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1)
本文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关键词]新时期史学；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事实；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摘要]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Keywords: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su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philosophy;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 the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China is a new branch of history theory that appeare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30 years,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su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the relativit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 idea of historical facts, the way of treating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the basis of thorough discussion. The future researches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following:1,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with the subject of epistemology as the core; 2, to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3, to have an analytical and dialectical attitude toward introducing western historical philosophy.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一个“认识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读。有了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理论预设，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所以，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无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闷的史学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历史哲学转向的西方史学，也无例外地传导到神圣而略带陈腐的中国史学殿堂。于是人们惊讶地看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提到了历史思想家面前。西方历史哲学话语的这一根本性转向，对历史学家的判断力、进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场颠覆性的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思，一个被称作“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而蓬勃兴起。①
①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谈到的每个问题，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等几个方面。由于笔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学人之一，本着客观性原则，也对自己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反映，而绝不敢借综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谈到自己观点的地方，仅做客观介绍，不附加任何评论性语言。
一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揆之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界，当着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的“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在发挥着一个哲学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学界，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体、淹没主体，构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顽固特征。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认识主体问题。
1．关于主体意识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历史认识的机制问题。中国历来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历史认识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机制进行过自我追问，自我考量。而这的确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1](p233)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一个希望摆脱认识盲目性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反思自己认识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问题。
