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
本文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
作者： 傅洁琳
2008-12-10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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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本文为本站首发，转载请注明转自“实践与文本”和文章具体出处（《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济南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22)
摘 要：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内蕴着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因素，特别是他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透视和解剖，使其理论披上了扑朔迷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虽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完全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但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对它的影响，并可以从这一视角来透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一是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解释原则；二是秉持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三是对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揭示。
关键词：格林布拉特； 新历史主义； 文化诗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资助项目（08JHQ0034）
哈佛大学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首倡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在美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领域。作为“新历史主义之父”，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似乎内蕴着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因素，特别是他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透视和解剖，使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披上了扑朔迷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而受到种种非议。格林布拉特遭受攻击的焦点在于他在广泛的文化视域中进行文本阐释，有学者认为，这不仅凸显和标示出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而且模糊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区别，例如，当格林布拉特大量引证日常生活事件，甚至把主教的帽子也作为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本进行分析时，文学理论批评在这种泛政治化、泛社会化理论批评方法的审视和分析之下被稀释、异化甚至被覆盖。（注：Stephen Greenblatt,Learning to Curs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90，p.216.）美国著名文论家凯瑟琳·伽勒尔谈道：“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政治涵义，批评家们已作出各种极不相同的解说，但是他们基本上同意，它的政治性是令人厌恶的。一方面，它被指责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版本。另一方面，它又被当作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形式等同体加以谴责……左倾及右倾批评家似乎都被惹恼了，因为新历史主义拒绝承认文学及其批评外延能够理想地超越于政治之上，也不认为文学及其批评仅仅是可以适当解码的政治。”（注：凯瑟琳·伽勒尔：《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赵一凡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爱德华·佩奇特认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他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式的语气说道：“一个幽灵在批评理论界游荡，一个叫新历史主义的幽灵。”（注：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595页。）我们虽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完全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正如伽勒尔所说，“没有任何文化或批评实践是种单纯的政治伪装物”（注：凯瑟琳·伽勒尔：《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第162页。）；但是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对格林布拉特理论的影响，我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解释原则
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解释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思维，以及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73页。）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解释原则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过去的文本和现在的阐释问题上持“绝对历史主义”态度，以对现存社会的科学剖析来看待过去并推测未来，特别强调历史的暂时性。而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文学和历史不是对立的，而是同处于社会符号化的人类思想空间之中，文学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断裂的、是由种种偶然性构成的、是被不断构塑的；历史的再文本化过程是多重往返的社会能量的汇聚、交流、碰撞的过程。这种历史观涉及过去的文本与现在的阐释之间的重要关系，即把历史文本的阐释看成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是种种能量关系的重组、构建、延展。我们再也不能把过去看成是僵死的对象，仿佛过去全靠我们去复活、保存和维持；恰恰相反，在（现今和过去的）交遇中，过去是一个积极的动因，它向我们走来，作为一种与我们迥然有异的生活方式，向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它评审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注：徐贲：《走向后殖民与后现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格林布拉特认为，历史真相往往潜存于历史档案和并不引人注意的游记、日记、绘画、轶闻记载等文本之中。