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桑梓：湖社对湖州的公益活动（1927-1937）

发布时间：2018-03-06 15:03

本文选题：湖社　切入点：公益活动　出处：《东华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湖社是湖属六邑,即吴兴、孝丰、长兴、安吉、德清、武康旅居在外者,以上海为总部,在南京、武汉、湖州等地设立事务所的全国性同乡团体组织。随着观念层面的经济排外主义、同乡观念和民主共和思想；政治层面的领导权的缺失和权力分割：社会层面的秩序失范和社会力量兴起,湖籍旅沪者寻求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城市与农村间的平衡,积极创建湖社这一同乡团体。湖社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简单通讯处到集资筹建独立社所,从社所内设立陈英士纪念堂,到加筑第四层社所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国家政局变化的一种调适与应对。国家政权之稳定,湖社事业则蒸蒸日上；国家政权之动荡,湖州则日趋萧条和落败。湖社不断借鉴国民政府的组织制度,创建初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委员制”,经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统合后,1929年改为“兼理制”,1932年最终确立了社员大会、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权分立体制。在此制度下,湖社社团极具自身特色,如社员职业的多元化、年龄的年轻化、政治精英化,全国性的同乡网络与地区分布不平衡,社务的公开化和创新性。近代湖州的公益发展源于天灾人祸加剧,社会问题剧增,政府奖励捐输,湖商雄厚财力,西方影响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和儒家传统,佛教信仰,乡土情结,利益所趋等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湖商的个人公益文化修养不断提高,将经济利益与公益文化建构成民间私人化的投资趋向,见明清以来湖州市政衰败、社会停滞不前之现状,更坚定了湖社矫正颓风,倡导积极向上的科学精神和近代化的生活方式的公益理念。故湖社积极参与湖州的公益事业建设,根据湖州的经济特色和地理优势,不断开展了恢复农村经济、深化文化教育、维护地方治安、发展医疗卫生和其他救济妇孺等日常的公益活动。 1934—1935年旱灾加剧了湖州的颓势——匪盗猖獗,蚕桑惨败,谷贱伤农,农村破产,商业凋敝。湖社汲取西方借科技机器之力缓解灾情之经验,全面系统分析此次旱灾之因,即资金空耗、人才流失,封建思想之遗毒残留加剧旱情发展,恶化赈灾环境。由此引发农民间、农民与屠夫间、农民与政府间的矛盾和冲突。湖社以此为契机,从30年代初期的防灾设计委员会到灾时的救灾委员会,从湖社总部的救灾委员会到湖属各县的救灾委员会,不断加强结构、资源的全面整合,同时试图将标本兼治,寓防灾于救灾之中,救命与救穷并举,赈济与援助两种方式联袂,通过贷赈并重、变救为助的方式达到灾民的生产自救的赈灾理念付诸实践,积极尝试救济农民、复兴农业、建设新农村三位一体的复兴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该模式虽因国家与社会、各团体间的利益博弈稍显低效,但仍彰显了以湖社为枢纽,上承民意,下达政令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湖社在创建到投身湖州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构建了湖社、国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不断利用自身优势巩固社会地位,在这三角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由同乡认同不断升华为国家认同,形成强有力的民族精神；第二,社会行政缝隙和国家权力“让渡”加速了湖社的形成；第三,共同性与“机能的同型性”之间的维系使得湖社的公益活动突破常规,收效明显,尤其在稳定湖州社会秩序、改良风俗习惯、促进地方教育、加快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影响颇巨。湖社的公益活动经历了由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活动本身赋予了近代化的特质,具体表现为精英群体的公益思想不断形成,公益活动不断趋向法制化,运行机制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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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东华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K26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