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社区的历史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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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方，是指今天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西方（Occident）最初是指相对于拜占廷东罗马帝国及以东的“东方”而言，亦即“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所谓基督教世界起初主要是指信仰基督教的地区，后来专指罗马天主教会统治的地区。“西方”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地域，实质上就是随着上述这三种因素综合影响所及地域的变动而定的。

　　回顾西方城市社区的历史发展

　　让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西方城市社区的历史发展。

　　城市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是人类文明的转折点。城市在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城市社区的发展历史，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历史资料证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已初具规模，当时希腊全境就有200 多个城邦，所谓城邦，是由一个或数个城市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所组成的共和国，每个城邦国家的中心就是城市，其中最有名的是斯巴达和雅典。雅典是古希腊文化的集中体现，古希腊文化主要就是指的雅典文化。

　　“在希腊化帝国内，城市的加倍成长，几乎象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那样迅速。”（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古希腊城邦工商业发达，海外贸易繁盛。古罗马帝国建立后，城市又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到公元四、五世纪，由于战乱等原因，古罗马城市逐渐衰落。作为占领者的日耳曼人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它们生产生活的重心在乡村，因此，城市发展陷于停顿。许多城市衰落了。进入中世纪，城市又再度兴起，尤其十世纪以后，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城市形态出现在西方世界。“中世纪的城市实际上是由逃亡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在那里，由逃亡农奴演变而来的城市市民成为城市主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

　　也正是在中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和西方的城市发展开始出现了分野。早期城市的起源及其功能，东西方并无多少区别。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异愈益明显，城市发展的两种不同轨迹最终导致出现两种不同的城市文明，不同的城市文明反过来又对各自文化发生作用。一个基本事实是，直到“十九世纪以前，大城市在中国比例上比欧洲似乎为数更多，而在十八世纪以前，那里都市化程度可能更高”（意·奇波拉：《欧洲经济史》）。近代的工业革命则把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城市社区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并赋予西方文明一种全新的气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两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西方文明在现代的成功，其独特的城市文化功不可没。商业主导的现代城市的发展，“代表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革命的转折点——给予西方历史独一无二的和奇特的个性。一切后来的发展包括工业革命和它的产物，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的城市发展”（意·奇波拉：《欧洲经济史》）。

　　通过以上简单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一是西方社会也是世界城市的发源地之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文明异常发达；二是日尔曼人统治西方以后，西方城市衰落了；三是中世纪是西方城市重新崛起的时期，十世纪以后，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城市形态出现在西方世界；四是由逃亡农奴组成的市民阶级成为新兴城市的主体，商业文明赋予了城市一种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五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加快，在中世纪新兴城市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西方社会城市社区的面貌。

　　当代西方城市社区历史文化特点的形成

　　当代西方城市社区的形成，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

　　中世纪特殊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世纪主要指西方古希腊古罗马至文艺复兴之间的时代，大约公元四、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即西欧封建制时代。中世纪，并不象后来许多学者所形容的是所谓“黑暗的1000年”。实际上，对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影响甚巨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等伟大事件，其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也是西方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正如上文所说，在中世纪，衰亡已久的城市又得到复兴，新兴的市民阶级成为城市的主导力量，逐步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无疑，这一切，都和中世纪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中世纪的西方，实行的是其特有的采邑经济和领主政治。