主体的历史认识不是从白板开始的，而是有一个认识开始之前的大脑准备状态，有一个主体赖以展开认识活动的先验①的结构或图式，每个人的认识，都无例外地是从这个已有的结构或图式出发的。率先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是刘泽华、张国刚先生。他们认为，史家的认知结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观；第二，认知环境；第三，史家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与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观是史家从事认识的指导思想。认知环境形成历史认识的情境条件；史家个人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微妙，是造成史家认识千差万别的极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认知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除了随着本身每一个构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外，史家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会产生反馈作用。史家认知结构的改善与调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2]
此后，笔者也撰文讨论主体意识结构问题，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的总和，是主体意识的灵魂。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其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知识基础是史学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它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两种因素，主要是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方向；而知识基础的作用，则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生活经验是史学家特殊的生活阅历的积淀，它使认识主体在看待、理解历史事物时，具有一种特有的体验色彩。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性格气质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主体个性差异的心理素质，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体意识结构个性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3]
①这里所谓“先验”，是指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大脑准备状态，而并非是说主体先天具有的意思。主体认识结构，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4](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5](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6]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2．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与加强主体意识问题
既然主体意识结构是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历史认识才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并因而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以往那种把主体意识看作是扭曲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因素，并竭力在历史研究中排斥主体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弃；一种以张扬主体性为特征的认识论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对于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识到了主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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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对有关《六十家小说》之十篇话本的断代研究做以归纳、梳理。文中搜集、引用了大量有关此十篇的断代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这十篇时代归属的看法。
关键词：六十家小说;断代;十篇
《六十家小说》，明嘉靖时钱塘人洪根编辑刊刻，是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子。按洪氏当时所刻，共为六十篇，故名为《六十家小说》。《六十家小说》，后世又称之为《清平山堂话本》，但《六十家小说》之名当是正宗，这据时人著作可考。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嘉惠堂本)卷二《孤山三堤胜迹》中已提到《六十家小说》，又据美国学者白亚仁文章《新见〈六十家小说〉佚文》中载：《重刊麻姑山志》中提到的“刘改之教授”故事出自《六十家小说》，而《重刊麻姑山志》又是在明万历《麻故山志》的基础上编订的。足见，此书最初之名应为《六十家小说》。至于后来缘何又名《清平山堂话本》，乃是原书在流传中逐渐散佚不全，后世人稀见其全貌并书之名称，遂视其存篇以无名之作而另觅名也。
