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洋体育之争”的历史文化背景谈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 投稿：阎圄圅 ww
本文关键词：从“土洋体育之争”的历史文化背景谈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从“土洋体育之争”的历史文化背景谈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 投稿：阎圄圅
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以东西文化冲撞为背景“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武术产生很大影响。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内容瑰丽的武术，在体育化改造过程中既有借助现代体育的科学性、规范化，便于普及、推广的一面，同时它在价值观念的对立冲撞中，走上一条充满艰辛且坎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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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30年代的以东西文化冲撞为背景“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武术产生很大影响。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内容瑰丽的武术，在体育化改造过程中既有借助现代体育的科学性、规范化，便于普及、推广的一面，同时它在价值观念的对立冲撞中，走上一条充满艰辛且坎坷之路。在体育化过程中，以拳种门派为传承形式的武术被肢解成若干体育项目，在技术上，难以完全符合现代体育的要求；在文化上，又失去了传统武术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通过反思近代武术发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武术的影响，对于指导未来武术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土洋体育之争”；武术；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C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4-0006-06
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中国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失败，在中国体育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土洋体育”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中国发展体育是提倡以近代西方体育为形式的“洋体育”，还是提倡以武术等为形式的“土体育”。这场大争论的焦点是武术，争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武术是否有健身价值，提倡武术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这场争论恰好是在东西文化冲撞且东方文化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中节节败退的历史的背景下逐步酝酿并爆发的，因而对此后武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时过境迁，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武术发展所走过的历程，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深思武术的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1 “土洋体育之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1840的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中华文明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列强的入侵及清王朝的腐朽堕落使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此后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冲突、大激荡。
1.1 东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随着炮火硝烟和铁蹄践踏以及洋货的涌来也输入了西方的观念，一向有着优越感的中国士人最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落后的事实。起初，：士大夫认为中国没有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等的奇妙，只要将这些东西搬到中国就能富强了。从魏源等人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和组织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维新的图谋改良，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后一直到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导，中国的知识文化阶层逐步认识到不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枪炮，或者先进工业技术，甚至政治制度就可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而是需要在文化的深处，文化的核心价值层面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变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以儒道传统为主干的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挑战，不得不回应而又不知如何回应，步步退后，直到“全盘西化”论的出现。这一大规模文化相交，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形式来表现。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应战者；一方节节斩伐、步步紧逼，一方步步设防、逐渐撤退。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则表现为17世纪居高临下的优容礼遇，18世纪的淡漠置之，19世纪的震惊警醒了。
