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汉学家卜弥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高清组图)

  本文关键词：来华传教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卜弥格肖像

　　原标题：波兰汉学家卜弥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杨晨）：2014年6月，初夏的广州，在造型现代的广州市图书馆地下一层展览大厅里，正在进行《“中欧交流使者”卜弥格的文化遗产展览》。偌大的展厅里进出着寥寥几位参观者，在展览介绍上这样写道：“被誉为波兰马可·波罗的卜弥格先生的生平与著述，主要展示可追溯至17世纪的波兰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早期直接交流、卜弥格的活动与作品。”　

　　400年前的这位身兼波兰传教士与汉学家双重身份的卜弥格（波兰语名米哈乌·博伊姆），在今天名气虽然远远没有早期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大，但其实他的成就一点也不输于同时代的外国汉学家。他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一直没能得到后人的真正认识。

　　这次的卜弥格展览由波兰驻广州领事馆主办，波兰驻广州总领事谢宾表示，2014年是中国和波兰建交6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举办卜弥格的展览，对两国关系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他对记者说：“波兰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波兰驻广州领事馆成立于1955年，也是在中国最早成立的外国领馆之一。希望这次展览能够激发中国观众对波兰和中国之间相互交流历史的兴趣，更好地促进我们对两国文化和传统的共同理解，并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目前的合作关系。”

　　当天展出了卜弥格关于中国和波兰在17世纪直接交流活动的59副作品，而作者正是88岁高龄的波兰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他是卜弥格历史和著作的研究者。

　　卡伊丹斯基老人于1925年出生在哈尔滨一位波兰铁路工程师的家庭，儿时接受哈尔滨波兰侨民的波兰教育，195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波兰。20世纪60－80年代先后在波兰驻华使馆和广州领事馆工作。20世纪70年代，卡伊丹斯基开始潜心研究卜弥格的历史，先后出版了《明王朝的最后使臣—卜弥格》和《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等7、8部关于卜弥格的研究著作，几年前开始翻译《卜弥格文集》一书。

　　“我从事卜弥格的研究已经超过40年了，我第一次接触卜弥格是在哈尔滨上波兰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教给了我们关于卜弥格的历史，当时我就对他和中国皇帝之间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卜弥格的作品大都是用拉丁文写作，而且他的著作大多也没有出版，有的甚至还被署上了别人的名字。”卡伊丹斯基老人对记者说。

　　2012年卜弥格诞辰四百周年之际，在中国翻译出版了77万字的《卜弥格文集》，这部著作是先由卡伊丹斯基将他收集到的所有卜弥格著作从拉丁文原著翻成波兰文，再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波兰语翻译家张振辉教授转译成中文。此外，还有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从英文直接转译过来的关于卜弥格研究大秦景教碑的内容。这是目前在全世界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卜弥格著作的汇总，而且是在中国和全世界的首次出版。

　　张西平认为卡伊丹斯基在卜弥格研究领域的贡献功不可没，“卡伊丹斯基工作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啊，卜弥格那个时期的欧洲是没有知识产权的时代，哪些是他的作品情况不明，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卜弥格的手稿，根据拉丁文做了核对，这是中国学者在语言上达不到的。”

　　“当我大概在30多年前，第一次想写关于卜弥格的文章时，我就联系法国耶稣会请他们给我提供卜弥格关于记载中国的著作手稿，他们随即邀请我去法国查阅卜弥格的文献，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研究卜弥格的兴趣。然后我才发现，他的著作散落在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柏林、巴黎，里斯本，罗马还有伦敦，这些地方我都逐一去寻访。”卡伊丹斯基对记者表示。

　　对于《卜弥格文集》在中国的首次翻译出版，卡伊丹斯基笑着对记者说，“现在中国可能比在波兰知道卜弥格的人更多了。”而张西平也自豪的对记者表示，“赖以骄傲的是，这本书目前没有英文版，没有波兰文版，只有中文版。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中国学术界与波兰汉学家紧密合作的成果。”