所以格林布拉特常常把对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的关注，转向注意众多复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通过讲述一些故事，探视历史中隐藏的文化密码。这一历史观与杰姆逊的观点非常相似。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依照阿尔都塞的“不在场的缘由”，或者拉康的“真相”说，，历史都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非再现的；不过，我们又可以附带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先通过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注：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5.）历史本身虽然不是文本，但是我们接触的和对象化的历史只能是文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就是文本本身。
如果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阐释中去，就必须将文学放在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阐释，从具体语境中来理解和透视人的本质。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必须将文学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阐释，要注重考察人在社会中的实际生活，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我造型”理论，并成为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造型”问题主要是探究具体现实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文化世界与文化世界之间的种种联系、交往、冲突的关系，是具体的主体间关系的展开和遮蔽，是顺从和破坏双重力量的对话与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不断被别人的、异己的、外在于我的东西影响和构塑。这种“自我造型”过程一方面通过虚构的事件、人物，寻绎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让不可控制的外在社会力量穿越自身，这样，不仅创作的自我得以塑造，阅读文本的他人也得到塑形，而文本阐释更是一次“自我塑造”的复杂的理论旅程。格林布拉特谈到：“对于某个特定的‘我’来说——这个我是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的权力既集中在某些专门机构之中——例如法庭、教会、殖民当局与宗教家庭——同时也分散于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特有的表达方式与反复循环的叙事模式中间。”（注：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造型〉导论》，《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第81页。）在此，格林布拉特说“这个我是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因为每个人的行动都构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个人不仅要接受社会习俗、各种制度的制约，而且我的存在对他人与社会都产生了某种影响。不仅像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大法官会因为对法律的监管而作用于社会，并在某些特定时刻成为社会法律的化身，而且普通人也会因为生命在某种层面上的社会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权力的现实存在形式。
二、 秉持一种整体的文化观
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整体的、联系的原则并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有差别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而是整体各环节彼此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联系之中。在格林布拉特看来，理论批评不是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空谈，而是实际生活结构中的文化密码和建构性力量，无论理论问题走多远，都与人的物质生活密不可分。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就是要坚持对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之历史联系的诗学阐释，这种阐释要求打破一切人文的界限，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思维方式。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整体文化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理解：
1跨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格林布拉特认为，当代理论对文学批评实践的最重要影响是颠覆了过去那种把审美再现看成是与文化语境无关的观点，审美不再是与文化、意识形态、物质存在完全脱离的领域，可以说文化、意识形态、物质社会是产生和消费一切艺术的根本所在。这一颠覆不仅得到公开反对文学独立自足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而且也得到解构理论的认可。解构理论在文学阐释中不断发现的不确定性，使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受到了质疑。生产文学作品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文本的自足独立，因为能指总是要超越意图，使意图受到破坏。这种不断的超越，使得所有本来一直是稳定的对立不得不分崩离析，这也恰好是所谓意义的无限延宕的一种表现。历史不能脱离文本，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这样一来，历史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纯真，而文学则失去了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牢房的那样一种孤立状态。（注：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 and the Exorcists," 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Contem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89, p.429.）对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跨越是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一种新的将文化视为互相联系的整体之观念的文本阐释策略。
