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

发布时间：2016-11-04 12:22

  本文关键词：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

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

上官酒瑞

程竹汝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独立知识领域的政治信任研究兴起于1970年代。政治信任研究以政

治学及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为基础，而世界各国出现的政治信任危机则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人们从学理上深刻思考政治信任及相关问题。

关键词

政治信任

政治系统

福利国家

上官酒瑞，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程竹汝，上海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

030006

200444

一、政治信任及其研究的兴起

政治信任是1970年代以来国外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人们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任观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1.政治信任的基本内涵

学者们在研究中诠释了他们对政治信任的认知。如Miller和Listhaug认为：“政府信任的表达（或同意词政治信心和支持）是一种总体评判，是对体系具有回应性和情愿做正确事情的判断，

[1]甚至在长期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学者

面：其一，政治信任是一种相信并有所托付的一种政治心理，体现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态度、评价或信念；其二，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表现为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互动合作和趋近的关系。前者阐明的是政治信任的本质，后者解释的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根据认识论，作为一种心理取向，政治信任的本质和基础是现实的政治信任关系，即建立在公民对政治体系的预期及体系回应基础之上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具体政治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关系或权利关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政治信任的发生、发展与销蚀。

2.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自觉关注政治与信任关系的是英国思想家洛克。但在洛克之后很长时期内政治信任都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没有受到重视。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政治信任的

“政治信任是一种信念：政治体系史天健也认为：

或体系的一部分会形成好利的结果，尽管会留下不如意。作为一种情感，政治信任在短期内独立于政治产品和绩效，是政体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

[2]之一。”其他学者对政治信任的界定与他们相似。

这些关于政治信任内涵的言说包括两个层

126

政江治苏社学会研科学究

研究始于1970年代。

Stokes1962年把政府信任(trust-in-govern－ment)问题引入后来众人皆知的国家选举研究），他根据对象对政府的赞成性评价或否（NES

定性评价，对数据进行分类，但并没有关注政府信任或政治信任(politicaltrust)的概念。只是后来的情势发展推动了政治信任的研究。Levi和Stoker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素[3]：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Gamson《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NES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由于这些事态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的发展，1970年代早期出现了研究政治信任的）。政治信任的研究大量著作（explosionofwork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学术关注的重要领域。

就研究成果看，国外的政治信任研究主要表现为学术论文，常见的著作也大多是论文集，专政治信任研究还没形成相著并不多[4]。总体而言，

对完整的分析框架，仍没有达成一些基本的学术共识。在国内，近些年政治信任的相关问题开始得到关注，人们习惯使用政府信任、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等概念，或把政治信任混同于这些概国内政治信任研究更需要进一步规范、念。显然，拓展和深化。

自由、财产等权利。由于自然状态存在缺陷，人们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必须订立契约走向公民社会。不像普芬道夫等人所构想的双重“把政府定契约，洛克继承了英国的信托传统，

[6]

义为一种信托（trust）”。通过信托得以建立的

政府并不必然能保障人们的所有物（Property）。为此，洛克又潜心构建了宪政框架来“限政”，主要包括三方面：施行法治，因为“哪里没有法

[7]律，那里就没有自由”；权力三分，即把政治权

力分为立法、执法和对外权，并确立各自的界限；人民反抗，即人民是最高的裁判者，如果统治者滥用权力，人民就可以反抗甚至解散政府。

“自由宪政论的逻辑起点是对人性和政治权力的不信任，终极目的是保障人们的自由与权

[8]

“方法就是制度化的不信任”。自由宪政论源利，

源流长，倍受1970年代以来许多政治信任研究者的青睐，他们承袭这种理论资源，重点关注公制度设计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深化民权利、

了政治信任的研究。

2.政治系统论

西方思想史上，把现代系统

理论第一次引入政治科学研究并创立政治系统论的，是1950代的美国政治科学家伊斯顿。伊斯顿政治系统分析的主题是系统的平衡与自我维持，基本模式是输入、输出和反馈。只有输入和输出保持平衡，系统才能得以维持，相反系统就会肢解。需求（demands）和支持(supports)是政治系统支持对于系统运转的维持的两个输入项。其中，

非常重要，“如果支持的输入衰减到起码的水准之下，就会使政治系统团结的三个对象或三个方面即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共同体一个一个与系

[9]

为此，统成员相脱离，这就给系统造成了压力。”

二、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

1970年代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是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相关理论研究推动的结果。主要包括：自由宪政论、政治系统论、公民文化论、社会交换论和社会资本论等，正是以这些理论为基础，，政治信任才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1.自由宪政论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天

然地与宪政结合于一体。这是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也是人们的共识，如萨托利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宪政制度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制

