样性；认为物质实体的唯一属性就是广延。至于其它属性，如色、香、味、运动等，只是物质实体可有可无的偶性，并非是物质实体本身所固有的。另一个著名的经验论者是洛克，他继承了霍布斯的唯物实体观，但他的实体观更具特色。他认为实体是一切性质和观念的支撑物，他说“我们由于不能想象简单观念为什么能够存在，因而习惯于假定有一个基质，作为它的寄托和产生的原因，我们就称这个基质为实体。”[5]洛克肯定实体，但认为实体不可知，他在这里所表明的不可知的东西实际是实体的本质。
2.唯理论派的实体观念
笛卡尔是唯理论的著名代表，他从普遍怀疑出发，主张怀疑一切。但他认为有一点不可怀疑，那就是怀疑自身。由于是我在怀疑，那么这个“我”必然是存在的。笛卡尔认为这个我就是精神实体。当然，他也承认物质实体的存在，但他认为物质实体只具有广延的属性，而精神实体只具有思想的属性，所以他无法调和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为此，他只能诉诸于无限的上帝，这也是他的“绝对实体”。在这里，绝对实体要高于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
实体观念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处于核心的地位。斯宾诺莎对实体作了不一样的界定，他说：“实体是自身内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6]实体是“自因”的，它不能由别的事物所产生，也不受其他的事物的限制。它的本质就包含着存在，所以否定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说，“宇宙间除实体及其分殊以外，不能有别的东西”。因此实体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实体也是永恒与不可分的。永恒即自身存在，由于实体是自因，所以存在是它的本性。斯宾诺莎将一切存在物的全体称之为自然或神，这就是他的实体是自然的观点。在这里，他表达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实体观，他抛弃了传统的实体即个体的思想，而认为实体就是整个宇宙或神。
四、黑格尔的实体观念
黑格尔的实体思想是在对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理论及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的一种借鉴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是唯一的，实体不依赖他物而独立存在，通过自身而得到种种规定性，因而演绎出实体即自然界本身。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观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此他提出了“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他认为，主体的精神才是实体的本质，实体如果失去主体就会变成空洞的外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主体和实体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同一，他把“自我意识”客观化为宇宙万物的实体，绝对精神是创造世界的主体。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
五，实体学说的意义
实体观念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哲学的探询存在之路是密不可分的。从上文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关于实体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实体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哲学六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它作为一条主线贯穿至今。正因为各个哲学家对它的不同的见解，哲学才呈现如此的魅力。对实体的研究正如前文提到的，将对我们关于西方哲学的学习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小夫妻boy
6 楼 2016-01-06
以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教学
以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教学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并寻找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学习历史不仅要求了解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要透过历史观象去探求历史发展的本质，并进而总结历史带来的经验教训以指导现实各项本文由收集整理工作的开展。要对历史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就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而哲学正是研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历史学和哲学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它们互为表里，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学的研究要以哲学为指导，而反过来哲学的研究也要以历史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其差别只在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即历史学重现象、史实，而哲学重本质、重规律。
历史教学旨在通过对历史现象的阐述，引导学生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逐渐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正确认识，培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就更加要求教师能够站在一个哲学高度对知识进行深入分析讲解。要达此目的，教师首先必须对历史发展有比较深入的哲学认识和哲学思考，并以此来指导对整个教材的把握。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几个阶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每一阶段以及每一阶段内的不同时期的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进步。从哲学角度来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同时也还有其他因素与之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或制约了这一过程的进展，决定了事物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w而对于人类社会，促使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力即在于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越来越不适应甚至阻碍其发展，矛盾由此产生。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最终要冲破一切障碍，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直至根本变革。人类社会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进步。古代史中如夏朝的建立和世袭制的实行、商鞅变法确立封建制度乃至各个朝代的更迭、制度的革新，近代史中如资本主义兴起、发展、垄断的产生，现代史中如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不同时期的改革等等，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当然，其他如统治者个人的素质才能，对外关系（如外来侵略）等因素都对这些变化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共同制约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史实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即要想真正最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必须也只有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改革、与时俱进。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也必须基于这一社会发展的认识去辩证地、历史地和实事求是地评价。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一分为二，必须坚持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而不能片面地、孤立地、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认识问题。因此，认识历史事物时我们既要看到其积极的
方面和进步的地方，又要认识其局限性，特别要抓住其本质，认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势、要求等，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地认识其地位和价值，尤其要摒弃以现在的标准要求古人、苛求历史。有了这些认识，在对学生进行讲解时，教师更要以此为基础对教材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让学生形成正确而科学的认识，逐渐养成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并找到正确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方法，形成历史思维。如对王安石变法的教学就应首先结合北宋初期的制度变革认识到，其背景是北宋中期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由此也就能从其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和对统治阶级内部利益调整的实质去客观评价王安石以及这次变法：既能认识到其积极性，也看到了其地主阶级的本质、局限性和不能根本解决矛盾问题的缘由。
其实，通过如上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历史教学乃至历史认识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反过来通过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分析与把握加深了对一些哲学观点、哲学方法的理解。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教师和学生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全面、深刻、正确的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得到了训练。因此，我们应有意识地把哲学理念与哲学思维运用到历史的教学中，让两者相辅相成，以促进教学的发展和学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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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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