此话本集现存二十九篇，不及原作1/3。最先有十五篇见于日本内阁文库，日本人因书板刻“清平山堂”(洪氏书斋名)字样，遂取名为《清平山堂话本》。1929年，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曾影印过此十五种话本小说。1933年，马廉在其故居宁波于偶然间又发现了洪氏刻的十二篇话本，与日本所出十五篇之故事无相同之处，惟板心刻字情形相同，故仍将其归之于《清平山堂话本》，1934年，此十二篇经马廉平妖堂影印而流传于世。嗣后，阿英先生亦得《梅杏争春》与《翡翠轩》两篇，为日本与马廉所见之外，惜已残缺不全。此两篇目前为止，还无影印本问世。
洪根在汇集出版《六十家小说》时，并未对其进行详细的修改和整理(这从文中大量的墨丁便可看出)，他为我们保存了具有原始形态和原始风格的早期话本资料，无疑，这使得其文学欣赏价值大大逊色于后来成熟的拟话本“三言”“二拍”，然而，它在小说研究上所体现出来的宝贵的史料价值，亦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现存世之二十九篇话本，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其中，考证其究竟为宋、金、元、明哪一朝代之作，成为研究中绕不开的关键点。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对日本内阁府所收藏之十篇的有关分析考证资料做以爬梳整理。言之成理的，悉数著出;语词牵强，论据不足的，则重新审视揆度;尚无定论的，则存疑俟考。
日本内阁府所收之十篇：
一、《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谭正璧据话本《浪里来》词当根据元初人戴善夫遗曲《浪里来煞》该作，进一步推测其当在元初之后。胡士莹据开头有“当时是宋神宗朝间”云云，篇末又有“到今风月江湖上，万古渔樵作话文”，论断其写定时间较晚，暂列入元代。乔光辉据文中“佳人不自奉耆卿诗”出自瞿佑诗集《香台集》，又考得《香台集》的问世当在1360年之后，最后推断此篇当作成于至正二十年(1360)之后。按：乔光辉的论证，当是很有说服力的，故此话本当出于元末(1360)之后。
二、《简帖和尚》
文学史家据篇中所叙官衔、地名等于宋代吻合，并据“钱大尹”为仁宗时人断为宋代话本。但文中明显又有元人改动痕迹。许政扬据《元史・兵志》考得“巡军”的设置为元代新创，认为本篇应归入元人作品行列。对此，程毅中则作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文中“如今叫做……巡军”，恰恰证明了讲述的故事当发生在前代，“如今……”只不过是元人说此话本时加的注释而已。他不排除原著产生于宋代而修订完成于元人之手的可能。常金莲在她的博士论文里亦赞成程说。按：此话本当在宋代已基本定型，后又经元人改动，流传至今。
三、《西湖三塔记》
胡士莹从文中对岳飞的称谓来看，定为南宋。章培恒则从三座石塔最初是苏轼在奏疏中提到的，用以为限界之物，“石塔以内的水面不得种植茭葑等物”为出发点，据文中一开始就视三塔为镇妖之物，全无视其最初之实用目的，且又在距塔不远处出现了“荡户”这一在宋朝明令禁止的违规专业户，力证此为元代甚或明代前期的作品(因明代前期西湖仍未疏浚)。章培恒的这一论证当是很有说服力的。常金莲则从西湖各处的位置、名称及语言特点进一步推出其为元代初年话本。按：此篇为南宋的可能性不大，归入元代较妥。
四、《合同文字记》
胡士莹据其形式与文风断为早期的宋人话本。又据“路州”之称，进一步推知可能是金人统治下的作品。章培恒则从“路州(当作“潞”)高平县”之称谓得出此篇不可能为金代的结论。高平在宋、元抑或明清，都属于泽州，金代的高平多数时间也数泽州。而《金史・地理志》“泽州”下云：“贞佑四年隶潞州昭义军，后又改隶孟州，元光二年升为节镇军，曰忠昌。”既然泽州曾隶属于潞州，那么，原来隶属于泽州的高平县称之为“潞州高平”似也在情理中。问题是，话本讲的是宋朝事，理当用宋时设置，若果是金人作品，在贞佑四年(1216)至金亡(1234)这十八年中，前期据泽州改隶潞州的时间较近，人们头脑还是清楚的，自不会明明白白犯错误，自金天兴元年(1232)起，元兵围汴梁，次年汴梁降元，在这期间，汴梁已无集会演述话本之可能。故得出此篇之作不至早于元代，他又进一步界定下限，泽州之地改隶孟州必在元光二年(1233)升为节镇之前，从贞佑四年(1216)至元兴二年(1233)仅短短的七年，也就是说泽州隶潞州至多七年，人们要记住此事，时间上亦不能太晚。太晚了便会忘记有此等改动。故他推断此话本不会作于明代。按：章培恒的这一番推断是很理性的。然再对上抒之细节做以重新分析，将其归入金末亦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贞佑四年(1216)至天兴元年(1232)这十六年中，人们也不是不会对一件至多存在了七年的事情产生记忆上的模糊。况且，潞州的设置，最早是在唐初，至宋改为隆德军，金复为潞州，元初为隆德府。文中能用“潞州”之称，并能进行逻辑上的推理(泽州隶潞州，高平隶泽州，则高平亦隶潞州)，很有可能便是贞佑四年(1216)之后不久的事。故推知此篇当作于1216年之后，不排除作于金代的可能。
五、《风月瑞仙亭》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列入“宋元部”郑振铎认为是“宋人的著作”。谭正璧将本篇列入宋代话本。胡士莹据文中插入的不少的诗和骈俪短文，推测其风格颇近宋人话本。赵景深则认为《醉翁谈录》中的《卓文君》即《风月瑞仙亭》，并由《醉翁谈录》的成书年代推测本篇的时代“该是宋末元初，至少也该是元朝的。”章培恒则从“四川”及“势剑金牌”一词的出现，指出其很有可能作于元代。按：章培恒的说法当是很有说服力的。据此分析，此篇当作于元代。
六、《蓝桥记》
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列入“明清小说部甲”，归为明代作品。胡士莹断为南宋晚期的作品。程毅中从文中“君若的欲要娶此女”“众号为疯狂”，判断为宋人手笔。欧阳代发、张兵、陈桂声亦认为是宋人话本。常金莲认为其直接取材于唐传奇，难以从名物制度、风俗习惯及语言特点等方面来断代，她从话本的原始形态看，认为其当属于早期话本。按：此篇归入“宋人话本”还是可信的。
七、《快嘴李翠莲记》
谭正璧、郑振铎皆认为是宋人作品。长泽规矩也则据“说‘东京’而于‘昔日’之间没有朝代的名称”，进一步推断为南宋作品。何满子将其断为早期的话本。孙楷第则将其列入“明清小说部甲”，即为明代作品。叶德均则从文中两见“网巾”之物，断为明人所著。胡士莹亦从“网巾”及文中涉及的结婚礼节，推断为元代的作品。程毅中则对“网巾”作了详细注释，认为“网巾”早在唐代就有，“网巾”一词，并不能作为判定话本年代的依据。据文中有诸多宋代习俗，而又有“明显的元明语言特点”(刘坚《近代汉语读本》)，程毅中认为这是宋人作品，后又经元明人修订。按;综合诸说，此篇主体应属南宋话本，后又经元明人改动。
八、《洛阳三怪记》
郑振铎从其风格与文句上断为宋人著作。谭正璧、黄孟文亦持此观点。长泽规矩也，及胡士莹从文中“今时临安府”之说法进一步断为南宋时作品。程毅中又从文中对“寿安山”在西京洛阳这一准确说法，推断为宋话本的可能性较大。另外，刘坚等又从“地”字用在动词之后这一宋元时期常见用法及结构助词“的”的普遍运用(宋话本中常用“底”代替助词“的”，“底”在句中用作助词，常见于唐宋文献，而“‘的’最终取代‘底’的时间，大约是在元代中叶。)，得出此话本有元人修订痕迹。按：从宏观的词语运用及地理概念来看，此话本当为南宋时期。至于微观上的某些助词的用法表现出了元代特征，可作此解释：此话本在宋代已定型，流传至元代后，元人将一些不符合当时说话习惯的词作了修改，且仅限于“别扭”的个别词，元人的修改当不至于影响此话本的整体部分，故此篇仍归入南宋时期。