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举了一个实例：里根总统在其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不经意地援引了通俗电影道白以及白宫发言人的政治解释。艺术与现实、虚构与政治、审美与真实是有确定的界限，由此构成“差异性”，但在历史的发展中，这种界限又总是不断被消解，从而形成权力独白话语所构成的“整体性”。电影与现实生活界限的跨越，造成了总统自我形象的演变，这种演变说明了演艺资本与政治资本的一种“交易”和“商讨”，艺术与资本的关系产生了实际的政治结果。格林布拉特认为，总统援引道白表明他是借助于审美的，这就标示了政治生涯与审美艺术的某种隐在关联。当他这样做时，他肯定没有顾及总统的话语和过去使用的虚构话语的区别；而他从演员过渡到政客则抹除了这种区别。正是在这种疆界的确立和颠覆的过程中，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等种种历史关系因为渗透和融合产生了新的意义。格林布拉特是用 “振荡”（oscillation）一词来说明“完整性”与“差异性”的相互关系。“振荡”意味着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既确立又消解的多重复杂运动，这构成了美国日常生活的诗学本质。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体现了一种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气度，以及宏阔开放的学术眼光。当代史学也好，当代批评理论也好，不能仅仅只囿于特定的学科界限之内进行研究，因为思想是流动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见，敢于跨越学科边界，才会带来学术研究新的生命力。
2文学文本与社会生活的“商讨”、“交易”与“流通”
格林布拉特在剑桥大学期间受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斯的影响，其文化政治观的觉醒和形成与威廉姆斯息息相关。威廉姆斯针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反映论”的弊端提出了艺术“中介论”， 认为文化是社会的中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而是要通过艺术的中介活动。威廉姆斯的“中介”概念意在描述一个能动的过程，它最突出的意义就是在对手或陌生人之间进行“商讨”、“协调”或“解说”的行为（注：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97-98.）；威廉姆斯还注意到了“对手或陌生人之间”对立力量的冲突和演变。这些理论观点与格林布拉特的“自我造型”理论是一致的。格林布拉特在提到文本与各种社会能量的流通时，也反复不断地提到“商讨”、“流通”和“交易”，认为文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符号结构中互相运动的能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能量。“商讨”意味着各种社会能量潜在的交易和各种能量的转化，它既是世界与文本的商讨，也是各种文本之间的商讨，是诸种社会能量之间的商讨。
格林布拉特在《神奇的财产》（Marvelous Possessions）里描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宣布一切财产都归西班牙国王所有的过程，以此说明语言与文化作为社会的中介，产生了社会能量的“商讨” 与变化。当地人最初发现哥伦布时很胆怯，但很快就向他们敞开了真诚的胸怀，并拿来所有的好吃的、好喝的款待他们。因为他们神奇的款待，日记这样写道：总督（哥伦布）给他们玻璃珠子和铜戒、铜链子，不是因为他们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这样才对。更为重要的是，总督说他已经把他们看成属于凯斯特（Castile）的统辖因而是凯斯特人，并且说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少语言和命令，因为他发出的所有命令他们都会遵守，而不会反抗。（注：Payne, Michael,The Greenblatt Reader,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p.99.）这些当地人对西班牙人非常热情，而且在初次遭遇就成为臣属，同时也就成为基督徒，由于他们会很淳朴地服从，所有这些地方都被占领而没有发生任何武力冲突。为了让当地人能够更好地执行他的命令，哥伦布还给他们一些取自于岛上的物品，让他们学习语言，又派五名当地人到西班牙去学习语言。格林布拉特用原始资料进行分析阐述，以揭示神奇的殖民过程中的权力征服。殖民过程是在赠送一些玻璃珠子等小礼物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语言知识和权力结合起来，处理他者和异端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之同化，通过语言训练的办法，从文化上改变和鼓励这些当地人用欧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解释世界。这样，殖民过程也是一种帝国自我合法化的过程。在欧洲文化语境中，帝国强大的合法化的自我是建立在他者文化的臣服之上的，于是，文本和语言都成为重要的殖民工具。
殖民征服就是一种权力征服，问题不仅仅在于征服本身，而且在于种种被忽略的征服者的角度、立场和思维方式。殖民者不是把那些被殖民的当地人看作是一些行为个体或是与自己一样的独立的生命存在，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另类的“他者”，是一种物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即使送一个玻璃珠子也是莫大的恩惠和高贵的行为，而当地人所有的慷慨，都是他们作为主人应该拥有的一种权力。这种潜在的意识构成了一种无形的文化暴力，通过将他人在思维上非人化，保持了自己优越的占领者的优势。整个殖民过程用航海日志、卷宗文献、调查统计、法规律令等记录下来，成为土地财富占有的证据，殖民过程也是文本化的过程。因此，“对任何殖民权力来说，文字铭刻都是使非欧洲的环境塑造成形，得到表现的手段。文本性的投射——无论是记录事实，还是写成故事、诗歌——既是全面详尽地理解殖民地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通盘的控制。”（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这样看来，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并非是单纯记载和流通社会信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承载和负荷了巨大的社会能量，产生了政治媒介和舆论作用，从而促成社会能量的交易与流通。
三、对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揭示
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虚幻和欺骗空间，它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像性关系的表现（注：Loris Althr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52.），意识形态是一种回避历史真理从而想像性地解决现实矛盾的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代表性人物杰姆逊则认为：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被描述成对某一特别叙事特征的重写，或者是具有社会、历史、政治语境的一种功能。“语境”出于分析的目的总是在事实之后重建，这样，不仅意味着把意识形态分析转化成对文学作品的重写，而且，这种重写本身，就是对先前的意识形态或者历史潜文本的重写或重构。因此，文学或者美学的姿态总是同现实保持某种能动关系，即文学的或者美学的活动已经被限制在“反映”现实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中。所以，为了对现实作出反映，文本不能简单地让现实被动地处于文本之外的距离中，而是必须把现实纳入自身的肌理中。（注：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詹姆逊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5-316页。）用杰姆逊的这个观点可以洞悉格林布拉特 “叙述”的奥妙。格林布拉特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事实的文本化过程，通过这种对现实的摹写，将现实纳入文本创作与文本阐释之中，从而显示了意识形态力量在构塑自我时所产生出来的诸种现实状态。
