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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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

□ 刘放桐

摘　要: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区别，但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性超越。这两种变更各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又处于同一社会历史时代。历史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了19世纪是西方哲学酝酿并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世纪。这种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在这一基本趋势下发生的，因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必然相通，即存在共同之处，但它们又是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时代变更的基本背景，决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基本趋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西方社会变更的不同要求，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哲学转型具有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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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乘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区别，但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性超越。这两种变更各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又处于同一社会历史时代。历史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了19世纪是西方哲学酝酿并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世纪。这种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在这一基本趋势下发生的，，因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必然相通，即存在共同之处，但它们又是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时代变更的基本背景，决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基本趋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西方社会变更的不同要求，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哲学转型具有不同方向。
　　[关键词]西方哲学革命变更现代转型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共同社会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刘放桐(193—)，男，湖南省桃江市人，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我曾明确提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两者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却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我曾从历史和理论背景等方面对此作过一些论证，但那时关注的重点是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本身，对两者的共同背景和特殊背景都说得较为笼统，需要作出进一步阐释。这两者的共同背景的直接表现，是西方近代哲学已越来越陷入严重的困境和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不在具有整体性意义的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的变更或根本性的转型，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倒退，并由此变成科学和文化、尤其是社会发展的阻力。而近代西方哲学陷入这种困境和危机的原因，也正是1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自然科学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都突破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哲学思维方式。关于自然科学发展方面的情况，我在《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科学背景》一文中已作论述。本文主要对变更和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进一步作出分析。重新审视这方面的历史材料，旨在说明它们不仅是马克思在哲学上革命变更的重要背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重要背景。
　　
　　一、19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的变更及其对哲学等思想文化变更的影响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家在哲学上实现的现代转型，大体上都发生在19世纪。当然，它们都各有—个准备过程，应当分别加以考察，但两者的转折点都在19世纪中叶。其社会历史背景，都是1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阶级关系的变更。尽管这种变更对两者具有不同意义，但这些变更对两者的发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来说，19世纪是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动荡的极为重要的世纪。这特别表现在西方各国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转折的过程中。此前，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都已有几个世纪的孕育和成长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最早兴起的英国，1688年的非暴力“光荣革命”，实际上就是以向封建贵族妥协的方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革命直接的积极后果，是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或称工业革命)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使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走在西方各国前面。1793—1815年，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由此在工业和海上贸易方面进一步占据支配地位。但在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西方各国从总体上说在政治上还处于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甚至还没有改变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未能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虽然都已有一定发展，但还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市场的资本主义世界。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正式走上政治舞台，确立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主导地位，为法国继英国之后进行产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而且对先行的英国和后起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由此使西欧各国先后正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正是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因实行产业革命而壮大起来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有了进一步增长，并在19世纪20—30年代，推动了有利于资产阶级参政的选举制度和议会的改革。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德国，也开始出现了通过资本主义革命实现统一的曙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德国的混乱的世界”。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行动上不敢发动革命，但在思想上已开始向往革命。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德国古典哲学，正是从哲学理论上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的理论形态。1848年，在德国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尽管这一革命以向容克地主所代表的封建贵族投降而告终，但德国毕竟也由此在经济上走上了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此还应当简单提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是一个以英国等欧洲移民为主组成的年轻国家，在1776年独立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欧洲移民包括了封建贵族和贫民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正像在欧洲一样，在美国，封建贵族也曾占支配地位，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样具有反封建的任务，但是，北美的封建根基毕竟没有欧洲深厚。19世纪60年代，以北方的资产阶级为一方、以南方的封建领主为一方进行了著名的“南北战争”(18611865)。此后，新兴资产阶级越来越牢固地取得了政权，并由此开创了所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尤其是与之相伴随的产业革命的进行，使西方各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远远大于以往几个世纪。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无疑意味着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致力于反封建的革命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发展的前进方向。
　　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尤其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越来越激化。这突出表现为占有者的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无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如果说，在反封建斗争中，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而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两者之间的矛盾尚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当资本主义业已确立，面对着外表上标榜自由平等、实质上剥削和压迫比以往更为深重的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度，无产阶级越来越发觉，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既要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要反对代之而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必须发展成为与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而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最重要的已不是反封建，而是反对与资本主义制度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无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与旧有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
　　上述情况在英、法、德、美等国先后出现，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在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在19世纪上半期还曾就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等等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但面对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宪章运动”中无产阶级争取普选权和提高工资等要求，面对越来越迅猛的解放运动，他们宁肯与封建贵族妥协，而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进行残酷镇压。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和冲突，成为整个19世纪英国社会的基本动向。在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已为革命浪潮的发展惊恐不安，导致了1799年路易·波拿巴发动的雾月反革命政变，出现了封建王朝的复辟。整个19世纪的法国，一直处于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之中。尽管如此，封建复辟者与资产阶级反复辟者在对抗工人阶级上却是一致的。这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1831年、1834年，里昂工人两次武装起义；1871年，具有无产阶级第一次武装起义性质的巴黎公社的革命，使19世纪也成为法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的世纪。而在德国，在反封建上表现更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尽管也企图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求得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们害怕工人阶级远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宁愿对后者屈膝投降，而在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上则更为残酷。在著名的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以及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他们都与封建贵族相勾结来镇压无产阶级。而这反过来使德国工人运动把反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其革命立场表现得更为坚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因巴黎公社革命失败而受到严重挫折时，德国工人则“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至于在美国，南北战争扫除了封建农奴制，资本主义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得到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转化成了国内的主要社会矛盾。
