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批判史——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轨迹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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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roup> 形而上学的批判史——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轨迹探寻

发布时间： 2015-01-30 15:47浏览量：

韩秋红

摘要：“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学科的专业概念自使用以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形而上学”不断地被提及与使用、理解与衍生、解构与解释、批判与发展，甚至这样一个具有西方哲学“专利”性质的概念也在中国哲学中不断发酵与展开，使“形而上学”既具有现象学的表征，也具有解释学的理解，更具有“形而上”的追问。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形而上学”的现象学，可以看出对“形而上学”的解释一直是在双重维度上发生的——狭义的“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广义的“未来形而上学”，如斯特劳森就把形而上学理解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中国化”就是在上述双重维度统一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式的“形而上学”。

关键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批判史；西方哲学中国化

作为近代哲学造型者的笛卡尔，使西方哲学从古代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其关键在于激活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在哲学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一词在笛卡尔那里是与“物理学”相对应的“第一哲学”。1641年笛卡尔用拉丁文写作发表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和1647年改用法文写作发表此书时，将书名改为《形而上学的沉思》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当笛卡尔用第一哲学与物理学相对应时，是恢复与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为研究存在之存在的学说”之传统。当1644年笛卡尔发表其重要的著作《哲学原理》时，又扩大了“形而上学”的使用范围，把探讨真理的本性和认识的起源置于形而上学之内，完成自己哲学的最终定型。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努力建构人类全部知识的大厦，为人类全部知识描绘了一幅颇具“生态意义”的知识蓝图——“哲学好像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从树干上生出的树枝是其他一些学问，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道德学我认为是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它以其他学问的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高等的智慧。”在笛卡尔看来，“哲学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至于智慧，则不仅指处理外部事物的机智，也指一个人在立行、卫生和艺术的发现方面所拥有的完备知识而言，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知识一定是要由第一原因推演出的。”引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所要求的理论旨趣——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笛卡尔用形而上学指称自己的形而上学原理或知识大树的全部根基，并明确提出知识的起源、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真理性、普遍性、有效性等问题，把普遍怀疑当作寻找确实性的根据，把人类认识的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在心灵，要求不仅认识知识大树的外部景观，还需认识知识大树的内在根据——“树之活”的生存论基础。“我甚至于宁愿先付出充分的时间为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拟出草案，为认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寻找可靠的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大刀阔斧把过去未经理性指引潜入我心的一切意见完全抛弃。”笛卡尔努力用“我思”获得如此“阳光”——清楚明白、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使“我思”成为其活生生的知识大树(第一哲学)的思想核心和生存论根据。“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定、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由此“我思故我在”成为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以“我思”为清楚明白的认识出发点并建构概念、命题、推理的最一般、最系统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基本形式，使17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必须解决的知识的可靠性、确实性、可能性等问题得以保障，使探讨知识的确实性、可靠性的根据问题成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第一要务。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相对于物理学或具体科学而言的，那么，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则给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标准——为所有科学奠基，为所有知识立据。其生态意义的知识大树更具生态意义——形而上学的根基性(形而上学是树根)、形而上学的现实性(树根基础上的现实具体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性(形而上学与具体科学的整体性)。

所以，笛卡尔认为，这样的形而上学应该包括人类知识的一切原理：关于对上帝的再论证，关于人类心灵应有的清楚明白的观念的明晰，关于上帝和人之外的物体世界存在的一般原理以及对宇宙的构成做出的说明，关于物质与精神以其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的科学考证，关于人的本质、人的情感与道德的讨论，关于自然法与政治等问题的铺展等等。沃尔夫在笛卡尔形而上学“知识大树”的意义上进一步建构了“形而上学一沃尔夫体系”，将形而上学的知识范围进一步加以扩大，使形而上学在十七八世纪有了如下划分：普遍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和特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普遍的形而上学系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特殊的形而上学系指神学，包括宇宙论、理性心理学等不断扩展的形而上学。笛卡尔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现象学描述与解释学“修正”，使形而上学的“知识大树”在树根处基础扎实、清楚明白，更使“知识大树”郁郁葱葱、蓬勃发展。

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学以致知传统，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是追求自由的目标。笛卡尔将这一传统贯彻下去，使“我思”成为获得确实性知识的可靠保障。一方面，笛卡尔要为其全部认识论找寻合法性根据，有此根据才是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在西语世界拉丁文还是学术语言时，笛卡尔已开始用法文写作哲学著作，大有让哲学讲法语之意，更有普及哲学知识的努力。如果哲学知识可以普及的话，那么在笛卡尔看来普及的力量有二：一是学以致知传统的重塑，二是人所具有的“我思”之根基。重塑传统——笛卡尔的“知识之树”再次确立了形丽上学的优先地位，将“我思”置于整个“知识大树”的核心，理性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人的本性，人类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得以重塑。传统的重塑与重塑的传统，凸显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生成论意蕴；我思之根基——笛卡尔对人的理性的大力推崇，展现出对自我意识的主导性、意向性、天赋性的坚定与自信，开启了认识论、思之形而上学即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先河。也许，这就是对斯特劳森所说的“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的笛卡尔式的描述与修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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