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君”到“帝君”：思想史视阈下的先秦君权形态研究

发布时间：2020-05-13 21:01

【摘要】：本文是关于先秦时代君主权力形态的研究。君权形态一方面是指君主所拥有的实际权能,另一方面也是指君主对自身权力的意识。综合这两个方面的观察,本文将先秦君权划分为四个形态类型,分别是长君型、邦君型、王君型和帝君型。长君型君权存在于夏代以前,该型君权的典型模型是尧、舜的君权形态;邦君型君权存在于夏、商两代,其现实模型是商末期时代的殷王。王君型君权出现于西周政权大规模分封完成之后,以西周君主为现实模型。帝君型君权出现于秦始皇统—六国并创制皇帝制度与名号之后,其权力形态和权力意识以秦始皇为模型。本文第一章探讨长君型君权。利用现有国家起源理论梳理夏代以前的五帝时代的社会组织和君主权力结构。推测出夏世以前的社会可能存在的一种部落联合体形态的权力组织。并认为在国家社会到来之前,中华大地上呈现一种以血缘氏族为社会基础组织的,大量族邦林立的局面。族邦聚合成为部落,部落聚合成为部族,若干部族再通过联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种高级社会组织,即“部落联合体”。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往往由强势地位的部族垄断,该部族的某一部落酋长出任联合体长君。这种类型的君主权力是依靠出众的个人素质和彪炳功绩来换取的,这种君权类型本文称之为“长君”型,其权力的合理性基础是英雄主义。第二章论述邦君型君权形态。在五帝时代末期,夏部落的禹成为了长君,他个人能力突出,功绩卓越,依托自身的英雄形象,带领夏部落迅速强大起来。夏部落在相对和平的历史演进中走入国家形态,成为夏邦国。该发展路径符合塞维斯所提出的“酋邦—国家”转型模式。原本的部落联合体也逐渐发展为邦国联合体。各邦国君主也拥有了不以个人素质为前提,而以血缘传子继承为主要方式的权位继承制度。出于强化这种观念和制度,君主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发生了转变。君主逐渐脱离了英雄的既有身份,转而更加强调先君先王与在世君主的血缘关系,形成了较为浓厚的祖神信仰气氛。至商代以后,祖先信仰非常发达,人们认为先君先王升天为神,并且对人间生活具有较大的操纵能力。而在世君主作为其血缘后代,则能与之沟通并传递人间诉求。这样一种“神—人”关系建立后,君主也就变成人间的大巫首,成为了极少数,甚至唯一能与神灵沟通的巫灵。其权力地位通过神秘主义得以巩固。但由于当时各邦国都分属于不同血统渊源,故而这种以祖先信仰为前提的权力神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跨宗族权力的形成。这种君权形态被命之为“邦君”型。第三章对“王君”的探讨围绕商周易代所造成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展开。因为商政权的衰落,姬周政权开始对固有的社会思想行了改革。祖先神不再是直接操控人间的神,人间君主的权力由无声无臭的理性至高“皇天”来掌控。由于皇天不具有人性,那么对于不同血缘的宗族也就有了接受其为崇拜对象的可能。姬周政权又通过宗法改造、分封建国、立社群姓等制度和思想的改革,将一种“王君”型君权理想付以实现。第四章结合西周末期之后的社会动荡和信仰崩溃展开讨论。随着旧有的王君型君权思想的根基逐一崩塌,新的君权思想也就有了萌生的机会。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民主思想、崇圣风潮影响下,以万民君父和在世圣人为要求的新型君主思想开始出现。但是这种君主形象的设计在诸子的争鸣中却走向了绝对化与极端化,并被秦君用以实践。也正是在这种君权思想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以法治国、实行郡县制度的帝国国家形态横空出世。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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