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宗法色彩与晚清政治嬗变的历史镜像

发布时间：2021-08-06 06:48

　　晚清湘军肇兴引发地方宗法势力与晚清政权的激烈博弈,凭借其地域族群集结、内部私谊、姻亲网络、满汉博弈和省域矛盾全方位展示了湘军的宗法色彩对于晚清政局影响的演变轨迹与历史镜像,有助于深入揭示晚清政治军事变化的真实面相和破解晚清乃至民国政治流变的宗法文化密码。 

【文章来源】：城市学刊. 2020,41(06)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湘军核心圈姻亲关系图谱

图1 湘军核心圈姻亲关系图谱以新宁勇为根基的楚军系统主要包含江忠源家族与刘长佑家族的联姻关系（江忠濬与刘长佑），与曾国藩的湘勇系统基本没有联姻纽带，显示出两大地域宗族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湘乡县令朱孙贻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虽参与过湘勇的创建，但因为体制内的身份与其外省籍贯的原因，未能通过联姻进入湘军集团系统，显示出外部化特征，并最终引发朱孙贻联合同乡蔡寿祺弹劾刘蓉并牵及恭亲王奕?偏重湘军的惊天大案。

相对于湘军体系的联姻网络，淮军集团的联姻圈除了具有相同的地域色彩，以李鸿章家族为代表的联姻圈的外向度更为突出，不但与湖湘地域的曾国藩、刘蓉和郭嵩焘等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而且与盛宣怀、吴赞诚、薛焕并借助于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庆亲王奕劻等建立了姻亲关系，渗透到晚清商业、军事、政治等领域，为李氏家族的政治空间拓展与财富积累提供了动力和支撑，对于晚清乃至清末的政治走向与商业资本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见图3）。上述关于湘、淮集团的姻亲关系网络分析揭示了晚清乃至民国政治流变中特殊的扩展性血缘共同体的渊源。管东贵教授认为，血缘因素一直在中国封建社会深处发生作用，但由于社会上一直没有发展出另一种东西来替代血缘作为政治最可靠的依恃力，血缘成了政治上既不可缺又不可取的东西。[12]湘军网络“是一种将符合身份地位、活跃家族制度、湖湘承担责任的原则应用于军队的办法，结果证明行之有效。”[13]传统联姻以家风流传、社会地位等因素为门当户对的考量标准，在晚清政局中更具有政治指向与利益流转色彩，对于湘军的政治军事行动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成为主导晚清政治嬗变乃至民国家族政治滥觞的关键。如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关于东援之局与援苏主将的遴选是按照先曾国荃、后李鸿章的次序安排，委婉拒绝了吴坤修（字竹庄，江西修水县人）的主动请缨，背后的政治逻辑就是家族血缘高于姻亲扩展性血缘。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十日日记中有记：吴竹庄来久谈，渠请募兵六千，赴江苏上海一带救援，盖因钱苕甫求兵甚切也。余以新兵恐难得力，未许。[14]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咸同之际清廷与湘淮集团的江浙控制力之争[J]. 邱涛.  清史研究. 2020(04)



本文编号：3325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