　　19世纪英、法、德、美等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必然对哲学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理性主义和理性批判为旗号的理论体系，适应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达到了顶点(德国古典哲学的兴盛、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一度占有德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就是其标志)；随后，由于其与变更了的现实社会状况严重冲突，而越来越失去昔日的光辉，特别是由于其虚幻性和欺骗性的日益暴露，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资产阶级准备和进行革命的时代，适应反对封建专制及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的思想家大多竭力讴歌理性，并以理性为工具，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一切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作了无情的批判，把它们“当做是不合理的东西而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正是对理性和理性批判的这种肯定和颂扬，使他们在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在理性主义旗帜下实现的所谓认识论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近代发展中的一次重大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讴歌的理性，一开始就因为不能越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而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以倡导理性为特色的近代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理论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把仅仅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的形式之一因而必然存在很大局限性的理性(主要是认识理性或者说理论理性)加以绝对化和理想化，以为只要依据这样的理性，不仅可以建立起关于整个世界的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掌握全部真理，还可以据以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将其建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对理性的这种绝对化和理想化，导致了理性的独断和对理性的迷信。而这反而使本来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着重要积极作用的理性，既偏离了人的意识和精神对现实的认识功能，又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脱节。这样的理性当然既不能解决哲学和认识发展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标榜尊重理性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甚至由此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真实状况时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的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必然导致诸多矛盾的论证，早在17—18世纪就已出现。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对此也早已有所揭示。不过，当时西方各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长期，这种矛盾现象往往只是被当作成长中的个别特例，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至于克服这种矛盾的现实手段，更未为当时的思想家所认真思考和探索。在19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及其所论证的社会都作了激烈的批判。他们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家公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很少为人所知。19世纪上半期，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孔德和密尔等人的实证主义，虽然对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并未笼统反对，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同样采取批判态度。他们要求用实证事实取代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人的认识和行动的标准。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就已发生一定的影响，但真正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则是19世纪中下叶的事。
　　在此，我们还应当提一下19世纪上半叶在英、法等国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想家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和欺骗性也作了尖锐的批判，对未来的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美好社会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描绘。但是，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实现，寄托于伟大人物的设计和主观想象。恩格斯由此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从19世纪上半叶起，特别是随着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的这种危机，后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定期爆发。这种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广大无产者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腐朽和走向没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无产阶级对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资本主义理想社会完全失望，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正是由此去探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道路，为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的世界观，并进一步探索正确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正是为这种探索奠定理论基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早有共识，此处毋须多谈。
　　我想补充指出的是：19世纪上半叶以来，以理性为旗号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暴露及其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觉察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已难以为继，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必须在不动摇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和改造。一些较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由此去探索改造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途径，建立相关的理论。这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批判和超越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基础的绝对化了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无论是在先行的英、法两国还是后起的德国，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和改造、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否定性的批判，越来越酿成了广泛的思潮。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不同、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不同，各国的社会变更应当朝什么方向走、各国的思想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新形式，也就都表现得各不相同。但是，在要求超越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上，在要求超越按不同方式建构起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处，促使西方哲学家开始寻找新的哲学方向，在不同程度上准备进行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虽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但是，我们也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求实的原则，肯定在超越脱离实际的绝对理想主义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上，两者毕竟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主要在于两者有着上述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或者说，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使这两种哲学必然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哲学上实现某种变更。
　　
　　二、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变化及其对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时，特别需要关注欧洲1848年革命、1871年德国统一以及巴黎公社革命等标志性的事件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为后者又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变更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如前所述，1848年前后，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尚未实现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既向往革命、又因害怕已兴起的工人阶级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的革命要求而向封建贵族妥协，甚至屈膝投降。与此大体上相适应，在哲学上出现了既要求变更(特别是反对与封建专制有着内在联系的绝对理性主义和独断论)又表现出动摇和折衷、甚至倒退的思潮。当时在德国开始露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是这样。它批判了绝对理"性主义存在的许多弊端，但同时又往往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甚至宗教神秘主义。类似的思潮在英、法、美等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在英、法两国流行的实证主义，本来以强调科学和科学方法为己任，但其理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建立近代哲学那种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甚至向传统宗教妥协，公开主张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至于这些国家中(特别是法国)普遍存在的折衷主义、甚至复辟唯灵论等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潮，则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旧交替、前进中又存在倒退的特征。我们在具体考察当时德、英、法、美等国的哲学时，都会发觉这方面的充分例证。这种情况，正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曲折过程的体现。
　　这一时期的欧洲工人阶级，已由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逐渐发展成一支既反对封建势力又反对资产阶级、并由此争取自身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独立的阶级力量，或者说，已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了自为阶级。列宁把1848年6月法国工人的起义，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抗的理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论著中都明确指出，应当彻底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出现。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特别是他们的全部理论创造，奉献给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崇高事业。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建立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总是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潮(特别是同时代涉及现实的政治运动的思潮)当作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给予坚定的揭露和批判。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你死我活、尖锐对立的时期，为了坚持和贯彻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路线，他们也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在经过自我调节后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资产阶级学说在某些方面是否还可能存在现实和合理的因素，这些在当时并无明显征兆，因此必然难以引起(事实上也很少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