九、《风月相思》
此篇较特殊，通篇文言，且有大量诗词，类于传奇，但却有话本的入话和结束诗。对于此篇，研究者一致认为是明代。文中紧接入话诗之后便明书“洪武元年春”，文中亦出现了“倭夷”这样具有明代色彩的称法。陈桂声《话本叙录》推测其“或为文人据话本改写……所叙多诗词，作者炫耀才学，不能自己。”常金莲认为话本中之人物跨越了元末明初，，又联系本篇的文人拟作特点，将其定为明初作品。按：此篇分歧不大，归于明初当是可信的。
十、《张子房慕道》
孙楷弟认为是明代作品。郑振铎言其“已丧失了宋人话本的活泼而宛曲的趣味”，亦推测为明人作品。胡士莹从内容及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模拟“诗话”的相同形式，也归入明初以后的作品。欧阳代发亦从开头的解缙被杀与张良隐退，推测为明代。谭正璧则认为是“宋元旧作”。欧阳健、萧相恺从篇末的“小说张子房慕道记终”，认定是宋元话本。刘坚等从语言特点来分析，得出其为宋元话本的结论。“原来”写作“元来”，这是元代和元以前人的写法，同时，文中“动词+了+宾语”正在取代“动词+却+宾语”，而“到南宋中晚期‘却’在口语中已经开始为‘了’所取代。”这个论证当是很有说服力的。按：从语言特点来看，此篇为明代的可能性不大，归入宋元之列比较妥当。
参考文献：
[1](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美)白亚仁.新见《六十家小说》佚文[J].文献，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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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搜索依据，梳理近三十年来关于东汉抒情赋的研究成果，可将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东汉抒情赋的范围及界定、东汉抒情赋的思想体系、东汉抒情赋的艺术特色、东汉抒情赋对楚辞的接受、东汉抒情赋体裁研究。
关键词：东汉抒情赋 思想体系 艺术特色 综述 界定
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关于汉赋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汉赋的研究逐渐深入，汉赋的抒情性也逐渐被学界关注，一些专门研究汉赋的著作也涉及了汉赋抒情性的特征。马积高《赋史》认为汉赋中成就较高的是“从西汉初贾谊到东汉末年赵壹等人所创的抒情言志之作”，肯定了汉代抒情赋的文学价值。其后万光志《汉赋通论》认为汉赋进入东汉中叶以后，进入了抒情化和小品化的时期。高光赋《赋史述略》中也认为汉代的抒情赋与叙事赋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存在于赋的发展过程之中。龚克昌先生在《汉赋研究》中重点论述了楚辞的抒情性与汉赋叙事的传承关系，并开始关注汉大赋叙事时的抒情品格，揭示出散体赋的抒情特征。其后，许结、郭维森《中国辞赋发展史》论述了汉赋的发展流变过程，认为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流变过程中，出现了三次文学思想变革。许结从这种文学形式的流变及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了汉赋叙述与抒情之间的关系。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探究了抒情小赋与叙事大赋之间的区别。另有著作探讨汉赋与楚辞之间的关系，如费振刚《汉赋概论》探讨了汉赋体制及其流变，揭示了汉代抒情赋对楚骚的继承与创新;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谈到楚辞与骚体赋的前后继承关系，探讨了楚辞与汉赋之间的渊源流变。以上著作都是从汉代整体出发研究汉赋的抒情性问题，西汉赋中虽然有很多抒情性作品，但是从数量上来看远远不及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叶以后，抒情小赋的出现与成熟把汉代抒情赋推向了高峰。
一、东汉抒情赋的范围及界定
谈到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就不得不提到对它的范围及界定。关于何为抒情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抒情赋发源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并且贯穿于整个汉代。但是存在争议的是，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始于何时?有的学者认为东汉的抒情赋就是从张衡的《归田赋》开始，与抒情小赋为同一范畴，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论文认为东汉时期的抒情赋与西汉抒情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东汉中叶发生新变，成为抒情小赋。
对于抒情赋内涵的界定，一部分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与抒情小赋的含义有所重叠。陈海燕《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语体研究》中将赋分为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认为能够表达作者内心情感以及个人意志的抒情性的赋作都叫作抒情小赋。蔡金平《汉魏六朝抒情小赋题材研究》中也认为抒情小赋和抒情赋属于同一范畴。学界普遍认为，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中叶，而此论文中认为抒情小赋并不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而是从西汉初年骚体赋开始，认为凡是能够表达个人意志，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都应该属于抒情赋范围，与其自身的体裁没有关系。阮忠《两汉抒情赋论》中认为汉代抒情赋始于西汉骚体赋，并一直流行于整个汉代时期，到了东汉中叶，骚体抒情赋仍然流行于文坛。至于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只是在摆脱传统骚体形势下出现的新变而已，两者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另有何天杰《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论汉代抒情赋》中提出：“绝大部分的抒情赋都是以骚体形式、以悲悼屈原的不幸为题材而写成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才有所改观。”因此，他也认为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与抒情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姜文燕《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也赞同此种观点，认为东汉抒情赋与小赋是不同的两种文学样式。