　　在中世纪封建王权反对领主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漫长岁月中，欧洲君主非常看重同新兴城市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作为回报，市民阶级得到了来自王权的持久的宽容、保护和支持。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孕育成长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之一。1302年以后，等级会议制度在欧洲各地先后形成，它是以贵族封臣会议为基础，加入了教会组织和自治城市代表，进一步表明封建王权对新兴城市市民阶级政治参与的重视；法国国王通过给予城市自治权作为对市民支持的回报，路易十一充分重视商业和手工业，采取了重商和取消内地关税的支持政策，不仅准许设立集市，而且准许成立一大批市场。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承认伦敦等城市享有充分自由，把统一度量衡作为国王使命。分散在农村中的封建领主，定期接受来自新兴城市的大笔赎金，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对城市抱听之任之的态度。基督教会更是对城市的发展不遗余力地支持。另一方面，自1050年开始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和日耳曼皇帝亨利第四的争吵，是中世纪最著名也是最激烈的争吵，西欧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卷入了这场到14世纪才告结束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双方都极力争取新兴城市的支持，最终教皇在伦巴德城市等力量的帮助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因此，在整个中世纪，因为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导致政治权力的多元化，城市发展也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的权力、地位和发展空间，并为西方城市性格中注入了城市自治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因子，为以后城市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系犹太教和希腊文化结合的产物，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其它一些后起的教派。从西方城市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基督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教会与国王、教会与其他世俗封建主的斗争与混战是中世纪基本特点之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教会对城市的发展始终持支持和宽容态度（特许城市设立）。教会把越来越多的教堂或宗教设施设在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城市——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中世纪新兴的城市在建筑风格上都受到了圣城耶路撒冷象征主义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仍旧可以说中世纪城市是从修道院的发展而后诞生的”（奇波拉：《欧洲经济史》）。随着基督教影响的不断扩大，宗教建筑和面积的扩展，市场受到多方面刺激，修道院成为技术中心，修士们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以崇拜神的方式献身于技术创造”。建筑工人大量增加，与建筑相关的行业得到发展，修道院附近的零售业和消费也异常兴旺。同时，出于对财富与收入的追逐，教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事务，比如热衷于在城市每周举办一两次的集市等等，有些城市的教堂成为城市繁荣和自治的纪念碑，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第二，尤其是，在中世纪，由基督教会发端的文化教育运动为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一个政治权威，教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和文化上。罗马帝国覆亡后，教会成为保护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不致湮灭和散失的唯一的场所，客观上使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可能。教会也是西方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12世纪，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开始出现，在神学以外，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都是早期教会大学的主要课程。早期医院也多由教会创办。到1500年，欧洲已有教会大学100 余所。因为教会是与世俗权威并列的权威，所以世俗权威对教会学校无权干预，这也导致以后“大学自治”的出现。在教会办学推动下，城市中出现了教会外由私人创办的学校，一些领取“到处教书特许证”的教师既可以依靠学生学费谋生，也可以从教会或政府那里获得报酬。知识阶层思想异常活跃，各种学校的存在使得城市文化得以巩固和发展。第三，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好战精神，是中世纪西方以新兴城市为基地，从10世纪开始向海外全线扩张的重要因素。商业文明加宗教热情，形成一种强大的外向性力量，促使市场与城市进一步发展，也使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得以产生。

　　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和统一因素，它抵销了封建割据所导致的分离倾向，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不管是最初的基督教，还是分化以后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基督教文明已然与西方文明融为一体，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至今在西方国家城市社区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教区和社区往往是一致的，或者说教会在社区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整合作用，教堂也往往是社区活动中心，社区许多重要的活动大都在教堂进行，社区居民在这里诊疗创伤、确立信仰、婚丧嫁娶以及相互交流等等，教堂成为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舞台。教会也很早就致力于所在教区的慈善事业，并且推动了作为一门专业的社会工作的产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风靡欧美的社区睦邻组织运动，也称社会公社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社区改良运动或社区服务运动。），其创始者即为英国伦敦当时最贫穷的教区之一的东区怀特贾伯区圣朱德教堂的牧师巴涅特和虔诚的基督徒汤恩比。教会实际上成了社区文化的灵魂，在西方，没有教堂的社区和不进教堂的市民都是难以想象的。

　　古希腊古罗马思想文化遗产 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精神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异常发达，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现代西方的思想制度体系脱胎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所谓的西方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雪莱曾经热情赞美过希腊文明：“我们全是希腊人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古罗马的城市国家，其规模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型社区，而且都产生了今天看来也相当成熟的城市文化。

　　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代表，建立在自由主义、乐观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之上，尊重肉体也尊重心灵，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尊重民主和多数人统治，以自由探索精神为至高无上，思想凌驾于信仰之上，逻辑和科学凌驾于迷信之上，达到了人类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古希腊数学异常发达，培养了希腊人严密的逻辑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古罗马则全盘接受了希腊文化，属于古罗马人独创性的东西就是罗马法。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联在一起，国家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个人权利在理论上受到法律保障，国家不得随意加以侵犯。

　　今天的西方城市，普遍实行代议制政体，其市政官员或议员大多是以社区为基础民选产生，并被要求具有相应的社区服务经验。选区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人文自然社区因素在选区的划分中起了很大作用。地方政府民选官员实为社区民意代表，其从政经历多由社区工作开端。国会和地方议会议员在当选社区设有办公室，定期接受民众来访。政府的公共项目主要是服务社区的，其资金来自税收，大体说来，一级税收，一级政府；一级政府，一类服务，以社区税收形成的公共服务范围就成为政府意义上的社区。