1.2 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作为文化的一项内容，体育进入中国相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入较晚。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新军操练，西方兵操以系统的方式传人中国，开中国近代体育之先声。随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变法维新”提倡西学，废科举，兴学校为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在社会急剧变革中，伴随日益增多西方教会的文化教育活动，西方体育开始在中国大量引进。最早引入中国的西方体育项目是在大中城市的部分学校和军队中开展的“洋操”，继而是田径、球类、游泳等项目和竞赛。
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有两大特点：首先，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最初，洋务派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编练新式海陆军、经营军事工业、设立以军事学堂为中心的新式学堂，西方近代体育就是随着新式军队的训练和新式学堂的教学和训练活动被引进的。当时北洋水师学堂所设置的课程有击剑、刺棍、拳击、哑铃、足球、跳栏、跳远、跳高、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抱着“救国图存”的目的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祠同、严复等汲取西方进化论思想，从“耻文弱”、“尚武”、救国图强的军国民思想角度提倡体育，对近代体育思想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孙中山从爱国救国出发，主张“强种保国”、“强民自卫”、立志振兴中华的体育思想。他认为国人要加强体育锻炼，强健体魄，体强才能自卫，只有保家卫国，强壮后代、才能永保国家长盛不衰。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积极“提倡尚武精神，推行军国民主义。”
其次，近代西方体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在清末的“新政”实施过程中，有关废科举、兴学校等改革及章程颁布，促进了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标志着在中国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标志着西方传来的近代体育第一次较普遍地进入中国官办学堂。
1.3 “洋务运动”前后武术的生存状态
西方体育伴随洋务运动的编练新军和兴办新式学堂进入中国的同时，，武术仍然是作为军事手段和民间自卫手段两种方式存在着。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作为中国古代战争主要手段的军事武艺在战争中的地位逐步为洋枪洋炮所取代，然而以洋枪、洋操武装起来洋务派的“湘军”、“淮军”等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以武艺操练作为对付农民起义军近战冲杀重要手段。作为湘军的主帅，曾国藩要求士兵“练阵法，练技艺”。在湘军的操练日程中，每天下午都练拳、棒、刀、矛、耙、又等，战斗力大大增强。晚清以来，传统武艺仍是作为练兵习武的重要手段在军中盛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才完全放弃旧式兵器，改用枪炮。而后来的冯玉祥领导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扫荡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而且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令日本侵略者的骄兵悍将闻风丧胆。在民间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战争中，手持大刀、长矛的传统武艺的起义军仍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从三元里平英团，到太平天国革命，再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由农民起义军组成的小刀会、大刀会、义和拳(团)等民间与教门相结合武术组织成为主要的武装斗争形式。
清末武术习练群体多数散落在民间。“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称体系”的拳种逾百个。王健吾在《华北之体育》曾这样描述，“在华北各乡村间，拳场林立，尤以冀鲁豫一带各村皆有拳场。每逢农暇夜晚，农民多赴拳场练拳，每拳场皆有教师头授徒教授。”可见当时习武风气之盛。民间习武是以民间拳师为核心，模拟血缘关系形成的
1.4 早期武术体育化改革的尝试1910年，陈英士、霍元甲等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后改名精武体育会”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体育性质的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综合以前诸说，将传统武术分为“长江流域派”和“黄河流域派”两大派别。霍元甲消除门户派系之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武术进行挖掘、整理，对武术的体育运动化以及在近代推广和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期在上海武术拳社就有3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的除了精武体育会，还有中华武术会、中华国技研究会、至柔拳社、武当太极社等。在北京则先后成立包括中华尚武学社、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北京武术体育会等20多个民间武术社团。这些民间社团已不同于旧时武棚、秘密结社等，而是按近代体育的组织形式组建机构，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教师大都采用聘任制。