[5]

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原因

就必须由权威性输出和相关性输出进行调节，才能确保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反复交动。

伊斯顿分析了信任在系统维持中的作用，认为作为隐性支持的信任输入系统后，会与支持的三个对象发生密切关系，积极地支持系统的运转，信任的缺失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影响到典则或当局的合法性。“对于客体来说，失去信任可能意味着成员正在丧失对当局的信任，但并未丧失对典则的信任；或者只是丧失了对典则的信任，但仍希望能保持当局的相

[10]

对完整。”同样，“在日常事务上，如果成员对当

是，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有两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是无政府；一是利维坦。因此，限制国家权力就成为自由主义者的重要目标。自由宪政论最早的系统阐释者是洛克。天赋权利是洛克自由宪政论的思维起点，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通过契约加入社会的人们始终保留有生命、

局或典则的道德效力有一种坚定的内在信任，那么，即使当局的输出或失败行动对成员造成了不

[11]断的打击，支持仍有可能继续存在。”可见，信任

具有重要的合法性功能与系统维持功能。

127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

此外，无论米歇尔、阿尔蒙德的系统论，还是阿普特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系统模式，都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生活认知，确证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回应性。而这恰是政治体系获取民众信任投入的重要条件，为政治信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3.公民文化论

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研究

的经典理论，这归功于阿尔蒙德和维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提出政治文化概念，建构了其分析框架，阐释了公民文化理论。

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

[12]

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他

——通过它们的周期性和逐步扩大的特式出现—

[17]

性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信任。”他用交换论解释政

治生活中的权力现象，认为人们虽可以被迫服从命令，但强迫使用权力会导致对抗，因此权力必“制度化的权威是权力的一个源须转化为权威，

[18]泉”。布劳强调了信任在政府权威塑造中的作

“一般来说，一个合法政府的政治权威由它的用，

支持者们所给予的对权力“信用”度的某种批准

[19]而构成。”那些对其支持者的福利作出贡献的政

府通常能够强化其合法化赞同，而滥用权力的统治者则有可能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甚至失去统治。

布劳的交换论解析了社会交换活动中权力形成及其获得信任的基本条件，这影响了政治信任的学理研究，成为人们思考政治信任的重要进·雅诺斯基认为，有限交换存在于市路。如托马斯

场中，不具备产生信任的条件。公民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是一种总体交换，两者必须保持平衡关系，否则就破坏了信任。他比较不同政体得出结论：“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在社会民主政体国家中高，在传统政体国家中次之，在自由主义政体国

[20]家中最低。”

和维巴的研究课题是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在英等五国调查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民主结对美、

构的稳定必须与相应的公民文化相匹配，“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

[13]

”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文化差异很大，人际信任关系以及公民与政府之意大利的政治间的信任关系也极为不同。比如，

文化图景是疏远政治、社会隔离和互不信任，相反，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态度在美国和英国就比较常见，并渗透到了政治领域。“社会信任有助于这些国家公民们的政治合作，若没有它，民主

[14]

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

5.社会资本论19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被

引入政治学领域，推动政治信任研究走向了深入。尽管人们对社会资本的认知存在差异，但也形成了一个共识：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元素。可以说，正是社会资本理论推动政治信任研究成为一门显学。

政治学的研究广泛接纳了社会资本，人们集中关注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政治绩效和政治信任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帕特南和美国学者福山。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方考察后得出结论：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如信任、规范和组织网络使人们更容易产生利益集合，形成权利共识，参与公共事务，“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

[21][22]组成部分”“，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

公民文化论认为，信任文化是民主政治成长的重要因素。这为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学者们正是以公民文化为基点，来思考民主政治与信任文化的关系，形成了政治信任研究的文化模式。尽管有人持相反观点，如Cleary和Stokes对拉美民主国家（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研究发现：“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委托和怀疑“良性运行的民主要求怀疑的公民，主义文化。”

[15]

而不是信任的公民。”但这些研究的理论渊源与

公民文化论一脉相承。

4.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是二战后发展

起来的重要社会学理论，它通常把人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理性选择，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是为了满足最大利益。彼德·布劳把交换论引入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广泛社会领域，与乔治·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不同，其研究重点不是个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交换的社会结构基础；不是影响人们交换的心理因素，而是交换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被称为结构交换论。

布劳认为信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规定因素，社会交换取决于信任，“要求信任别人会履行他

[16]

。同时，社会交换也促进了信任，“社们的义务”

他关于美国的很多研究也佐证了这些论断。福山坚持认为：“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

[23]