　　“卡伊丹斯基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虽拥有波兰国籍，却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上。”张振辉说。

　　来自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授，代表了目前国内研究卜弥格的最高水平。谈到为什么研究卜弥格，他对记者解释道：

　　“卜弥格有两个方面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我十几年来研究他的原因。第一，他和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是我们研究南明王朝的主要三个传教士之一。1932年中国著名学者张元济先生第一次从梵蒂冈复印了卜弥格带回的中国南明王朝皇太后致教廷的文书。自那之后，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就很关心。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欧洲史的重要性。他是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的连接点。法国专业汉学家雷默沙，就是读卜弥格的书，学会了中文。从卜弥格到雷慕沙，欧洲早期汉学完成了它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转变。现在我们出了《卜弥格文集》就都搞清楚了。”

　　“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传教士汉学”是“专业汉学”的奠基阶段。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东西交通更加便利，促使更多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其中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最为成功，因为他们奉行一种有效的传教策略——适应政策，即适应当地文化。这种策略要求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学习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并且努力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在“适应政策”的指导下，耶稣会士写出大量介绍中国的著述，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地理和历史等各个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的王云靖在她的硕士论文《来华传教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这样写道。

　　在张西平看来，正是卜弥格的这部汉学著作激发了之后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对中医研究的热情，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就是直接参考了卜弥格的中医著作《舌诊》。雷慕沙的这些中医研究直接导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教授，并在1814年12月11日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主持了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汉学研究才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研究中国，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中波文化交流有这么一个人可真了不得，好像意大利有个马可波罗。”《卜弥格文集》的中文译者，今年80高龄的张振辉激动地对我说。张振辉教授从1993年开始翻译第一本关于卜弥格的著作，通过多年的翻译研究，他对卜弥格有两点佩服，第一个就是卜弥格悲壮的历史，为中国献出生命。

　　“他对中国特别热爱，忠心耿耿。用他的生命在完成（中国皇帝交给他的）使命，（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走了三趟，有的路程还很危险。”

　　在卜弥格的有生之年，他先后两次往来中国与欧洲之间，穿越十几个国家。如今，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沟通联系非常便利。口袋里揣上几千块钱，就能在12小时内飞到欧洲去。可是在1643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卜弥格乘船去一趟中国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航行中生存下来，所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1643年，卜弥格第一次坐船从里斯本前往东方，一年后他先是到了澳门，学习了汉语。1647年他到海南岛，1649年到达肇庆，进入永历朝。随后他被南明皇帝派往出使欧洲，1651年卜弥格从澳门登船返回欧洲。回到欧洲后，罗马教廷拒绝对南明的支援，只是要他回到中国去。就这样，卜弥格1656年3月带着失望踏上了返回东方的旅程，原先和他同行的八个旅伴已经有四个死于途中。1658年他到达了广西边境，但是由于清兵的设卡，他过不去。长期的劳累使他这时候患了重病，于1659年8月22日死在广西边境线上，终年四十七岁。

　　卜弥格在他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他所热爱的中国，在一封信中他十分恳切地说：“我要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即使付出名誉和健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最后，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生命。

　　“他研究的东西可比马可波罗要广泛，深入的多！”张振辉对卜弥格佩服的另一点就是卜弥格的科学成就。“在我所了解的所有西方古代传教士里，在研究中国文明上，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其他都是把西方的东西传过来，叫西学东渐。但他是东学西传。卜弥格和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一样的是，那些传教士是把西方的东西告诉我们，而他是把中国的东西告诉欧洲。尤其是中医写的特别多，对后来外国人对中医的重视起了很大的作用。”

　　卜弥格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波兰国王的御医，他本人也读过不少西方医学的重要著作。因此，卜弥格来中国后对中国医学非常感兴趣，，他还有个很好的助手，陈安德，虽然材料不明，但是各种资料证明他是有中医背景的人。可以说卜弥格对中学西传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中医和中药的研究。他是欧洲第一位对中国医学作深入研究的人，但是这个荣誉到很晚的时候才被欧洲学术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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