早期，武术体育化的过程是城市人搭台农村人唱戏。在当时各界人士倡导“强国强钟”下，传统武术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各组织纷纷招募民间武师，北洋法政学校聘形意拳名家刘殿琛担当武术教师，另一位形意拳家靳云亭受聘于工艺学堂、育德学校任武术教师。于振声于1915年曾应南京高师之聘，传授武术，后又与杨奉真一起在上海中华武术会教授教门弹腿，孙禄堂在上海俭德会国术社教习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当时民间武师应聘到城市教授武术成立一种时尚。
2 “土洋体育之争”的酝酿、爆发、论争过程及其结果
文化冲突的根本是价值观念的冲突。两种文化由早期时外在形式的接触，过渡到深层次价值观念的碰撞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土洋体育之争”也经历了酝酿、爆发、论争、延续的过程。
2.1 “土洋体育之争”的酝酿期20世纪初掀起的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浪潮波及到包括体育在内所有文化领域。在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较量中，作为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武术被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作为“国粹体育”来抵抗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安福系军阀马良，编写了一套“中华新武术”，并称其为“我国之国粹”，受到复古派军阀和教育家的大力吹捧。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借用武术鼓吹复古倒退的“国粹”思想和“鬼道精神”进行了批判，而一些来华的西方体育家如麦克乐等也讥笑武术只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即乏教育价值，又不合生理的需要”。在东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大背景下，出现以武术和西方体育为靶标的文化争论，形成了以“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为两个极端的思想斗争。
东方武术与西方体育是不同文化土壤下，培育出不同类的文化现象。武术具有体育属性，但本身并不属于体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的“关公”和西方的“秦琼”打在了一起，形成了80年纠缠盘绕的未解难题。正是在争辩中，武术人开始以科学方法研究武术、用近代体育的思想来审视武术。作为改良后的“新武术”受到近代体育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改进，在教法上出现了革新。首先，用近代的体育运动原理对传统武术分门别类说明锻炼价值和作用。其次改变了传统武术教学方法，对传统武术动作进行了整理和规范，由单人教练变为团体教练，并编写教材。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一批体育人士将传统健身术和武术进行一些改造，为其向体育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1928年至1937年这十年是中国自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年中社会最稳定、经济、文化和教育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良好发展态势被1937年日本侵华所打断。9.18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国国民的抗日救亡情绪迅速高涨，体育界“体育救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的成绩每况愈下。代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势力对峙的气氛越来越浓，一触即发。
2.2 “土洋体育之争”的爆发和论争过程
真正引发这场争论导火索的却是1932年8月，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中100m、200m预赛即被淘汰的消息。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关心体育人士呼吁体育改革，终于引发了这场酝酿已久的关于中国体育道路的大讨论。
8月7日天津大公报针对此事发了一篇社评，向体育当局进言：“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8月11日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致函大公报，支持该报观点：“盖国术之用，不仅强身强种，且可拒寇御敌；既合生理卫生，又极经济便利；不拘于性别老弱，不限于时间空间；富美感，饶兴趣；锻炼甚便，普及亦易。”
作为回应，8月13日，《体育周报》撰文批评大公报的立论是因噎废食。文章作者在列举了洋体育的好处之后，指出：“学术固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并认为“土体育祛病延年全凭传说”。吴蕴瑞在8月20日发表文章，对大公报社评中“竞赛运动损害健康”和“土体育却病延年”的观点质疑，委婉地批评作者缺乏现代科学常识。认为对洋、土体育不能简单地划分优劣，应该以是否适应个性发展和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作为选择体育方式的原则。
8月17日，大公报再度发表社评《与全国体育会议商榷》，系统地提出了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的方针，认为今后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废止费用较高的西洋式体育活动。8月23日，大公报对吴氏提出反驳，认为中西国情不同，体育目的和方法也不同，坚持以全民军队化和劳动化为中国体育的目标，而国术为卫国、治产、养生的最佳方法。
8月27日谢似颜撰文猛烈批评大公报，嘲笑大公报吹捧土体育的养生功效是妄自尊大，认为体育的目的不仅是养生、健身，也不造成以军事化、劳动化作为体育惟一的目的。
