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九江关的时船料银及粮食流通

发布时间：2022-01-13 18:36

　　九江关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流通枢纽,也是中、上游粮食输往江浙的必经关口。该关的税收在乾隆前期有三四十万两,乾隆后期达到六七十万两的最高水平;嘉道以来稳定在五六十万两,其税收虽不及乾隆后期,仍然远高于乾隆前期的税收水平。嘉庆九年至道光三十年共48届关期中,九江关有39个年分征收时船料银22万两以上,其中有20个年分达30万两或以上。以船料银占比估算乾隆后期的平均时船料银数在34万～38万两间。嘉道时期九江关时船料银较乾隆后期有所削减,但仍超过了乾隆前期水平。嘉道时期,江北频繁发生灾歉,在江西、湖南收成较好时有大量粮食运往灾区,九江关所征船料银便会较为丰足。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2(06)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清代中期九江关时船料银征收变动曲线(单位:万两)

经历了康熙雍正时期的恢复整顿,乾隆时期九江关税收进入了蓬勃增长阶段,在乾隆后期达于顶峰。雍正二年(1724年)税收为22.49万两,乾隆五十一年税收达到74.3万余两,税收额增长了2.3倍。嘉道时期以来,税收有所下降:道光十一年分(1831年)税收值最低,仅有37.14万两;道光十七年分⑥(1837年)税收额最高,有60.3万两;其余年分税收额总体在40万～60万两上下浮动。笔者以嘉道时期税收为基准,观察道光以前百余年来的九江关税收。雍正初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24—1771年)共48年间,仅个别年分九江关税收40万两以上,高于嘉道时期税收下限;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年)间的税收额则高于嘉道时期水平。乾隆前30年税收均值在三四十万两,乾隆后期20年是九江关税收额最高时期,平均税收在六七十万两;嘉庆道光年间九江关税收额在五六十万两之间,虽不及乾隆后期20年,但也远高于乾隆前30年的税收水平。清代九江关税定额经历了几次变动。康熙、雍正年间, 九江关关税定额为153 890两。乾隆十四年以后,九江关税额增至320 879两;嘉庆四年钦定九江关盈余额为347 800两,合计税额为520 081两。嘉庆九年(1804年),又将九江关盈余额增至367 000两,合计税额539 281两。此后九江关税收皆以嘉庆九年钦定数字为准⑦。

下文对表2以外年分的时船料银征收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九江关监督的历年奏报,嘉庆九年至道光末年,有18个年分,九江关征收税银盈余短缺在8万两以内。其中,嘉庆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道光五年、六年、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计8个年分,税关监督仅奏报了时船料税短少。如嘉庆二十四年,“本年盐木茶税尚属敷额。惟时船较短一万三四千号”(23)。道光五年,“本年盐木两项税银牵算尚属有余。惟船料一项,较足额之年少过船一万六千余号”(24)。嘉庆九年、十二年、十六年、二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计5个年分,除船料银短缺外,过关木植等项也有短少。如嘉庆21年奏“木税较往年已亏银六万有余”“过关大小时满船只又较少二千五百余号”(25)。道光二十一年,“商贩船只较少”“木税又形减少”(26)。此外,还有5个年分,九江关奏报税收盈余短缺,但未奏明缘由:嘉庆十九年短收盈余4千余两,道光元年短5万余两,道光十三年短7万余两,道光十九年短1万两,二十年短2万余两。对于上述年份,即使将短缺盈余银统统算作时船料税银项下作保守估计,以上18个年分九江关征收船料税银数也当在22万两以上。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明清时期芜湖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J]. 许檀,徐俊嵩.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2)
[2]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J]. 许檀.  历史档案. 1999(01)
[3]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J]. 郭松义.  中国史研究. 1994(04)
[4]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J].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02)
[5]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J]. 吴建雍.  中国史研究. 1984 (01)



本文编号：358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