　　商业文明的影响 准确说，近代西方的商业文明是一种城市文明，改变西方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商业文明都发源于城市；近代的城市文明也是一种商业文明。商业文明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丰富和充实了城市文明的内涵，现代城市也为之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商业文明的勃兴仍然源于中世纪。在中世纪，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开始有了富余，手工业得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封建庄园的狭小使手工业者无法发展，他们更无法忍受封建领主对自己的歧视和压榨。于是他们纷纷从封建庄园中逃离出来，在欧洲各地自由流浪。他们被称作“自由民”，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珍视自由犹如珍视生命。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要在更广大的空间里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注定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他们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堡附近聚居起来，在这里生活、劳动、进行商品交换，这里，没有王权、没有封建主、没有农奴，这里充满自由的气息。这片新的居留地就是新兴城市。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日尔曼谚语）。自由民成为新兴城市的市民，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它的主宰，并以极大的热情赋予这片新的居留地以新的内涵：市民阶级、行会、城市制度、工商业经济、世俗文化。他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团体来管理城市，其中有行会、商业公会、同志会、兄弟会、慈善会和酒宴会等不同名称，各个团体有自己的首脑、秘书和职员，有会员大会、捐款和金库。但只有商人组成的行会才具有特殊的意义。行会具有共同的解放纲领，有效地行使着管理城市的责任。行会不仅是经济组织，而且也是政治组织。行会具有准政权的性质，其规章具有法律效力。成千上万的人，也许占当时西方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第一次赢得了平等与自由，这些自由民——从大商人到帮工、从难民到贱农，第一次知道他们自己是一个自由团体、一个具有法律权利和明显特权的市镇团体的成员。新兴城市还行使一种接纳法权，即只要在一个市镇内住了一年零一天，在那里结了婚，在那里完全保有一份价值不高的不动产，或者仅仅保有一份能在法庭上作为担保物的地租，就能够取得市民的特权。甚至那些身无分文而只带着他们强壮的双手入境的流浪汉也受到欢迎。但城市和行会，成员必须发誓对它绝对忠诚，城市和行会则保证给予他们渴望的宝贵权利。但是，领主和牧师被排除在外，他们不是市民，他们不享受市民的一切权利。

　　在这个新的有机体中，经济作用支配了一切。先有市场和大量的经济活动；为了保证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正常，各种各样的社团出现了，社会出现了；政府只是它的衍生物，政府只是配角，政府受商人支配，政府只是被用来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没有政府，市场和社会照常运转；建立政府，只是希望运转得更好。“中世纪城市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受商人和钱币兑换商的支配——正象所有经济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同时也受药剂师、公证人、律师、法官、医生等人的支配。就是这个混合的社会集团，从一开头便是作为独立实体城市兴起的原动力，同时它又是出现兄弟会的背景，借助于它的魔力，开始了城市自由民的解放。”（意·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因此，从离散和割据的社会中不断获取自治权与政治权力的城市及其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它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种气质对于资本主义在近代出现极为重要。

　　通过“城市革命”和“行会革命”，大多数城市摆脱了各种束缚，他们建立起自治机关，设立市政会，通过城市法、市场法，实行司法、行政自治。商人成为市民阶级的主体。新的商业文明就在这里由市民阶级创造出来。他们还组织了许多城市联盟如汉萨同盟。城市和城市同盟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征税、铸币、设立度量衡、招募军队、缔结同盟和发动战争的权力。“中世纪城市自由民是在国家实际上尚不存在的环境中兴旺起来的。自由民把城市建成一个独立的共同实体，具有完善分工的各种行政机构，他们实际上创造了如我们想象的现代国家”（意·奇波拉：《欧洲经济史》）。事实上也出现了许多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从十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或复兴起来了。以致除了少数地区以外，整个西方几乎都布满了城市，尽管当时的城市规模都较小，一般几万人口，现在来看只能算小镇。

　　西方中世纪城市和城市市民的崛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华彩乐章。“市民”是城市商业文明的产物。市民阶级和城市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城市是市民阶级的重要载体，市民阶级无疑是城市的主宰力量。没有市民阶级，城市无以生存；没有城市，市民阶级也失去了屏障和发展空间。在和传统势力的较量中，城市和社会得到了共同发展。一部西方近代史，就是城市通过赎买和斗争，不断获得自治权的过程，就是市民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城市治理权的过程，就是城市和市民阶级互相作用，逐步形成一种强大力量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现代城市和市民阶级的产生，现代西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才成为可能。城市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从市民阶级中产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市民也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世纪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督教文化、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文化遗产和商业文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构成了当代西方城市社区独特的精神气质。简言之，西方城市社区的历史文化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城市、城市国家、城市联盟进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经过了逃亡农奴——自由民——城市市民——现代公民的演变，城市和城市市民在其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二，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西方城市社区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并呈现多元文化的态势，其城市社区至今仍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自然人文社区成为国家的权力边界。第三， 教会今天仍然是西方城市社区的精神支柱，，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第四，得益于西方社会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西方城市商业文明仍然举足轻重；来源于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已将其遗产传递给了后来的民间组织，成为支撑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并是20世纪60-70 年代西方第三部门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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