在这场争论中，以毕博为代表的持中论者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他们对双方在国术问题上偏激的态度提出了批评。认为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态度，主张从师资、教材和教法三方面促进国术的科学化。
8月16日恰逢全国体育会议在南京开幕，会议制定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体现了对西式体育和中国传统体育兼收并蓄的精神，包括组织力量研究武术、整理改良民间旧有体育活动、在各级运动会中增加国术内容等。由于主持起草方案和根据方案成立的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成员主要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士，因而这种趋势实际上表明了西式体育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容纳，而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的科学化改造，也成为多数主张振兴传统体育人士的共识。
2.3 “土洋体育之争”论争的结果任何文化冲撞，说到底其根本的是核心是观念冲撞。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以东西方文化冲突为背景，在体育文化领域的延伸。西方体育是西方 文化的一个部分，是以近代科学为基础，体现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近代中国传播：势不可挡，但充满了冲突和曲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武术，随着传统文化一起，在否定、批判、继承的璇流中，沉浮起落，求得身存、汲取养分和重获得新生。这场“土洋体育之争”所引发的争论断断续续持续到30年代中期，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的升级逐步转变为更为广泛的“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和“体育救国论”的争论。
梁漱溟在论述中西文化时说道：“我们所看到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无论是精神上、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定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就是压倒性的、全方位的。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却没有引起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深入思考。尽管多数人接受了武术是体育组成部分的看法，但仍然有少数人坚持己见。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坚持认为国术大于体育，“吾解析国术之功效，可以分为体育与技击两方面，属保健者日体育，属于技击者，则真如乎体育范围之外。……由是言之，谓国术中包含有体育之效用则可，谓国术为体育之一种，则未当也。”然而，在当时西方体育刚刚被引进，人们只是从身体活动的形式来认识体育，因而将武术自然归人体育的范畴。
3 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
人们一旦将武术归人体育的范畴，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就是全方位的。它既表现在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上，又从内容、形式、手段、方法等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武术。
3.1 西方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体育中的表现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再经过以希伯来信仰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迄今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跃着、起作用的两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文化。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基督教的兴起是西方价值观念大转换。西方人接受和推崇基督教精神，从自我的肯定转到了自我的否定。西方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从两个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一个是理性，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对尘世生命的讴歌，一个是对永恒生命的希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随着启蒙精神的兴起又开始了另一次价值大转换。与东方文化相比较，西方文化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实证、理性的科学精神；一个求个人权利，追求平等，追求个性全面绽放的民主自由权。这也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子。
西方文化在体育文化中具有集中的体现：表现在具有宗教情节的宏大仪式；达尔文主义和民主理念倡导下的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的比赛形式；体现民主的法权思想的竞赛规则；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项目设置；体现现代科学精神和大工业精神的竞赛目标明确的项目设置、动作规范的技术体系等等。
3.2 西方体育影响下近代武术科学的启蒙“土洋体育之争”终于导致了武术自身的历史演进。苏恒东发表文章认为“西方体育的佐助不少，所以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决不像我们国术的因袭、墨守”。谢似颜在《评大公报七日社论》所说‘武术要“受近代解剖、生理、卫生、教育等科学的洗礼，方认为有用处，绝对地不许再说那丹田还气、太阴少阳一派的话儿”。历史的推动、文化的冲突，终于进射出了思想火花，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国术科学化’的口号。