功能的失调”。具体到美国，他说：“民主政治制

度和企业一样，都必须仰赖信任感才能够有效运作，而社会信任感降低之后，意味着社会需要更具强制力、规范力的政府，才能够约束社会关

[24]系。”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Newton认为：“良好社会资本蓄积是有效政治系统的前提条件，这能建构政治资本，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不必然产生高水平的政治资本，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任

会交换的过程———它可能以纯粹自身利益的形

128

政江治苏社学会研科学究

何地点都是这样。”他拿芬兰和日本做例证：“尽管它们的国会信任水平很低，但社会信任水平很高。”“与芬兰一样，日本是一个政府信任很低的

[25]

日益增长的社会资本。”国家，但它有很高的、

和权利关系得以凸显，成为影响他们政治信任的主要变量。他们对政治生活越来越挑剔，对权威尊重日益削弱，增强了对民主的支持，用更高的标准评判政治体系，体系又往往难于满足这种需表现于各个方面，求。政治不信任因此应运而生，

“公众的信任正在衰落，不仅表现在关键的政府警察、公共服务和武装力量，而且机构，如国会、

[29]

也体现在政党、教会、教育系统和新闻媒体。”

三、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

政治信任之所以在1970年代以来才得到学理关怀，其个中缘由除上述学理资源外，这一时期遍布世界各国的政治信任危机也促使人们从学理上深入全面地思考政治信任及相关问题。根据结构主义，政治信任危机既可能来自于公民自身（主体），发生于政治体系（客体），也可能形成于公民与体系的沟通环节（介体），当然信任环境（环体）的改变也会引发政治信任危机。

1.批判型公民的成长

作为一种心理倾向，

政治信任的主体是公民。公民的本质是一种身份或资格，它规定着公民与政治体之间的利益、权公民资格的两极———公力和权利关系。逻辑上，

民与国家的关系应保持适度张力，这是承载政治信任的重要平台，过分强调哪一极都不利于政治信任的建构。近现代以来公民身份的普及赋予了公民与政治国家的对话能力，提升了公民的自主性。二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批判型公民

[26]

（criticalcitizens)”的成长挑战着政治权威，严重

批判型公民的成长导致了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失衡，实质是权利和责任关系的断裂，结果造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间信任关系的危机。因此，当代西方学术话语中，各种政治立场的观点都一致认为“增强公民责任”是一个紧迫的任务[30]。当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批判公民的成长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推动政治深度发展，造就更高层次政治信任的动力。

2.福利国家的发展与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

是最一般意义的政治信任对象。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其功能发挥影响着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政治信任的状况。20世纪初特别是194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兴起与成长，深刻地改写了近代西方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但长期没有得到人们关注的是，福利国家的兴起、成长和走向危机的过程同样是公民与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嬗变的过程。

这种嬗变的内在逻辑：首先是利益关系。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政治信任关系走向的根本因素。福利国家的术语“集中描述了一系列旨在通过国家投资，按照需要并通常是免费地提供诸如健康、教育等基本服务的社会政

[31]

。“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政府保护每一个公民策”

[32]

获得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教育。”

消解了公民的政治信任情感。

批判型公民的成长与文化变迁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很多国家走向到了工业社会的鼎盛期，并逐步迈向后现代社会。这带来了文化的变迁。英格尔哈特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诠释了这种变迁，认为与这种价值观一起成长起来的批判型公民是引发政治信任危机的重要根源。他的研究发现：“与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公众相比，发达工业社会的公众对他们领导者和政治机构表现了很大的不信任。这反映了一种事实：经济发展渐渐地带来了基本价值观的隔代变化。当这一点达到大多数人把生命的存续（physicalsurvival）作为想当然的事情时，大多数的后物质主义者开始出

[27]

现。”后物质主义者，即批判型公民虽然物质利

一系列福利政策的推行，大大降低了公民的社会风险，保障了其利益的实现。广大民众因此从政治体系的输出中获得了较大的利益满足，对那些有过经济大萧条经历和难于从自由市场竞争中获取利益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应该说，福利政策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其次是权力关系。与以前的“守夜人”政府相比，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的推广，福利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呈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其公共权力总量也大大增加，原先属于公民社会和个体公民“私域”的私权力也大面积地转化为国家和政府的公权力。而且，增加后的公共权力配置与分割的天平同样偏向了国家和政府的一方。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公民的政治无力

益得到了保障，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因为其利益向纵深发展，诉求日益多样化，而政治体系又难于满足丛林化的利益诉求。这种对政府持续走高的期望，“已造成了政府‘超载’———一种情势，这种情势下公民要求政府解决政府难于解决的问题，要求政府做比政府能做的更多事情

