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输入历史论文论文

  本文关键词：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李大钊是民主革命时期研究和宣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五四”后期独倾心于唯物史观。他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所传播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包括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并非像通常的历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仅仅宣传或者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相反对他所接触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都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看待，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方新史学的观念做出了贡献[1]。因而，分析他在传播西方近代史学中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和批判性，对于全面客观认识李大钊，乃至对其时代的文化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李大钊输入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途径

　　李大钊对于西方近代史学的介绍与宣传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在北京高等学校里的授课，在各地发表演讲，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他在《狱中自述》中称：“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2] 其实，留学归国后，他还在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讲授过唯物史观课程。其所讲内容集中体现于《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史学要论》中。
　　《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十一个专题。在李大钊看来，对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西方思想家，除了以上几位外，还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帕士克、康德、孔德等人。
　　《史学要论》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个专题，涉及培根、维柯、孔多塞、孔德、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李恺尔特、菲林特等近代西方近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关于文德尔斑和李凯尔特。李大钊分析了文蝶儿班德（W·Windelband）和理恺尔特（H·Rickert）的新理想主义历史哲学，在谈到韦柯对于历史学科学理论的贡献时，还提到米希莱将韦柯的《新科学》译成法文[3]。
　　此外，他尚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今与古》，批驳“今不如昔”的观点；又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还在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和《研究历史的任务》；更在复旦大学讲演《史学与哲学》。这些演讲后大多发表出来。其中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用了培根、兰普勒希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如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4]
　　1919年5月，到1923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演化与进步》、《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其中所宣传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都是西方的思想[5]。

　　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在地域方面具有先日后俄的特点，即先介绍由日本传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后宣传俄国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史学观念，而这一介绍又依赖日本学者的转介。
　　1913年底东渡日本至1916年5月辍学回国，李大钊受日本学界影响巨大。对此，学界有一定探讨，例如杨树升发表《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6]指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史学）》课程，并参加了这门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为70分。吴汉全以此为根据，把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李大钊《史学要论》相比较，得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得益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影响的结论。他还把内田银藏《经济史总论》和《日本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史学的观点与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相关内容相对比，认为李大钊还受到了内田银藏的影响[7]。
　　此外，他受日本学界影响，批评苏格兰史学家卡莱尔的思想，是专制政治所孕育的思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精辟绝伦，足以为中国人的棒喝。李大钊指出，在卡莱尔看来，“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也，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异于常人也。”而托尔斯泰则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8] 这里，李大钊推崇托尔斯泰的群众观点，而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9]。
　　他希望从日本学界找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李大钊对日本思想界有所顾忌[10]。直至他从日本思想界寻求挽救中国理论的希望破灭，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他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11]，加之由于俄国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欧洲各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而且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这样李大钊才“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转介绍于读者。”[12]
　　颇有意味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又赖于日本学者的成果。1919年5月5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译自河上肇的作品。他本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五、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所引《哲学的贫困》、《共产者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文字，也是出自河上肇的手笔。这是他本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明了的。
　　可见，李大钊所输入的西方史学观念，具有在地域上从日本转向俄国，而在途径上依赖日本学界的特点。