3.3 近代武术向学校体育转化的历程及自身的演进古代的武术的传播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在军队中；一个是在民间式术社团。近代最早在学校里传播武术的是安福系军阀马良，1901年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将以他所编的“拳脚科”和“率角科”教授学生，当时被陕西巡抚赵次珊命名为“马式体操”。1910年，陈英士、霍元甲等所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后发展成精武体育会)”是以武术教学为主要活动专业学校，学校以“尚武健身、实现强国、抵御外侮”为主张，聘请南北武术流派中有专长的教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挖掘整理武术、传播武术，对武术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兴办和西方体育的引进，洋务派“军事救国”思想和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强种保
”、“军国民教学”思想的影响下，具有军事体育属性的传 戏术进入新式学堂已成为必然趋势。1906年，由湖南高实业学堂主办的长沙校际运动会上，有了武术表演。在此期间，有不少人从强健体魄的角度阐述武术的特殊作用，力图说明武术与近代体育的一致性。这样以京津为代表的各校，聘请拳师，教习武艺，使武术开始在较多的学校得到推广。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就曾建议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正课。1915年，北京体育研究社也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委托北京教育会代为提出《拟请提倡中国就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并得到教育部采纳，使武术被列为学校体育课程合法化。在武术近代向学校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数年的实践，马良的创编的“中华新武术”经过多方努力，普及推广，经过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后，于1917年，被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规定“新武术”为全国学界的正式体操，并要求向社会推广。“新武术”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了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解配以口令，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比较适合团体教学与操练。
在武术向现代体育转变的过程中，传统武术的传习手段、内容、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师徒间言传身教的个人秘密授拳，被师生间公开的团体武术教学所取代；传授对象由过去的择徒拜师，传承武艺，向武术教师面对即定学生，为完成教学任务授课所代替；严格的择徒要求、拜师程序和师道尊严所遵循的以家庭伦理为背景及其扩散形式的传统伦理关系为新型的师生关系所取代；由以道德为第一标准，师徒间严格的责任与权利的规定向只重视技艺传授，忽视道德教化的转变；由闻鸡起武式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功夫练习，向定时、定点、定人员的课时教学转换。由过去以某一拳种流派的严格训练程式“即打练结合”和“防身、健身和修身”三位一体的‘谱系师传’规定内容向经过同一标准化，规范化、注重外在形式的新编套路为主要内容的转变等。武术体育化的过程对武术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既有排除了充斥在传统武术中的封建迷信思想和落后的文化，借鉴现代体育的好的形式和科学的方法的一面，又有不利于传统武术继承的一面，而后者尤为突出(表1)。武术进入学校成为政府部门体育教育的一个部分，在学校体育中占有及其微弱的成分，再加上缺乏具有真才实学的武术教官，乃至后来普通学校的武术教育名存实亡。
3.4 现代竞技体育思潮对武术的影响和武术本体异化 竞技体育的异军突起来源于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武术被纳入竞技体育的过程就是武术本体异化的过程。我们 姑且不对这种异化进行价值判断，单就竞技化对武术影响进行客观论述。
3.4.1 现代竞技体育的特征现代竞技体育的特征表现为：一是竞技主体的明确性。凡是竞技项目具有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比赛目标。例如。百米的比赛目的是人类用各种技术徒步通过100米距离所能用的最少时间。跳高是人类徒手所能跨越的最大高度。竞技主体不明确是不符合竞技体育的要求的；二是科学周密的竞赛规则。为了使比赛公正、公平，竞技体育项目都有独一无二的竞赛规则。对比赛的内容、性质、要求和判罚尺度等都有极其客观的界定。尽管有许多竞技体育项目仍然以主管判断为主，但是这些项目不占主流，且遭到奥林匹克的质疑。武术这一古老的搏杀格斗的方法或技艺，进入竞技体育项目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3.4.2 元技体育主体目标明确的要求，武术打练分离，套路运动被分解为若干竞赛项目
1923年4月，马良、唐豪和许禹生等联合发起在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会。这是中国体育史和武术史上第一次武术单项运动会。内容包括传统拳术器械单练、对练表演和团体表演。1928年中央国术馆举办的“国考”包括徒手对抗“拳脚门”(散打)和“率角门”，持械对抗的“刀剑门”和“枪棍门”。1934年举办的华北运动会上，武术表演改进为单练拳术、对练拳术、单练器械、对练器械叫项分项比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2年，武术被作为民族形式体育项目进行推广。1955年对武术采取“暂时收缩，加以整顿”的方针。国家体委于195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定期举行。在1979年修订的《规则》中规定运动员除了参加自选长拳、南拳、太极拳、自选器械的一个项目外，还必须参加传统拳术、器械的比赛。
3.4.3 按照竞技体育发展要求，对武术套路技术进行规范和改进
