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

发布时间：2020-05-18 06:37

【摘要】：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管理制度。方伯是区域邦族之长,方伯制是王权对方伯的管理制度。从方伯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来看,方伯经历了由外入内、逐步被吸纳到早期国家体系之中的发展过程。早期方伯是由区域邦族通过征服、联姻和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自然成长起来的。以西周分封制为节点,周人建立了以亲戚故旧为主的封建方伯,方伯被纳入早期国家臣僚体系,带有地方政权色彩。春秋以降,方伯逐步转变为霸主,传统等级化贵族分权体制逐渐向秦汉集权帝制发展。本文以传世文献、出土材料、考古学材料的多重互证为主要史料分析方法,以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视角,依照时间发展的顺序,采取长时段研究与专题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的发展演变,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其一梳理商周方伯的历时性发展,分析方伯由早期方伯到封建方伯的演变;其二探讨周代封建制下方伯制与相关国家管理制度的互动关系;其三探求商周方伯与方伯制在东周思想观念中的影响。本文除绪论介绍选题依据、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结语总结全文基本观点、升华讨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设想之外,以商周方伯及方伯制发展演变的基本时间顺序,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是对商代方伯与方伯制的讨论,主要分析晚商时期甲骨卜辞所见方国、方伯的发展及商代王权对方伯的逐步管理。本章以“方”字含义为讨论的起点,通过对比“方”、“邦”、“国”等相近政治概念的异同,认为“方”是在血缘、文化等方面具有排他性特征的人群集合,从而为对方国及方伯讨论奠定了基础。以卜辞中特殊称谓“某方某”为切入点,通过枚举的方式对相关称谓进行梳理,指出方国内部存在不同层次、不同政治倾向的族群集团,方伯便是方国内部族群整合的结果,为探究“方”到方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商末出现了对方伯进行管理的方伯制的雏形,商人建立了以武力为基础、以册命为表征、以婚媾为怀柔手段、以维护王权为根本目的的方伯制。这一制度并不成熟,往往成为方伯扩充力量的手段。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是对周代方伯与方伯制的探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二章主要是对周代方伯的讨论。通过对文献、金文的爬梳,分析周代“方”、“伯”的不同身份,指出在周代称“方”者中未见明确的“方伯”称谓、在称“伯”者中只有“南申伯”一例可作方伯之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西周主要封国受封情况的梳理,指出在西周封国中存在赐土、赐民人及职事上的不同层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判断周代方伯的三条标准:在职事上有对区域邦族的监管与保卫之责、在受封时有人口和土地的额外赐予、享有较高的地位。在此标准之下,得出周代方伯的三种不同类型:王官伯、外服有区域监管和防御权的诸侯、异族方伯,从而为周代方伯及方伯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春秋以降,方伯各有发展,逐步转化为春秋霸主。第三章是对周代方伯制的专题研究。通过分析盟会制、命卿制和军制三种与方伯制有交叉关系的国家管理制度在西周春秋时的发展演变,展现出方伯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侧面。盟会制是方伯参与政治运作的重要途径。在西周助祭盟会中,方伯主要负责监督周遭邦族助祭贡物的交纳,并在盟会中率领相应邦族朝见天子。至春秋时,霸主所主导的盟会一方面重申了西周时的遗风美政,另一方面增强了霸主的实力。命卿制是王权对方伯的主要控制手段。西周时的命卿制即是天子对方伯的军事辅助,也是对方伯军事力量的掌控。命卿具有王臣和公臣的双重身份,其受命于天子,管理方伯军队,是王权在方伯中的代表。由于命卿制的不成熟性,自西周中晚期始,命卿逐渐丧失了王臣的地位,至春秋时,命卿制虽尚有流风余韵,但已无法起到控制方伯的作用,名存实亡。随着命卿制的变化,方伯军队的军事领导权也经历了天子—方伯—公卿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大夫—士—庶人的基本兵员阶层,这是西周春秋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的表现。第四章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东周思想文化中的方伯与方伯制。以《礼记·王制》、《周礼》为代表的礼书,保存了很多上古三代方伯制的旧迹,但也带有理想化制度设计的色彩,是战国儒者以托古言志的方式对动荡时局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史家则以史著的形式参与到战国时期的“王霸之辩”中。清华简《系年》以“周亡”概括两周之际的变局,轻王室而重方伯,轻礼而重力,反映出史家对战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也是史家对未来提交的一份答卷。本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卜辞、金文及出土简帛的详尽爬梳,结合前贤时哲的相关论述,点面结合,不惟对传统封建制相关问题钩深致远,从封建、盟会、命卿、军制等角度梳理了商周方伯制的基本发展脉络;更建立了一条对卜辞、金文、文献中不同内涵“方伯”的合理解释途径。
【学位授予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D691;K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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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66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