　　　　　　　三、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的广泛性。

　　李大钊介绍了许多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史学家，例如维柯、格罗特、兰普勒希特和菲林特等，而且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成为李大钊介绍西方史学的重点[13]。
　　从性质上说，他所研究和介绍的西方史学观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又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输入，过去学界论述颇多，恕不赘言[14]。
　　这里举李大钊使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为例来说明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他认为，古代中国传说，在神农时代结绳为治，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四古）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观念推演为结绳的文字。他说：“这种结绳的文字，如今虽不可考，然‘一’、‘二’、‘三’等字，古文作‘弌’、‘弍’、‘弎’，足以证明在渔猎时代于其所获物旁结绳以记数。”[15]他还分析了女权丧失的社会在文自字的反映。他以为，“女权消失以后，便发生了掠夺与买卖两种婚姻。看那奴字，便知有女子被掠夺而为奴隶的事。婚字从女，从昏，便知掠夺女子必在昏时。娶字从女，从取；嫁字从女从，从家，便知嫁娶是女子为人所取携离家适人的事，都可以认出掠夺婚姻的痕迹。”[16]通过文字分析中国古代史的做法在他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还有多处。尽管有的时候他的分析是牵强的，但是表明他的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的努力。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例如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解释就使用了唯物史观。他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7]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孔子的学说就是适应中国两千多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可是到了近代，西洋文明打进来了，而西洋文明是动的，它的工业经济压迫东洋农业经济，民主的思想就动摇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基础比较深厚，因而中国传统思想就同西方的思想发生激烈的冲突，不像日本国家下，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其孔子思想很快被西方的思想冲垮了。不过毕竟最后中国的孔子思想还是被西方民主思想压倒了。最后，他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8]。
　　至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介绍，例如，关于波丹[19]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在《古与今》中介绍和赞赏波丹对于历史退步学说的批判，他还在《史学思想史》中对波丹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李大钊指出，波丹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以代替中世纪流行的观念。波丹指出，过去人们以为人类史是人的自由行为，是在不断的变迁中的，没有原则与秩序，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相反人类的历史是有原则的，是人们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李大钊指出，波丹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是于实用的倾向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追求；而且他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实际受益于他的法律研究。波丹还反对历史退步的学说，过去流行古代“黄金时代”的说法，波氏否定这一说法，他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时期：东方民族占优势时期、地中海民族占优势时期、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领导的时期。人类不是永远退落，而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的渐次升高。李大钊还指出，波丹的历史观，是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政治史观点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就地理问题而言较之孟德斯鸠为显著；波丹举许多例子说明“七”、“九”、“十二”等一些神秘的数字决定了帝国的生存期，包含占星术的理论；波丹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并没有将历史进步延伸到未来，不过又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境遇，避免了宿命主义。总之，李大钊对波丹的研究，不仅介绍其思想内容，而且结合波丹的实际研究预以说明，分析波丹学术的渊源，以批判的眼光揭示波丹史学观念的贡献与局限。李大钊总体还是充分肯定波丹的，说：“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20]。至于李大钊对其他西方思想家，诚然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历史观到法国复辟时期诸史家的历史思想，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到英国史家卡莱尔、格罗特等人的学说，都曾作过广泛的介绍。”[21] 　　此外，《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提到莱辛Lessing《人类教育论》，赫尔德Herder《历史哲学概论》，康德《通史概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史学与哲学》引Felint和Lamprecht、Vanloon关于历史学的定义[22]。李大钊因培根《学术的发展》论述史学、文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哲学基础，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23]。他还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以及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29日的《研究历史的任务》引用福利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说明政治史学的狭隘性。甚至，李大钊还论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他说：“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孔道西“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桑西门“把经济的要素看得更重。”Thierry 、Mignet及 Guizot辈继起，袭圣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为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24]这些都表明李大钊在中国所传播的西方史学观念绝不仅仅是唯物史观。
　　从纯学术意义上看，他所传播的西方史学观念，除唯物史观或历史的经济史观外，还有历史进步观、历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观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观点、历史认识科学性思想、史料与历史解释并重的观念等。
　　欧洲近代史学的遗产之一，在于确立了历史进步的观念。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把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与西方历史进化观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纷纷放弃历史进化的观念而陷入历史怀疑主义泥潭中。然而，李大钊却坚持宣扬历史进步的学说，但这种宣扬主要不是通过阐释唯物主义史观进行的，而是通过分析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展开的。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其中有《今与古》，宣扬鲍丹（Jean Bodin）对古代黄金时代学说的批判，介绍培根(Francis Bacon )、笛卡儿(Descartes)和巴士库儿(Passcal)的知识进步学说，后来又于1923年2月在《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文中说：“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应当“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25]他还在北京孔德学校发表过类似的演讲，1922年1月8日以《今与古》为题刊登在《晨报》副刊上，说：“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26]
　　李大钊虽然宣扬历史进步观念，但对其取批判的态度。例如，他吸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精义，认准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曾用达尔文进化观点解释道德的产生乃“社会的本能”[27]。但他反对斯宾塞的庸俗的社会进化论，曾说：“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28]他强调了社会进化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掩盖的“互助”因素。再如，他称赞韦柯(Vico)的学说“很容易适用于进步的观念”[29]，还称赞孔道西，“不仅以确认开明与社会幸福的无限进步的确定为满足；他进而想出其本质，预示其方向，决定其标的，而强要辽远将来的探索。”[30]相反，批评鲍丹立论只限于过去及现在而未及于将来，“鲍丹之注重过去，亦犹培根之注重未来，皆能窥见半面的真理……必二子之相待，而后进步之真理之全，乃以大明于兹世。”[31]
　　李大钊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今不如昔观念的原因在于：
　　第一，“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意，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
　　第二，“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态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
　　第三，“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的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
　　第四，“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
　　第五，“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32]
　　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即“观念服从事实”、发现规律、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实在的科学。以之为指导的实证主义史学，表明了坚定的历史学科学的信念；明确历史学不仅要搜集史料，而且要发现规律；主张不仅要研究政治史，而且要研究文化史。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标注自己对实证主义的推崇与介绍，但他主张历史学是科学，研究历史的任务是寻找真确的证据和寻出进步的真理，历史研究对象是全部人类的生活。可见这些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主张都是实证主义的。
　　李大钊主张历史学是科学。他曾指出，关于史学家职责有两种看法，一是，考证每个具体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求史实间的联系以明确其因果的关系；二是，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解释史实，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部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第一说反映史学正处于幼稚阶段，而第二说表明史学“与其他科学根本无异”。即使是第一说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33]关于历史研究的任务。李大钊在1923年11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4]他还在《史学要论》中陈述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之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35]至于历史研究对象，他以为历史学不仅仅限于政治史。他说：“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36]又说：“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学问。” [37]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间的关系？李大钊对史料和理论都非常重视，认为“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又认为史料是基础，而理论使历史记述变成科学，他说：“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38]而“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历史记述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为科学的记述”。因此，在他看来，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所谓“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39]显然，李大钊上述关于史学与方法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
　　李大钊关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思想，似乎同他的历史学科学性认识相矛盾，甚至同当时胡适等人所宣扬的实用主义非常相似。这一点在他的《史学要论》中表达得非常明显。关于历史的真实，李大钊说：“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40] 至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李大钊说：“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 [41]