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中认为只要“主情”的赋都可以算作是抒情赋，而“主物”赋中只要有抒情的成分，也应该纳入抒情赋的范围。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抒情赋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要抒写情志更要体制短小，在内容与体制上对东汉抒情赋进行界定。常先甫《东汉抒情赋的情理世界》中将东汉抒情赋的内容分为：遭遇无常，悲士不遇;关注国事，批判现实;避祸自适，与士逶迤;情感世俗，趣味浓厚四部分内容。
二、东汉抒情赋的思想体系
无论哪种文学样式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支撑，东汉抒情赋也是在不同思想观念下形成的。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东汉抒情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思想观念：
1、道家思想
佘正松《道家思想与汉代抒情小赋》中主要论述了道家思想对汉代抒情小赋的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张衡的《思玄赋》是有感于老子的“吉凶倚伏”的哲理，作此赋“以宣寄情志”。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认为东汉时期王朝的更迭，士人出于避祸的考虑，思想逐渐由儒家转向老庄一派，道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逐渐加深，道家思想如同儒家思想一样影响着士人的治世方式。
2、儒家思想
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东汉抒情赋作家在思想上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有道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共同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3、隐逸思想
赵晨《东汉辞赋中的隐逸意识研究》主要分析隐逸思想对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在汉赋创作过程中的隐逸情感的流露。作者还认为，东汉时期的隐逸思想大都存在于骚体赋与散体赋之中。
4、战国纵横之风
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认为战国纵横之风对东汉抒情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战国初期，士人在高度自信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英雄无用之感，这对汉代士人的“不遇”心态有很大影响，付诸在作品中，“士不遇”主题成为汉代抒情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5、老庄思想、佛教观念
张家卫《汉代抒情赋略论》认为东汉时期社会的动乱与社会的黑暗导致文人渐渐从儒家思想中脱离出来，老庄思想和佛教观念则占据其主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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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容上具有延续性的《红旗谱》与《荷花淀》从文学领域为读者建构了一副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由自发到自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了胜利。风格上由于作家艺术旨趣的不同，作品呈现出错落有致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革命战争 美学风格 史诗 画卷
梁斌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是由《红旗谱》《播火记》及《烽烟图》三部分组成的，反映的是从晚清到大革命前后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包括《芦花荡》)，从时间上延续了前者，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平原农民的战斗生活。因此，由《红旗谱》到《荷花淀》，从文学领域建构起中国近现代史完整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然而，这两位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都意图将语言文字的抽象描述转换为具体生动的视觉艺术，为读者绘制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农村所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图卷。因此，民族史诗与革命画卷，在文本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统一。但作家艺术个性的差异以及所表现的社会时代的不同，使得他们笔下呈现出的斗争场景及其美学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一、书写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
(1)孤胆英雄的独臂抗争――《红旗谱》引言