杰姆逊认为，文学批评的过程不是去解释文化现象，而是把文本内容当作一种被遏制力量所扭曲的一种提示，从而揭示被压抑的隐在内涵。这种遏制的力量或者遏制的策略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意识形态本身。这种对阻碍历史之力量的揭示，被杰姆逊称为“元批评”。格林布拉特在文化的诗学阐释中也是力图凸显意识形态的压制和阻碍，发现被隐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塑形的历史因素。这种文本阐释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细读(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分析)，同时采用“讲述”的方式，将日常生活的历史融入文本的阐释之中，以此体现了自己坚定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很相似。例如格林布拉特在《神奇的财富》中重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资料，重新阐释了哥伦布占领新大陆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特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航海冒险行为，而且是一种语言殖民、经济殖民、政治殖民的综合过程。格林布拉特写道，哥伦布夺取财富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系列语言动作：宣布、证明、登记。这种行为是公开的和正式的，哥伦布代表国王和王后说话，他的话必须被听取，并被视为与国王和王后的话一样，这就叫证明。如果将来需要证实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这种展开横幅、宣布占有财产的过程就成为合法的证明。哥伦布在宣布新大陆所有权时运用的是语言，而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是因为它代表了王权。于是，王权、语言、财富就成为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其中语言是事件成立的媒介和工具。格林布拉特接着写道，因为哥伦布时代的文化习俗完全不承认口头证明，法律程序要求有书面证明，因此，哥伦布把自己的语言行为写进航海日志里，这样就能够保证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将来这些记录会有很大的权威性。他们把这些文件蜡封好，千里迢迢带到那些官员面前，由他们来肯定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而保证了在哥伦布的声音消逝之后，这些事件的记忆被固定下来，书写是使这种记录成为制度化的形式。（注：Payne, Michael,The Greenblatt Reader, p.85.）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不是中立的文化行为，而是彰显出被意识形态压抑了的他异的声音，揭示出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文学中他异因素的同化、化解和利用。杰姆逊认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早就深深嵌入了一切文本和我们对文本的阐释和思考之中，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存在于各种文本的构成中。在杰姆逊看来，文本是内化并真正通往现实的一条途径，通过语言，文本将现实当成它“固有的”潜文本并加载到自身之中来加以完成，将世界加以内化，而它描述世界的途径常常是通过象征活动来达到的。（注：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詹姆逊文集》第2卷，第316页。）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在“历史的再文本化”过程中，肯定隐含了语言叙述的诗性品质。历史写作是特定人的行为，包含了人的主观欲望，也含有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潜在企图，因此文化文本阐释是复杂的。哥伦布的殖民书写行为，就直接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有预谋有明确目的的殖民占有，其中中性的语言成了事件的媒介和帮凶。历史书写有时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形式，其中隐含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力量的较量。
格林布拉特在分析阐述英国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和东方“他者”的残暴虐杀时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在于它认识到了司各特叙述的恐怖，他们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过去时代的未开化的状况，而是试图从新生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原始积累的层面来理解这一现象。但是这种潜含着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又往往存在着失掉其叙述黑暗独特性的危险，也存在着吸收了无法言说的事件性质的危险，这样就有可能使这种人类关系的言说破裂或对其进行意识形态理论规置，进而把它的灾难性演变成一种抽象预示性的图画。（注：Stephen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p.17.）在格林布拉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并把它上升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以此说明了资本主义血腥发展的实质；但是，这样的抽象概括往往容易丧失文本对人类残酷事件叙述的诗学品质，从而无意中把人们感性的痛苦归化成抽象的政治理论而失掉文本中震撼人心的诗学力量。
总之，格林布拉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善于将现实故事揉进枯涩的理论之中、又将理论用在生活的深处，让人们不得不正视和面对那些被隐藏和回避的真相，找出它的意识形态实质，所以，格林布拉特强调说新历史主义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实践，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观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契合的，我们应该充分正视和肯定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关系。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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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2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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