　　李大钊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42]他在介绍与评论西方史学思想时，如实介绍与中肯评价相结合，而且介绍先与评论；在评论思想家的局限时不是恶语相加。这一点除了表现在前面他对于波丹史学思想和进化论的批判外，还表现对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评论上。他既肯定孟德斯鸠的史学思想中所奠定的唯物论原则，又批评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真理与谬误参半，具有宿命论的倾向。尤其表现在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宣传上。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由于我们只强调前者因而掩盖了后者。他的批判眼光，恰恰体现了其学者面目，不仅不会有损于李大钊的光辉形象，相反使他愈加可敬了。
　　李大钊曾大力宣扬过唯物史观，这一点前人论述颇多；同时他对唯物史观采取批判的态度，对此无人语及。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他分析其“局限性”体现出来的。这些“局限性”具体表现为，阶级斗争学说中的矛盾、唯物论中的机械性、抹煞一切伦理的观念。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作他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这篇文章谈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问题。关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矛盾冲突”。在当时人们看来，马克思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马克思一方面否认阶级的活动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的活动，可以产生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但又说：“在马氏学说之中，也有自圆的说法。……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的自然的变化以内。”转而又说：“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并解释道：“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他得出的结论是，“他那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重要的贡献，……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了他那莫大的功绩。”[43]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机械性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历史唯物论的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的说法值得怀疑。李大钊诠释道：“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他还说：“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44]关于马克思抹煞一切伦理观念问题。当时人们以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抹煞了一切伦理的观念。对此，李大钊指出，“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马氏所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又说：“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45]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46]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不全面且缺乏深度的。李大钊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例如，他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史观。1920年，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47]1924年，《史学要论》又称：“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48]人所共知，马克思唯物史观不能简单称为经济史观或者经济决定论，而是具有辩证理念的。李大钊把她称为经济史观的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对她的误解。因而，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性的批判是可以再讨论的。不过，就他批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来说，这是事实，从而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塞利格曼出版《历史的经济观》，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 后来有四种名称，即“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49]。还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50] 　　还说：“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51]
　　这些都表明早期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态度同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尤其是在《史学要论》中所表达的关于唯物史观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说明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批判到接受的转变。这一事实也印证了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使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结论。
　　总之，李大钊所传播的史学观念是西方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是其中的一种，他在批判西方史学文化时，自然也批判了唯物史观。可见，李大钊在改造社会时没有改变自己书生的本色。这种认识不仅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和人们对他历史地位的认识，相反使他的形象更丰满、真实，因而愈显得他的精神的可贵了。