《红旗谱》的第一章“就是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精湛的短篇小说”。它反映的是晚清末年，冀中平原滹沱河畔锁井镇的恶霸地主冯兰池蓄意砸掉古钟、霸占官地，四十八村的农民们焦急、气愤，却又无可奈何。长工朱老巩、严老祥挺身而出，大闹柳树林，与冯兰池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也揭开了二十世纪冀中农民斗争的序幕。然而，冯兰池等人设计骗走朱老巩后砸毁了古钟，朱老巩气得吐血身亡，严老祥被迫漂泊异乡，朱老巩的女儿受侮辱跳河自杀，十五岁的儿子朱老忠带着仇恨出走关东。
朱老巩与严老祥对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属于个人的单兵独战，逃不脱封建社会农民自发的反抗意识及斗争形式，所以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他们悲壮、惨烈的反抗活动，却孕育了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穷苦老百姓与以冯家为代表的地主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掀起了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2)男性觉醒者的革命斗争――《红旗谱》正文
《红旗谱》主体部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它是对晚清时期农民反抗活动的延续与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的社会性质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斗争更为复杂尖锐。在《红旗谱》中，这一时期农民革命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从朱老忠出走关东到他再次返回锁井镇为止，对应的是民国初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
在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失败以后，锁井镇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而地主冯兰池更加嚣张跋扈、肆无忌惮。三年前，冯兰池拉起民团专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要血洗锁井镇，强迫他赔偿五千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因此，硬汉子朱老明联络二十八家穷人“三告冯兰池”，官司从县里打到保定法院再到北京大理院，但在官府的偏袒下，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明赔了五亩地，后被气瞎了双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头牛。
虽然辛亥革命把皇帝从龙椅上赶了下来，但从本质上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朱老明带领穷弟兄们反抗冯兰池的活动与当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迫无奈的抗争活动，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他在失败后被气得双目失明与朱老忠的吐血身亡相类似。
2.朱老忠回到锁井镇以后，再次发起了反抗地主冯兰池的斗争，锁井镇的农民抗争活动进入第二个阶段。
远走关东的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返回了锁井镇，冯兰池父子闻讯无比懊恼，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很快就成了当地农民阶级的核心领导、主心骨。不同于以往农民阶级忍让、退缩后“官逼民反”的被动抗争，朱老忠从不讳言自己回来的目的就是“报这分血仇”。因此，在朱老忠的带领下，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活动与此前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即农民阶级由被迫的反击活动，转为主动的出击斗争。
在朱老忠伺机展开报仇活动时，机会来了。年青一代的运涛、大贵捕到了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向来横行霸道的冯兰池派手下的狗腿子李德才上门讨要，被朱、严两家严词拒绝，这是锁井镇少有的敢于反抗冯兰池淫威的行为。恼羞成怒的冯兰池勾结官府将大贵抓了壮丁。从表面来看，这次农民对地主的抗争活动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朱老忠“一文一武”的斗争计划。所以说，斗争经验丰富的朱老忠返回锁井镇以后，当地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真正表现，还必须等到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活动，农民对地主的反抗避免不了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3.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斗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大贵走后的第二年春天，运涛在外出打短工的时候遇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贾湘农。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穷苦百姓“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着他往前走”。