　　1871年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荡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落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其终点，它持续了四十多年。期间，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都获得了飞速发展。例如，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产业革命迅速兴起，从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后国家，发展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经历南北战争后扫清了封建障碍，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一跃取代英国而居于资本主义各国之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段时期普遍而迅速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在经过一定的改革和调整后，还继续存在较大的活力。对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所揭示。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更是将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情况和19世纪40年代的情况作了对比，明确肯定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发展余地，以及这种发展为通向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体上总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因此，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思想文化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尽管随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资产阶级哲学已不能再代表西方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全面走向腐朽没落而不可能存在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能适应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变更而作出相应的变更，因而能取得新的进步。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发展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不仅引起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归根到底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要求的西方学者的密切注意。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重新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可能的发展，总结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案及其经验教训，并由此出发，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及可能和应当采取的对策。这些当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哲学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在发展形态上必然具有一些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突出地表现为：对思辨和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沉湎，让位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对抽象原则的强调让位于行动方策的制定；对不变的基础和本质的寻求被代之以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而这些，都体现了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正是适应着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西方各国，许多学者在哲学上强化了对与早期资本主义相应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人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提出的一些反传统形而上学的见解这时广泛流行起来，并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所发挥。例如，尼采、柏格森与德、奥、法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家对非理性主义的发挥、马赫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发挥，都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反思辨形而上学和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特色。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由对超越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追问，转向为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对象及其不断流变的过程的描述，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由此盛行；由对抽象的理性概念的思辨，转向为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各种关于哲学应以实践和行动为中心的理论由此层出不穷；由个体化的主体性，转向为超越个人界限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因而以个性代替普遍人性、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代替封闭的个体的主张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这些转向都具有由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意义。当时在英、法、德、美等国的哲学中，都有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具有诸如此类的转化的倾向。尽管就个别哲学流派和个别哲学家来说，这类转向时常并不明确，其中往往混杂着种种与之相反的倾向，表现出作为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所必然具有的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不彻底的特性，但是，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西方哲学发展中不存在向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
　　上面曾经提到，由于把当时的资产阶级看作是与无产阶级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等特殊历史原因，直到巴黎公社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哲学中与对现存资本主义改革和调整相关的变化尚没有特意肯定，更没有充分强调。但是，他们察觉到当时许多西方哲学家越来越鄙弃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更加关注现实生活的变更。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后德国哲学中的状况时指出：“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内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热衷于纯粹科学的兴趣。”尽管恩格斯是从贬义的角度谈论当时德国哲学领域内的这种变更，但这毕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的德国哲学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决裂这一相当普遍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反思，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学说作了新的阐释，对个别不完全符合后来的现实发展的观点作了某些改变，并由此对他们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的内容作了更符合现实发展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已作过较多阐释，这里简单提出如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觉察了19世纪中下叶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西方各国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秩序，由此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之后资本主义较长期和平发展的现象作了深刻研究，分析了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所导致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特别指出了由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建立起来的联合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界限，为过渡到未来的公有制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前提；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重新审视了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结论，在坚持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对具体途径和时机的说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且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可能取得的积极进展也有所提示。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肯定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在道德理论上可能取得进步。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都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文化本身的发展等等制约，更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即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发展过程各个方面的制约。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同样存在着相应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批判右倾修正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特别是通过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要成败的总结，不断取得了新的认识。对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越来越予以关注，以往简单否定的情况已不多见，扎实的个案研究成果显著。然而，如何重新认识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由此更全面、具体地认识与之相应的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复杂性，还有待学界作出新的努力。
　　最后应当提到，在认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更以及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时，必须将其与阶级背景(根源)既联系又区别开来。任何一种哲学的变更和进步，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这两种根源又都是诸种条件的复杂的统一。人们在谈论哲学的社会历史根源时，往往特别强调其中的阶级根源，这无疑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历史根源确实突出而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根源。在哲学研究中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掌握所研究的哲学的本质，因为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必然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社会历史根源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根源，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直接或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现象。社会历史根源比阶级根源要广泛得多。每一社会历史时代都有着多方面的、复杂的内容。作为社会构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都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关系来概括。即使就阶级关系来说，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对立关系。同处一个历史时代的不同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共同条件的制约。这些其实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在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时，同样应当依据这些原则。这两种哲学变更，是在同一社会历史时代发生的变更。历史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19世纪是西方哲学酝酿并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世纪。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在这种大趋势下发生的，因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必然相通，即存在共同之处。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又有原则区别，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发生的。总之，西方近现代历史时代变更的大背景，决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大趋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变更西方社会的不同要求，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哲学转型具有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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