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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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1]其实，任何一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2]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本文由毕业论文网收集整理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触，更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的有距离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批评。
　　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助产术），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卡尔《方法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学（为通达世界本体并为一切知识奠基）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第2次循环，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三是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陈述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之“主体论法”，到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之“绝对论法”，再到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之“唯心论法”，西方近代哲学晚期不仅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方法论的新的跃迁，而且再次将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方法推向顶端，达到了以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为标志的第2个文化轴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方法论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就是一切”，再到狄尔泰、柏格森生命哲学方法论对生活价值的直觉体认，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方法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方法论设计在价值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上得到了明确肯认，使西方辩证思维方法论谱系中自觉地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学派，从早期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其经验归纳法，到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实在论、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学哲学学派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历史分析的语言学分析方法的滥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至上主义”“经验实证高于一切”的科学分析方法一再得以张扬。六是随着西方哲学方法论重大转折的现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介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学派之间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实现了一次大联盟、大融合，比如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方法、舍勒的人类学现象学方法、因伽尔登的美学现象学方法、利科的历史现象学方法、姚斯的接受美学现象学方法、阿伦特的反极权现象学方法、阿佩尔的实用现象学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方法论，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论，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社会批判学派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合流，从而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方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建构—解构方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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