[28]（更多不可协调的事情）。”而且，在利益得到保

障的情况下，批判型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权力

129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

感，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的增加，无论在个体公民层面，还是对政体回应性认

[33]知来说，都会推动公民的‘散布性’支持。”相反，

[38]

，造成西方民主危机的原因在于民主自十年”

身运行机能的失调，或者说是民主体制内平等主义因素膨胀造成政党体制等民主机制的衰败，政党难于很好履行其联接体（lingkage）的功能，挫伤了公民的政治信心与兴趣。应该说，这种解释具有相当合理性。不过，这种民主危机的深层原因可归为代议制的困境，因为二战以后个人权利

[39]

“内在悖论”，使意识的高涨激活了代表观念的

则会导致政治信任的流失。再次是权利关系。现代福利政策确实保障了公民诸多权利，但Nye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政府范围的扩张已侵入到私人生活领域，成为解释当前美国公众对政府不满的一个原因[34]。由于对政府能力的过多寄予，导致现实公共权力的扩张极大地挤兑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空间，严重地影响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态度。这就是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对福利国家批评的症结所在。

20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严重危机[35]。随之而来的是右翼保守派在西方政“政府再造”工程，推动了坛的迅速崛起，实施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但福利政策的裁减折损的是大多数公民的基本利益，因此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持续走低。一项关于欧洲公民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公民赞成通过改革阻止福利制度进一步扩张，但不赞成缩减当前福利国家

[36]

总体规模的改革。”这是因为，“个人福利国家的[37]经历影响着政治信任”。

代议制难以胜任表达和综合公民利益诉求的基本功能，遭受了公民信任危机的考验。这具体表现为：代表选举中参选人数屡创新低，以多票当选的获胜者在事实上难以代表选民绝对多数；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的极端多元化，使得代表们很难清楚地知道该代表谁。不管原因如何，与“三国家民主危机相随的是信任的危机。如Pharr边”

等人认为《民主的危机》揭示了一个主题：“三边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日益衰落的公

[40]

共信任。”

其次是“第三波”国家的民主危机。根据亨廷顿的描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象“滚雪球”一样，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先后蔓延至南欧、拉美、亚洲和共产主义世界。然而，民主化的启动显得容易，民主化的坚守则相当困难。事实表明，与这些国家民主化相伴随的是政治生活中的信任危机。如Lovell对中东欧国家民主化的研究认为：从程序角度看，过去十年间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多党制、自由定期的选举和非暴力的政府度—

轮换———已经在很多国得到确立。但与英美等国家相比，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水平总体偏低[41]。在俄罗斯，公众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公众都不信任其社会机构，尤其是政治机构。没有一个机构能够赢得超过40%-50%的信任[42]。政治信任式微反映了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后蜜月（post-）时期幻想的破灭。其原因很复杂。就honeymoon

民主政治成长看，这是因为，新兴民主国家在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中，会碰到转型问题、情境问题和体制问题。它们又往往难于驾驭民主

[43]

政治所固有的“三重悖论”。这种新旧政治转换

3.民主政治危机的两张“面孔”现实公共

政治生活中的代议政治、政党政治、集团政治、大众传媒等都可视为现代民主的组织形式或政治机制，正是通过它们，公民的利益诉求才得以表“输入”至政治体系，而政治体系的“输出”大达或

多也是通过它们才得以实现。因此说，作为桥梁和纽带的这些沟通环节和传输机制，对于维系政治过程中公民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建构有序的民主政治和塑造公民的政治信任，其作用无可替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的民主政治危机深刻地反映了这些沟通机制运行中的深层问题，挑战着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投入。不过，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三边”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民主政治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具有两张“面孔”：其一是“三边”国家的民主危机，其二是“第三波”国家的民主危机。前者反映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危机，后者体现的是民主化进程中民主成长的危机。但与两种民主危机相伴随的都是政治信任危机。

首先是“三边”国家的民主危机。1975年由克罗齐等人向三边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认定了三边国家的民主危机。报告认为1960年代是“民主浪潮的十年，也是民主平等主义重新得到确认的

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打破了许多民众已有的政治信任逻辑，侵蚀了他们的信任心理。

4.全球化的深度扩展

全球化进程的深度

扩展不仅改变了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而且深入至民族国家内部，大大地改变了民族国家机体内长期建树起来的是公民（臣民）对国家认同和信任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成为制造政治信任流失的重要变量。这对于那些仍没有完成国

130

博泰典藏网btdcw.com包含总结汇报、计划方案、出国留学、高中教育、行业论文、旅游景点、自然科学、医药卫生、教学研究、高等教育、农林牧渔以及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_上官酒瑞等内容。

本文共2页12

  本文关键词：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64071