在贾湘农的影响下，运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担任了连长。在县高小上学的江涛也在贾湘农的引导下加入了共青团，小学毕业后，江涛考入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当这些消息一一传回锁井镇后，冯兰池父子的无比懊恼与农民兄弟们的满心欢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差，锁井镇底层民众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灭后，身为共产党员的运涛被打入监狱，1928年秋消息传回锁井镇以后，严家老奶奶气急身亡，严家为了去济南探监，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宝地”。朱老忠与江涛通过爱国知识分子严知孝的关系，在济南监狱见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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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件为主要结构，防火性能差，给古建筑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防火措施之外，古人也通过精巧的设计，通过各种防火观念表达祈求建筑物平安的良苦用心。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结构体系、优美的艺术造型和丰富的艺术装饰享誉内外，在世界建筑史和文化艺术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受到了国内外旅游者的高度赞赏。
中国古代建筑自原始社会起，一脉相承，大都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木材具有良好的伸缩性，取材方便、加工容易、灵活性强，具有较强的抗震性，但由于木材极易燃烧，给古建筑带来了极大的火灾隐患。以故宫为例，从公元1420年建成，到公元1911年溥仪退位，491年间，据有记载的火灾，就有四、五十次，若把零零星星未酿成灾的失火也算在内，恐怕不止百次。为了应对火灾和防患于未然，古代人民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如故宫里面摆放“吉祥缸”为灭火提供水源，设置防火墙以防止火势的蔓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思想意识上的防火方法。
一、在屋脊安装吻兽避灾
在古建筑屋脊正脊的两端通常可以看到一对琉璃制作的装饰件，龙头形，龙口大开，咬住正脊，这就是正吻，也称鸱吻、龙尾、龙吻、蚩尾等。相传，鸱吻是龙的儿子，好在险要处张望，喜吞火，据北宋吴楚原《青箱杂记》记载：“海为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在房脊上安装鸱吻，能防止建筑物起火。在垂脊和戗脊的前端装饰有成排的小动物，这些小动物的设置与时代和建筑物等级有关。以清代为例，故宫太和殿数量最多，为11个，领头的是骑凤仙人，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传说，龙、狎鱼、斗牛都是能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的神兽。
二、在天花正中设置藻井与避火珠防火
藻井是天花板的一种，据东汉时应邵编撰《风俗通义》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象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压火灾也。”这里的天井即指藻井，而藻井又是东井的象征。东井，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八颗，因位于银河东侧故名曰东井。以藻井压火的设想，来源于我国古代“水能克火”的认识。在当时的设计师看来，光有“藻井”还不足降服火灾，于是再安装上一颗避火珠，似乎能更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门不带钩
在北京现存的古城门和明清故宫以及明十三陵等处的门匾中，只要是明清两代的遗物，所有的“门”字都不带钩。这种写法，也是古人有意而为之的。明代的马愈在《马氏日抄》里记载：“宋都临安(今杭州)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熄。后书门额者，多不钩脚。”古人认为 “门”字上的钩与“火”有关，带钩即带“火”，此后皇家建筑上“门”字一律不带钩。
四、以黑色瓦盖来克火
作为皇家建筑，整个故宫全部是红墙黄瓦，一片金碧辉煌，惟有文华殿后面专为藏书使用的文渊阁顶部覆盖的是黑琉璃瓦，两端的墙壁也是黑色实心砖墙，显得与众不同。黑墙黑瓦源于古人的 “阴阳五行”之说，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条件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同时，还以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来阐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黑是代表水的，以黑瓦为顶，黑砖为墙，寓含着“以水克火”之意。承德外八庙中的安远庙，同样采用这种黑瓦覆顶的建筑样式。
五、为建筑物起带水的名字
古建筑尤其是藏书楼更为怕火，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私人藏书楼。该楼外观为二层硬山建筑，楼下六间分割，谓之“地六”，楼上六间相通，意为“天一”，这种上一下六的房屋布局暗合《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故阁亦取名“天一阁”。乾隆皇帝修建《四库全书》的藏书楼时，便仿天一阁的建筑布局建藏书阁，分别收藏7部《四库全书》。7座楼中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文汇阁等6座名字中间一字都带“水”字旁，只有另外一座文宗阁没带“水”，这是因为文宗阁建在镇江金山上，自然不缺水了。
六、供奉水神以求保佑
在故宫御花园内，中轴线的末端建有宗教性建筑―钦安殿，殿内供奉道教的北方神“玄天上帝”，清代为避康熙皇帝的名讳，称其为元天上帝，也称真武大帝。传说玄武为北方神灵，代表二十八宿中的北方七宿，为龟蛇状。在阴阳五行中北方属水，色为黑，守护紫禁城建筑免于火灾。
这些防火观念饱含着古人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古人的勤劳与智慧，虽然起不到实际的防火效果，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向我们展示着历史的辉煌和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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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4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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