注释：

[1] 已经发表的相关成果有，张广智、张广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江海学刊》1986年3期），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1期）、《如何看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研究》（《河北学刊》2005年3期），侯且岸《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北京日报》文史版，1997年10月22日），吴汉全《李大钊史学思想受两位日本史家的影响》（www.ls11.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859-16k）李勇《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5期）。
[2]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9页。
[3]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又见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大钊文集》下中的《史学要论》，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搜集整理成《李大钊史学论集》中的《史学要论》。
[4]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2页。
[5]他的这些言论，既被河北人民出版社搜集整理成《李大钊史学论集》于1984年9月出版，又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同年12月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中。
[6]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7]吴汉全：《李大钊史学思想受两位日本史家的影响》，www.ls11.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859-16k/2005.11.12.
[8]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9] 1916年5月15日《民彝》创刊，发表了李大钊在樱花节期间所写《彝民与政治》一文，以古今中外历史为依据，倡导“唯民主义”和“立宪政治”。他还在8月20日《晨钟报》上发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说：托氏“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博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摧强，知劳动之所以为神圣。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这种蔑视专制，同情劳动群众的观点成为日后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问题是，他所宣扬的托尔斯泰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从何而来呢？他的《日本之托尔斯泰热》回答了这一问题，相关材料引之于下：“日俄战后，托翁之名盛传于日本，一时研究其文学思想者颇众。后虽稍衰，而近二三年来此风又炽。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托翁、托翁’之声，遍于三岛。团体如‘托尔斯泰协会’也，杂志如《托尔斯泰研究》也，殆皆专以研究托翁为职志者也。考其出版界，几举托翁一生浩如烟海之著作，尽行迻译，而摭撮其精英焉。”（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1页。）可见，李大钊在日本受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当无疑问。
[10] 日本学界于1917年4月号《中央公论》发文《何谓大亚细亚主义？》，要求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细亚理想。李大钊在1917年4月18日《甲寅》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敏感地指出，“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继而又在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指出，建部遯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人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日本主义的变名”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9页。）。但是，李大钊并未完全失望，因为随即日本出现的黎明会运动让他又看到一线“曙光”。日本新派学者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今井嘉幸诸博士组织黎明会，主张全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铲除社会不平等以求得整个世界共同进步。李大钊在《祝黎明会》中兴奋异常得说：“黎明的曙光出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2页。）不过，仅仅到7月13日，他就发出《忠告黎明会》，说：“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11] 据张静如等人所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载，就在1918年3月—4月，李大钊连续致书林伯渠，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到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公开盛称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足为和平之曙光”（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3页。）。又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说：“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3页。）这种精神，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云，它对外表现为，“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页）。显然，它与日本侵略主义大相径庭，正是李大钊所孜孜以求的。
[12]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47页。
[13] 参阅张广智《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之第十一章“现代西方史学在中国（上）”。
[14] 可以参考现成著作的相关论述，这些著作有：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胡逢祥和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马金科和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16]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18]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19] Jean Bodin，1529/30——1596，今译为波丹，李大钊译为鲍丹，法国思想家和史学家，著有《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英文作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20]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7页。
[21] 张广智、张广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第61-67页。
[22]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7页。
[23]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9页。李大钊：《史学要论·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商务印书馆1924年。
[2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25]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283页。
[26]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1-512页。
[27]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28] 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7页。
[29] 李大钊：《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
[30]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页。
[31]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2页。
[32]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8-510页。
[33]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4-726页。
[34]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35]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8页。
[36]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4页。
[37]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2页。
[38]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8页。
[39]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2页。
[40]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7页。
[41]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8页。
[42]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
[43]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64页。
[4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45]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68页。
[46]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69页。
[47]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64页。
[48]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4-715页。
[49]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页。
[50]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5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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