1960年版《规则》在1959年版基础上，增加了规定套路比赛的条目。这虽然有利于技术的统一和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赛，但是正如马明达所说，“以体操为模式，推出“国家规定”的以所谓“长拳”为核心的“竞技武术”体系，实际上是用某一两种民间通俗拳法和风格一统中华武坛，使武术进一步体操化、舞蹈化，以至于杂耍化”。著名武术家温敬铭也曾经指出：“只确定以长拳和太极拳为基础的等级运动员套路是有缺点的”。第三届全运会前夕，国家体委于1973年审定颁布了新《武术套路竞赛规则》。新规定增加了对难度动作加分的条款，对难度动作进行了定义，鼓励运动员使用“跳跃、翻腾、平衡”等难度动作。1973年版的规则鼓励运动员增加难度动作，对套路进行创新，明确指出了武术运动应该向高、难、美、新的方向发展。1973年的《规则》中“出色完成难度动作和创新难度动作给予加分”的条款。这时的比赛已经出现“运动员为了在比赛中获得高分，在技术训练中出现了偏离武术特点的某些倾向，如单纯追求速度快、形象美，却忽略了一招一式的功架、动作规格、劲力和精神的表现以及攻防技击特点，还将一些体操式和技巧性的非武术动作演化进套路中，从而削弱、影响了武术固有的本质特点”。后来的规则又增设的指定动作、高难动作，有些甚至完全违背运动学原理，更甭提武术技术原理，有许多运动员就是在这样规则引导下，练伤、练废甚至练残丁。
3.4.4 体现武术套路竞技规则评判的客观性借鉴了现代竞技体操等项目的评分办法。1923年4月，在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会比赛没有规则，也无裁判评定，因此实际上不能称其为运动竞赛。1924年，在民国第三届全运会上，武术套路被列入表演赛项目，并制定评分的简单规则。1928年中央国术馆举办的“国考”中比赛不分体重、无时间限制，不决出名次，仍只能算是向近代竞技体育场迈进的尝试。1935年民国第六届全运会武术比赛将评分标准修订为按姿势、动作、和运劲三项进行评分。
1957年武术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后，武术竞赛规则日趋复杂化(表2)。
武术在竞赛体育项目化的同时，规则也越来越复杂；动作技术在向高、难、美、新创新的同时，武术动作本质的含义越来越少；比赛客观、规范的要求致使丰富多样的技术越来越单一。竞赛规则复杂到到连专业人士都难以操作的地步，更甭提武术套路运动的推广与普及了。究其原因的根本就在于：武术能否比?比什么?怎么比?其中“比什么?”的不明确是武术套路规则不断复杂化的直接原因。
3.4.5 “锦标主义，金牌至上”竞技体育目标对武术套路的影响竞技体育就是金牌至上，如果比赛项目的设置和规则有利于体形瘦小者，那么运动选材会自然向瘦小个矮方向发展。比如说高低杠、平衡木等项目。套路规则的导向就是有利于个矮瘦小者争金夺银，于是近代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身材普遍矮小。这与传统武者高大魁伟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甚至造成‘练习武术妨碍身高发育之嫌’。
当然，武术竞技体育化也有它科学的一面，表现在技术规范、便于普及推广和更多人的参与。而要利用竞技体育的优势推动武术的发展，首先以不伤害传统武术――武术赖以生存的母体为根本前提。武术竞技体育化较为成功的要数散打运动。解放后，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提倡武术技击曾被当作“唯技击论”加以批判，武术中的搏击内容受到限制。从1979年国家体委在浙江省体委、北京体育学院、武汉体院进行武术对抗项目(包括散手、短兵、太极推手三个项目)试点，散打(散手)在拳击加腿加摔的责骂声中，逐步走向成熟。散打项目的成功改造不仅在于它能体现武术的“格斗搏击”本质，更是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武术的基础上，按照现代竞技体育要求对项目符合技术规范、竞赛目标明确和规则客观公正，便于操作的改造。由于符合客观规律，因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4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武术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随着火器在战争中的普及，军事武艺退离了古代战场；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和法制社会的建立，民间传统武术又失去了赖于生存和传播的土壤。武术体育化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批判地继承并弘扬武术文化是我们武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继承与弘扬武术并不等同于借着“发展”、“改革”、“创新”甚至所谓“科学化”等口号任意践踏传统武术。违背武术本质的任意变革无异于反科学行径。我们应该在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里，重新审视武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以东西文化冲撞为背景“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武术产生很大影响。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内容瑰丽的武术，在体育化改造过程中既有借助现代体育的科学性、规范化，便于普及、推广的一面，同时它在价值观念的对立冲撞中，走上一条充满艰辛且坎坷之路…
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以东西文化冲撞为背景“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武术产生很大影响。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内容瑰丽的武术，在体育化改造过程中既有借助现代体育的科学性、规范化，便于普及、推广的一面，同时它在价值观念的对立冲撞中，走上一条充满艰辛且坎坷之路…
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以东西文化冲撞为背景“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武术产生很大影响。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内容瑰丽的武术，在体育化改造过程中既有借助现代体育的科学性、规范化，便于普及、推广的一面，同时它在价值观念的对立冲撞中，走上一条充满艰辛且坎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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